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部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存在阻碍作用；工业化对中部地区城镇化作用不显著，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城镇化”是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最后，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提出深化城镇化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文章以2005～2014年我国30个省（市、区）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灰关联和熵权法对我国区域科技进步环境、高新技术产业化与积极发展方式转变进行测评，研究显示我国三系统的协调度10年期间增长了13%，仅有5个地区属于中度及以上协调发展型，各地区在实现类型升级后再度突破较难，三系统协调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汽车产业是一个传统行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开始对汽车产业的涉足，为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会，这使得信息技术产业与汽车产业呈现了耦合的态势。尽管在制造、售后等环节我国汽车制造企业与国外汽车制造企业的差距正在逐年缩小，但是在产品开发、智能制造等环节，依然是目前我国汽车企业最为薄弱的环节。按照产业耦合理论，我们将两个产业的耦合程度，按照由弱到强的关系，分为无耦合、低度耦合、中度耦合、高度耦合四个阶段，本文将通过信息技术产业与汽车产业的数据，对二者的耦合程度、可持续发展性进行全面研究，以便达到为我国汽车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的耦合找到可行路径的目标。

本文通过重构产业创新系统模型，从制度环境，创新网络和知识技术3个方面对中丹两国的风电产业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中丹两国的风电产业均是政策引导式的发展，但丹麦的发展模式却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基础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成功可以归结为技术、经济、组织以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尚未形成完整的风电产业创新系统，各行为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和知识分享网络，相对分散的创新主体难以集成发挥协同效应，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金融包容的融入，使中小企业或个人能够获得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资源，扶持创业创新发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本文基于1995～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深入探讨金融包容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包容与产业结构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在不同分位点上金融包容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随着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金融包容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逐步凸显。经济增长、教育发展、财政支出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均对产业结构转型具有促进作用，而过多的物质资本投入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

创新资源是支撑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创新资源协同主体的行为对创新资源协同起到重要作用，在对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科技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和协同方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作为博弈主体在有无其他协同主体作用情况下的动态演化过程，并找出在各个主体参与下影响两方长期协同稳定的因素，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国民经济中九大门类行业相关数据，将度量行业信用风险的CCA方法加以改进，并构建正则藤Copula模型，揭示了样本行业间信用风险的非线性相依结构及信用风险传染路径。实证结果显示：各行业信用风险水平不一，但都较好地拟合了实际经济；任意两行业间无条件信用风险大多表现为下尾相关性，但条件信用风险的尾部相关性总体较弱；国民经济行业体系中存在加剧和减缓行业信用风险传染的“风险催化行业”和“条件隔离行业”。最后，提出了有效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的措施建议。

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协同技术创新对高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生产过程的提升作用。同时，通过实证研究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技术企业和传统企业之间的技术互补和资源互补对高技术企业和传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都有着积极显著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双边市场一方用户群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在垄断市场情形和单归属（接入）寡头垄断市场情形下对双边市场平台定价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寡头垄断情形下，消费方和厂商的接入费用和其本身对质量的敏感程度及质量成本系数相关，平台具有鼓励符合条件的用户接入平台的动机。在单归属的寡头垄断情形下，平台之间的厂商无质量差异时，平台倾向于定高价以获取由商品质量引起的双边市场的剩余价值，而消费者和厂商均没有提高商品质量的要求和激励；在寡头平台之间的商品或服务质量差距小，质量信息不透明时，优势平台会随着质量差距扩大而提高厂商的接入费用，其消费者的数量也会增多；若质量信息透明，质量劣势平台为了保持市场份额，其价格与另一寡头平台的消费者市场的接入费用差距与质量差距成正比，而在厂商市场的接入费用差距与质量差距成反比。

为了解决回收产品再制造成本增加甚至难以进行再制造的难题，制造商在产品生产的前期就要考虑后期再制造活动的可实施性，即考虑可持续性设计。在考虑可持续性设计情况下，本文针对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经销商构成的两级闭环供应链系统，分别建立经销商从事再制造和制造商从事再制造两种模式下的差异定价模型，得到了相应的最优定价策略，并主要针对可持续性努力程度，讨论其与各个最优决策变量、产品单位成本及可持续性努力程度系数之间的关系。研究给出了可持续性努力程度分别对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最优中间价、最优销售价、最优销售量及最优利润的影响，同时论证了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单位成本及其可持续性努力程度系数分别对可持续性努力程度的影响，并对经销商从事再制造和零售商从事再制造两种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

本文依据新经济地理理论——知识的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海峡西岸经济区20地市的知识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各地市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知识溢出及经济增长效应。建议通过加大资本投入、并对较落后地区采取适当倾斜的政策来缓解资本存量的负向区际效应；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并积极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引导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在吸引外资方面应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优惠政策和竞争政策，以减少区际之间的盲目竞争及重复建设。

本文以2003～2013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人力资本流动与集聚进一步影响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更加有利于大城市TFP的提升；（2）融入人力资本分层集聚及其与交通基础设施的交互作用同样促进作用显著，并且有利于大城市TFP的提升，而不利于中小城市的TFP的提升；（3）经济越发达，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4）信息化水平与交通基础设施替代作用明显，中小城市的替代作用更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现有金融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本文从金融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基于全国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简单线性关系的结论，金融结构调整应有合理的范围，当金融结构在其范围内变化时，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当金融结构的调整超过合理范围时，金融功能的负作用会逐渐增强，当负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我国各省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发展情况和自然禀赋，选择合适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在制造业“新型化”五维评价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多种均值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偏好比率法，信息熵组合赋权和灰色关联投影法综合评价模型，对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水平和制造业的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资源节约能力、环境保护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做全面的比较和评价。结果显示，从纵向看，“十二五”期间，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程度稳中有增；从横向来看，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水平呈阶梯状分布，省域之间差异较大，且制造业“新型化”五维层面统筹不协调。最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第三方物流企业日益重视供应链竞争，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不能准确客观的对供应链环境下的物流成本进行计算，更无法合理分配碳成本。本文运用作业成本法，基于整个供应链以真实成本核算为导向选取碳排放成本指标，将其作为独立模块纳入成本核算系统中，便于企业掌握准确真实的成本信息，进行成本控制，做出成本决策。

随着城市环境的恶化，城市低碳交通建设迫在眉睫。本文从土地利用角度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与土地利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得出城市交通低碳发展的两种策略，并以长春市为例，对两种策略方案进行了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增大土地混合利用程度均能使交通碳排放减少，而且增加土地多样性程度的实施效果要优于土地利用强度的提高。

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构建一元回归估计模型以及自向量回归VAR模型，研究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用，本文研究认为：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存在动态关系，环境规制是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环境规制投入赶不上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需求，造成各类能源碳排放不断增加，在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是显著性的，未来我国政府必须加强政府环境规制的投资额度，更要加强环境规制投入的力度，综合利用国家规制手段，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对我国外向型企业的进出口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汽车行业影响深远，而汽车零部件的进出口额远远多于汽车整车，因此本文选择41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和回归分析，从而研究人民币升值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盈利能力以及营运能力有显著正影响，而对企业成长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从中小企业综合实力、核心企业资信状况、融资项的资产状况、供应链关系状况及宏观经济环境五个方面初步构建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指标体系，并通过专家打分法、相关性分析及鉴别性分析等方法解决指标体系中存在的非重要性及指标内容相互覆盖的问题，得到具有全面性与可操作性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小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级，解决以往学者采取评级方法时具有的主观性缺陷；实证研究以汽车行业为例，得出在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下60%中小企业信用等级将得到上升的结论，有助于从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角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