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是中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指标测度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2011～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密度估计法以及Moran's I全面探究并验证了新质生产力对不同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的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相比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占新质生产力比重更大。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洼地，并且地区内新质生产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与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且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促进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本文为如何捕捉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化特征以及生产关系如何更好的引导新质生产力能效发挥提供了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把这种认识推向了全新的高度。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选择，对于重塑东北地区经济格局、构筑核心竞争优势意义重大。本文回溯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概括了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表征，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以新质生产力建设促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理论逻辑和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针对东北特色实践提出了数字经济时代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路径。本文既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脉络，也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熵权法构建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明晰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绩效,引入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效应和研发效应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是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本文重点考察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细分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维度，其效果同样显著；(2)就机制而言，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至少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改善政府效率双渠道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和“一带一路”投资指南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的影响相对更显著。基于此，本文从构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无疑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13~2022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并引入技术创新和碳减排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新型城镇化水平低的省(区、市)与中部地区提升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和碳减排是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传导机制；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因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呈现出先正后负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红利，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金融已然成为新时期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1年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度制造业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分析数字金融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在经过剔除异常数据与内生性处理后该结论依旧成立;选取技术创新和企业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分别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调节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监管对数字金融与供应链韧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在数字金融背景下提升供应链韧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并通过多重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旧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金融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二者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的政策建议,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从总体视角研究了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于企业融资决策的动态影响,从个体视角研究了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视角,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恢复阶段,企业偏好内部融资;在扩张阶段,企业偏好债权融资;在衰退阶段,企业偏好股权融资;在紧缩阶段,企业偏好短期债权融资。从个体视角,宏观经济环境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托宾Q和内部现金流来影响企业的债权和股权融资。宏观经济环境对于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也会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融资约束的不同存在差异。本文提出,建立多层次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采取精准匹配的信贷政策、推出更多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人力资本是重要的新质生产力。Z世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以要素和协作两种形式创造新质生产力。本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以劳动为变量的生产力跨期模型,根据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和“三新”经济统计数据有关内容,构建劳动“能力-意愿”评价指标体系,并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结果中提取劳动相关指标数据,将其代入生产力跨期模型比较不同世代群体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结果显示:在能力维度方面,Z世代群体具有更多高等学历受教育程度经历、更多参加专业领域内职业技能培训、更高频次使用互联网进行商务和工作、更高比例从事专业技术和新兴产业工作等高质量人力资本特征,以要素形式创造更多的新质生产力,并通过“七普”数据、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现状和信息产业就业情况等证据给予证实;在参与创造新质生产力意愿方面,Z世代群体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服务参与热情,但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水平偏低,这可能会降低劳动的协作生产力。最后,从能力和意愿两方面给出Z世代群体创造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本文利用新能源示范城市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21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能源转型政策如何影响碳排放。研究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降低碳排放的效果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技术创新是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实现碳减排的主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降低碳排放的政策效应在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FDI流入低及城市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能够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新能源政策实施及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扩容提供了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R),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正向空间溢出会显著提升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3)机制识别发现,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工智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策略的外在驱动力,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本文采用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探究了CEO学术经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学者型CEO所在的企业ESG表现更好,且CEO学术经历对环境(E)、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这3个维度的促进作用均显著。机制检验表明,CEO学术经历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提高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压力和国企性质能够正向调节CEO学术经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ESG的影响因素研究,为企业聘任合适的高管人才、提升ESG表现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围绕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和综合指标来构建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和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示法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将各指标集合进行可视化呈现;同时运用QAP模型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结构分解和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整体上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各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均值>长江中游>西南地区>黄河中游>东北>西北”的梯度格局;(2)新制造和新服务指标的提升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3)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八大地理分区存在绝对俱乐部收敛,在影响因素的扰动下大部分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表现为加快速度收敛。

本文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合作文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及经济后果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合作文化对组织韧性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2)在合作文化的约束和激励下,企业的创新效率、创新质量和知识宽度能够得到有效提升;(3)企业创新效率、创新质量和知识宽度的提升,能够为企业在面临危机时进行抵御和变革提供支持,增强组织韧性的稳定性与灵活性;(4)企业创新的效率、质量和多样性在合作文化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5)组织韧性的灵活性与稳定性还会进一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2003~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构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探究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与传导机制。结果显示:(1)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非都市圈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显著,但都市圈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有所减弱且溢出效应不显著;非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不显著;(3)技术创新通过节能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对城市绿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宜在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建立地区协作机制、发挥都市圈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方面重点发力,以促进全区域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段。

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2012~2022年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该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本文发掘了高铁开通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和投资者实地调研次数的增加是高铁开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内在机制。本文研究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信息传播和推动资本市场有效性方面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19年开始施行的医药集采政策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考察这一政策对制药企业的研发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医药集采政策使医药流通环节的市场竞争变得更加透明和充分,分别通过研发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了制药企业的研发效率。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由于研发的规模效应,集采对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弱、客户集中度高、规模小的制药企业中更为明显;而由于研发的竞争效应,这一作用对于创新药企业更为明显。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能源效率提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四化”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1~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机制、特征和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及各维度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总体效应为正，其中产业数字化促进作用最强，且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门槛，呈现中间波动但总体促进的“N”型特征；(3)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能源效率，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跨越数字经济的第二个门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提升的共赢。

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力。本文使用2011~2021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识别其中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较强的警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能同时推动本地与空间关联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这一作用在长期与短期均显著,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会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差异与创新绩效差异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扩大绿色技术创新规模、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来改善本地绿色发展效率,而其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阶段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向引导来实现。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多种计量技术,实证检验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企业产权性质和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强化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风险投资持股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经营风险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的研究开拓了从股权视角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思路,对于推动企业加快融入数字化时代,拥抱数字场景新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企业ESG表现日益受到关注，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是否会影响企业ESG表现？本文选取2010~2022年上市企业年报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促进了企业ESG表现；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企业成本的渠道影响企业ESG表现，其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中间消耗成本和税费成本，有助于企业ESG表现，也会增加企业资本成本和其他成本，进而抑制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规模、盈利企业的ESG表现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表现存在倒U型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极值前后对企业各项成本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据此，本文提出促进企业ESG表现的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2)劳动力流动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两种机制;(3)"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中更强;(4)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向调节"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本文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同中国制造业进行匹配数据,并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2001~2021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行业TFP及其变化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制造业TFP变化率的影响则呈现出“U型”关系。就异质性而言,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对制造业TFP及其变化率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在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作用并不明显,金融危机前GVC参与度对TFP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会通过提高外资利用度来促进制造业TFP;TFP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贡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利用全球价值链国际参与度变动促进中国制造行业TFP提升的政策建议。

本文将数字经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三者置于统一框架，构建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呈现倒“N”型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实现“节能”与“减排”双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维度的检验发现，数字产业化通过数字产业在地区间的布局和对要素吸引力改变产业集聚程度影响碳排放强度；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各个行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能源强度影响碳排放强度。本文为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成长的密码,也是构建新时期经济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本文基于产业协调、产业融合和产业绿色发展3个维度构建了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了2011~2021年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时间演进特征、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和收敛性。研究发现: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表现为东、中、西逐次递减的分布特征,增速则显示与排序相反的分布状态;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有明显的改善趋势,全国及东、西地区的基尼系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出现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的演进态势;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核密度曲线分布特征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升,存在一定的极化趋势,但绝对差异逐步缩小;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整体上升,绝对差异有缩小态势,无极化现象;同时不同等级的地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降级和跃迁的可能性较小。

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有力支撑，也是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正向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且随着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驱动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传媒服务业和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能推动东、中部地区、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非国有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提出多管齐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路并进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因地制宜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希冀为提高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相关理论经验。

数字经济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13~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Citespace构建初步评价模型,随后运用R聚类和变异系数筛选指标,最终确定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NCA和fsQCA方法,探索数字经济六大因素驱动共同富裕的组态机制。结果发现: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呈向好趋势,但整体处在中等水平且地区间差距较大;单一数字经济要素均不是实现高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驱动高共同富裕愿景的组态中,数字经济效益水平和数字环境发挥着关键作用,协同其他要素相互作用构成“水平-环境主导下的双规模驱动型”、“水平-环境主导下的基础能力双驱型”、“水平-环境主导下的程度规模三驱型”、“水平-环境主导下的程度能力三驱型”4条路径。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逆全球化发展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物流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即“两业融合”),国内外学者也积极针对两业融合政策展开了相关研究,但既有研究缺乏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国家发改委等出台的《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政策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国2018~2022年的614家A股上市的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通过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对该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得到3个方面结论:(1)“两业融合”政策对我国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的绩效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2)由于组织惯性等原因,“两业融合”政策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3)在影响的异质性上,尽管有组织惯性作用,但“两业融合”政策对规模较大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好,对规模较小企业的促进作用反而不明显。在所属行业上,“两业融合”政策对制造企业的促进作用比物流企业更大。在地区差异上,“两业融合”政策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显示出经济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两业融合”的有关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客观上要求科学测度绿色GDP中碳减排的阶段性和有效性。本文基于情景分析技术和绿色GDP核算理论,测算了我国绿色GDP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加入WTO后,中国参加全球碳减排治理进入新阶段。Ⅰ阶段(2002~2012年),中国为全球碳减排治理的被动接受者,Ⅱ阶段(2012~2030年),中国为全球碳减排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以上两阶段可进一步细分为:Ⅰ.1阶段(2002~2008年),碳排放爆发阶段;Ⅰ.2阶段(2008~2012年),碳排放空中加油阶段;Ⅱ.1阶段(2012~2020年),碳排放降速换挡阶段;Ⅱ.2阶段(2020~2030年),碳达峰阶段;(2)只有在低碳排放情景下,我国方可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在低碳排放情景下,技术进步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关键,实现绿色转型需要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合力发挥作用;(3)新时代碳减排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以零碳电力发展为目标的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其中,建立高耗能半导体产业与新能源产业链、创新链的高效耦合机制尤为重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是我国建设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本文利用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技术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时空异质性分析发现,自2016年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东部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强。据此,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内生动力;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立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通道,缩小各地区发展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本文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机制检验表明,员工持股计划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媒体关注度越高以及所处行业竞争度越高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本文在理论上为提供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企业环保行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行为;从渠道机制来看,机构投资者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分析师关注度促进企业环保行为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改善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机构投资者持股在西部地区和高股权集中度的重污染公司对企业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企业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财务排斥是阻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而金融科技的发展为缓解这种财务排斥提供了新型工具。本文基于金融科技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在发展水平的双重视角，从企业融资的外部约束和内部能力的双层渠道，探究了融资渠道在金融科技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部金融科技发展环境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而内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作用渠道是提升企业内部融资能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动态创新决策提出极大挑战。本文利用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以及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调整幅度； （2）高管风险感知反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 （3）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相对较小。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则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的研究视阈，深化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背景下企业创新投入调整行为的理解。

积极推进多元投融资机制,合理布局制造业集聚区对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尤为重要。在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运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2006~2021年黄河流域能源环境效率,通过空间Tobit杜宾模型研究制造业本文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探讨异质性投资的作用。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邻地的制造业集聚对本地的能源环境效率具有正U型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的关系中,内资存在倒U型影响,港澳台投资发挥着正U型作用,外资存在正向的线性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游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存在正U型关系,中游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下游制造业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供应链金融有着复杂的风险性,而区块链天然的具有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因此与供应链金融高度耦合。然而区块链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如可能造成商业信息泄露,维护和建设成本高等。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融资,构建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对比区块链引入前后系统稳定均衡的演化情况,分析了区块链解决供应链金融风险的作用效果,探究了区块链分别在欺诈风险与经营风险主导下帮助双方实现互信均衡的必要性。研究表明:(1)区块链通过提高中小企业伪造应收账款进行骗贷所需的成本来化解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中的信用风险;(2)当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欺诈风险时,区块链能显著改变系统演化的方向和路径,使得中小企业均能够快速和金融机构达成金融机构贷款,中小企业守约的稳定均衡;(3)当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经营风险时,由于供应链的内部调节机制会中和部分风险,所以当该风险主要来源于中小企业内部时,是否推动链上企业上链需要根据风险的大小具体决策。

本文以2008~2021年A股高科技行业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稳定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在供应商集中度越高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供应商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经营风险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是分地区来看,主要在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在供应商集中度不同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差异性,也为企业进行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