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是中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指标测度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2011～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密度估计法以及Moran's I全面探究并验证了新质生产力对不同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的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相比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占新质生产力比重更大。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洼地，并且地区内新质生产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与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且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促进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本文为如何捕捉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化特征以及生产关系如何更好的引导新质生产力能效发挥提供了参考。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人力资本是重要的新质生产力。Z世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以要素和协作两种形式创造新质生产力。本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以劳动为变量的生产力跨期模型,根据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和“三新”经济统计数据有关内容,构建劳动“能力-意愿”评价指标体系,并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结果中提取劳动相关指标数据,将其代入生产力跨期模型比较不同世代群体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结果显示:在能力维度方面,Z世代群体具有更多高等学历受教育程度经历、更多参加专业领域内职业技能培训、更高频次使用互联网进行商务和工作、更高比例从事专业技术和新兴产业工作等高质量人力资本特征,以要素形式创造更多的新质生产力,并通过“七普”数据、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现状和信息产业就业情况等证据给予证实;在参与创造新质生产力意愿方面,Z世代群体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服务参与热情,但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水平偏低,这可能会降低劳动的协作生产力。最后,从能力和意愿两方面给出Z世代群体创造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围绕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和综合指标来构建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和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示法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将各指标集合进行可视化呈现;同时运用QAP模型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结构分解和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整体上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各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均值>长江中游>西南地区>黄河中游>东北>西北”的梯度格局;(2)新制造和新服务指标的提升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3)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八大地理分区存在绝对俱乐部收敛,在影响因素的扰动下大部分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表现为加快速度收敛。

作为传统生产力蝶变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重点产业全链条数智化改造升级的核心动力,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种计量模型,对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可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正向促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南方地区、小规模产业地区中,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本文以2011~202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深层逻辑,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满足了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条件;(2)不同特征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异质性,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有利于提升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企业、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这有助于企业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并助力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3)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两个渠道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底层支撑,而管理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企业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财务排斥是阻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而金融科技的发展为缓解这种财务排斥提供了新型工具。本文基于金融科技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在发展水平的双重视角，从企业融资的外部约束和内部能力的双层渠道，探究了融资渠道在金融科技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部金融科技发展环境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而内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作用渠道是提升企业内部融资能力。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在我国各地区的水平和差异状况对于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0个省(区、市)2012~2022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基尼系数分解结果显示,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整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本文还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演变特征,发现区域间生产力水平差异正在缩小,表明我国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进一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发展,本文提出了加强科技创新支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注重人才培养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大国竞争不断升级,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大了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旨在促进前沿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抢占制高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式改革,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和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亟须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3个方面来阐释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共同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内在逻辑,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立足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视角,在系统梳理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利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可显著推动共同富裕,该结论经过诸多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科技创新水平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根植于此,提出应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差异战略,加快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质量三个方面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企业所有权性质、规模特征以及产业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非实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举措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在推进企业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同时,势必也会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发起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企业绿色专利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作用机制表明,成本节约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在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在东、中部地区、非重污染和低财政激励企业组表现的更加明显。本文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微观层面人工智能的绿色创新效应的文献,也能为政府和企业如何改善绿色创新提供启示。

本文选取2011~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并探究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因素。实证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资金约束、强化管理者能力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上升。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处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弱地区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为制定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建设的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5个内涵特征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客观赋权法对2011 ～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考察了全国及四大区域现代化水平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结构来源。研究发现：全国现代化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区域现代化水平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及东北部最低；核密度曲线从三峰变为两峰，地区极化现象明显减弱；全国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造成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人口规模差异是全国现代化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文明协调、共同富裕差异的贡献也相对较大，而和平发展差异是最小来源，各维度差异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

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境数据流动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催生各地区构建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RCEP成为我国首个纳入放松跨境数据流动和限制数据本地化条款的区域贸易协议，标志着我国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上放松了对数据跨境流转的限制。然而政策层面上支持数据跨境流动是否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当前学者鲜有涉猎。本文以RCEP的签订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广义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合规成本和生产效率两个渠道量化跨境数据流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数据流动显著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大于策略性创新，而管理层拥有ＩT背景、企业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创新溢出；机制分析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来增强企业创新产出和效率，但是通过企业合规成本渠道只能提高创新产出而不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本文首次利用广义双重差分方法测算跨境数据流动的创新溢出效应，为我国未来制定更高标准的数据流动规则以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渠道主要是加剧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不是缩减产出规模，同时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2）该政策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深化过程对劳动生产率也会产生影响；（3）绿色信贷在市场集中度更高以及技术偏向较低的企业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企业更强的偿债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本文为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分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公司治理是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基础,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有公司治理效应,有助于厘清试点政策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试点政策打破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博弈均衡,需要对高管薪酬契约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使企业调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在高碳行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业绩,为了提高企业绿色转型的内部动力,企业做出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决策。研究还发现,试点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可能性更高,并且那些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试点企业会有更多的绿色创新和更好的ESG表现。本文是对研究试点政策效果文献的补充,也能为如何激发企业环境治理的内部动力提供启示。

共享型经济的发展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和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的110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将数字经济纳入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框架,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呈明显的收敛态势,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收敛,且这一结论在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及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2)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3)从空间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促进作用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影响最大,中游城市次之,下游城市最小;(4)从时间维度来看,2013~2022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的收敛速度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且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缓冲期,2016年以后其促进作用才显现出来。

产业链现代化是党中央的重大谋划和战略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任务。关于如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1）本文从多个方面寻找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因素； （2）利用随机森林模型识别各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程度，找出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较大的要素； （3）利用偏效应模型揭示不同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效应，探究各地区如何依据自身状况找到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 （1）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要素包括社会需求、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4个部分； （2）不同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贡献处于不同阶段，科技创新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最大，资源禀赋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最小； （3）不同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投入要素的发展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产业链现代化进入最优区间的路径不尽相同。

新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要素革命性突破、产业结构转型性升级孕育出的当代新型先进生产力。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作用。本文基于我国2010~2022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如何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进而孕育新质生产力。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赋能功能和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吸引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吸引外来投资较多和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城市中,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同时有助于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启示,从而有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创新。

本文从新劳动者、新生产资料和新劳动对象3个维度,共25个子指标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运用AHP-熵值法-博弈论组合赋权法对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Moran's I指数和收敛模型对我国及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演变格局和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在各个地区不断提升,尤其是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和中、西部地区。而从区域差异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在各地区不断扩大,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在空间演变方面,各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具有空间集聚特性,但集聚效应在逐年减弱。在收敛性方面,全国和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并未表现出σ收敛,但存在β收敛,其中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最快。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化、智能化是引领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从数字化和智能化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数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 ～202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智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智经济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共同富裕。在区域经济发达程度较低时，数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妨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但这种抑制效果将进一步削弱，直到区域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数智经济发展才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同时，数智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高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因此，各地区应加快数智经济发展进度，使数智经济的建设更有效地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

现有关键技术攻关相关研究尚未深入揭示高管团队如何引领企业实现高难度的技术创新目标。本文运用动态管理能力理论提出,综合高管团队的管理认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3种维度的动态管理能力是影响关键技术攻关的重要因素,由此构建理论模型开展研究并考察跨界整合创新的中介作用,得到以下结论:高管动态管理能力显著促进关键技术攻关,而跨界整合创新对此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合理地解构出高管在关键技术攻关中发挥作用的影响机制,深化了关键技术攻关影响因素之间关联机制的理论认知。同时,本文的创新性研究方法为未来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其实践意义在于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突破过程中高度重视打造有动态管理能力的管理团队。

伴随低碳经济发展，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逐步成为企业缓解环境规制高压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2005～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该结论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由机制检验可知，低碳试点政策通过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金融发展推动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完善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因企制宜”出台扶持政策、强化绿色金融支持力度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助益。

本文选取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供应链关系型交易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供应链关系型交易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而这一效果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和加剧经营风险两条路径得以实现。上述二者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在重污染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作用效果更明显，而相较于客户来说，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对绿色创新危害性更大，且供应链关系型交易对绿色实质创新更具消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与分析师关注负向调节了供应链关系型交易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缓解了供应链关系型交易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更为发展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环境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 （1） 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2） 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 （3） 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亟需提高碳排放效率助力实现碳达峰目标。低碳能源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手段,具有减排和提率的双重潜力。为此,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6个城市的数据,从空间溢出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低碳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其作用机制及异质性。主要结论表明:低碳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科技支持能扩大低碳能源技术创新的减排提效能力;西部地区的低碳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性;核能和水能技术创新对当地碳排放效率提升作用最明显,地热能和生物质能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显著。

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应对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气候风险感知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气候风险感知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人工智能创新产出。机制检验表明,气候风险感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金融化水平,进而推动企业的人工智能创新。调节分析表明,提高组织韧性能够强化气候风险感知与企业人工智能创新产出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较高的媒体监督压力则会抑制这一关系。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国有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中,气候风险感知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企业应对气候风险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填补了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研究空白,为加快构建气候风险管理和防范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生产和贸易对于全球经济具有全局性的重要影响。本文综合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主要国际能源贸易产品,构建国际能源贸易网络,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国际能源贸易网络的韧性进行测度分析,并对3类能源产品贸易网络中全球十大经济体的抗冲击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韧性角度看,国际天然气贸易网络的综合韧性较低,国际石油贸易网络的综合韧性中等,国际煤炭贸易网络综合韧性水平最高,这说明国际煤炭贸易网络在受到冲击时的破坏影响较小,网络结构稳定性较好。天然气国际贸易网络主要依赖少数核心国家支撑,网络韧性水平较低。从动态韧性角度看,中国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中的中转能力与扩散能力都表现出较好水平,在能源贸易网络节点抗干扰性表现分层中几乎都处于第一或第二层。最后,根据国际能源贸易网络的韧性特征,提出加大中国、中亚和西亚间的油气管道建设以及建立中国-中亚-西亚能源经济圈的对策建议,以进一步保障中国能源供应链安全。

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而金融科技作为银行数字化运营的新兴手段,对传统金融体系融资规则的改善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赋能企业绿色发展。本文以2013~2022年商业银行和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实现质和量的双重增长;且金融科技的促进作用在非制造业、中小企业、盈余操纵程度较低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信贷配置效应和信贷监督效应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金融科技既能够促进银行流动性创造、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释放企业绿色创新潜力;还可以强化银行监督效率、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最后,本文创新性地通过滤波模型识别企业投资峰值后发现,金融科技应基于企业投资动态进行针对性数字赋能。在企业投资高峰期,金融科技赋能力度更大,信贷配置效应和信贷监督效应更为显著。

本文以2013~2022年我国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活动显著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影响机制检验显示,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分析师关注从而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位于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以及国有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多维度研究结论为机构投资者能通过实地调研活动积极参与企业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完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强化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分为信息环境、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并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影响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信息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业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产出，为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环境保护税作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环境保护税法》的施行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使得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升9.51％，且这种促进效果大致呈上升趋势，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区域和企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及强环境规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环境保护税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ESG表现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论既完善了环境保护税在经济红利方面的评估研究，又为中国进一步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实施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形成差异化优势的重要手段,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推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学术界有关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作用机理缺乏探讨。为了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服务主导逻辑,构建从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到价值共创,再到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逻辑框架,采用383份来自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显著提高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价值共创的两个维度即互动合作、资源整合,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为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提高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符合新时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生产力"跃迁",亦是加速推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先棋手"。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对新质生产力、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且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高创新水平地区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拓展性检验发现,新质生产力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产生带动作用。由此,应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加速推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进程赋能蓄力。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平台经济逐渐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模式,其特性为实体经济的增长赋予了新的动能。本文采用2012~2022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平台经济是否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实证结果表明,平台经济能够显著地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数字普惠金融和财政分权度均能强化平台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上述因素在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当前我国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绿色生产力,是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考察新质生产力对碳福利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提升碳福利绩效,且该影响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制度环境良好地区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间接实现碳福利绩效增长;调节效应检验显示,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向调节了新质生产力对碳福利绩效的影响。因此,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逻辑支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将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促进耐心资本和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围绕"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碳市场的建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分析碳市场与化石能源市场间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规避碳金融风险，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家气候战略目标。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我国8个碳试点价格集成，明确试点阶段我国碳市场的整体发展规律，并通过VAR-GARCH-BEKK模型，进一步探究了全国统一碳市场建立前后碳市场与化石能源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试点阶段碳市场与各类化石能源市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单向均值溢出效应。然而，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初期，仅有部分发电行业参与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碳市场与化石能源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造成了二者之间均值溢出效应的下降。此外，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加剧了碳市场和化石能源市场间的风险传染，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政策体系，保障碳市场平稳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