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是中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指标测度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2011～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密度估计法以及Moran's I全面探究并验证了新质生产力对不同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的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相比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占新质生产力比重更大。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洼地，并且地区内新质生产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与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且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促进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本文为如何捕捉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化特征以及生产关系如何更好的引导新质生产力能效发挥提供了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把这种认识推向了全新的高度。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选择，对于重塑东北地区经济格局、构筑核心竞争优势意义重大。本文回溯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概括了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表征，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以新质生产力建设促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理论逻辑和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针对东北特色实践提出了数字经济时代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路径。本文既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脉络，也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是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本文重点考察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细分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维度，其效果同样显著；(2)就机制而言，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至少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改善政府效率双渠道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和“一带一路”投资指南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的影响相对更显著。基于此，本文从构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金融已然成为新时期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1年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度制造业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分析数字金融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在经过剔除异常数据与内生性处理后该结论依旧成立;选取技术创新和企业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分别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调节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监管对数字金融与供应链韧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在数字金融背景下提升供应链韧性的政策建议。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无疑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13~2022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并引入技术创新和碳减排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新型城镇化水平低的省(区、市)与中部地区提升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和碳减排是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传导机制；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因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呈现出先正后负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红利，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本文从总体视角研究了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于企业融资决策的动态影响,从个体视角研究了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视角,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恢复阶段,企业偏好内部融资;在扩张阶段,企业偏好债权融资;在衰退阶段,企业偏好股权融资;在紧缩阶段,企业偏好短期债权融资。从个体视角,宏观经济环境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托宾Q和内部现金流来影响企业的债权和股权融资。宏观经济环境对于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也会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融资约束的不同存在差异。本文提出,建立多层次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采取精准匹配的信贷政策、推出更多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人力资本是重要的新质生产力。Z世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以要素和协作两种形式创造新质生产力。本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以劳动为变量的生产力跨期模型,根据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和“三新”经济统计数据有关内容,构建劳动“能力-意愿”评价指标体系,并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结果中提取劳动相关指标数据,将其代入生产力跨期模型比较不同世代群体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结果显示:在能力维度方面,Z世代群体具有更多高等学历受教育程度经历、更多参加专业领域内职业技能培训、更高频次使用互联网进行商务和工作、更高比例从事专业技术和新兴产业工作等高质量人力资本特征,以要素形式创造更多的新质生产力,并通过“七普”数据、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现状和信息产业就业情况等证据给予证实;在参与创造新质生产力意愿方面,Z世代群体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服务参与热情,但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水平偏低,这可能会降低劳动的协作生产力。最后,从能力和意愿两方面给出Z世代群体创造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本文利用新能源示范城市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21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能源转型政策如何影响碳排放。研究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降低碳排放的效果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技术创新是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实现碳减排的主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降低碳排放的政策效应在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FDI流入低及城市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能够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新能源政策实施及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扩容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围绕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和综合指标来构建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和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示法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将各指标集合进行可视化呈现;同时运用QAP模型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结构分解和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整体上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各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均值>长江中游>西南地区>黄河中游>东北>西北”的梯度格局;(2)新制造和新服务指标的提升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3)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八大地理分区存在绝对俱乐部收敛,在影响因素的扰动下大部分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表现为加快速度收敛。

本文以2003~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构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探究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与传导机制。结果显示:(1)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非都市圈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显著,但都市圈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有所减弱且溢出效应不显著;非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不显著;(3)技术创新通过节能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对城市绿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宜在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建立地区协作机制、发挥都市圈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方面重点发力,以促进全区域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段。

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2012~2022年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该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本文发掘了高铁开通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和投资者实地调研次数的增加是高铁开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内在机制。本文研究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信息传播和推动资本市场有效性方面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19年开始施行的医药集采政策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考察这一政策对制药企业的研发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医药集采政策使医药流通环节的市场竞争变得更加透明和充分,分别通过研发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了制药企业的研发效率。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由于研发的规模效应,集采对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弱、客户集中度高、规模小的制药企业中更为明显;而由于研发的竞争效应,这一作用对于创新药企业更为明显。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能源效率提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四化”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1~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机制、特征和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及各维度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总体效应为正，其中产业数字化促进作用最强，且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门槛，呈现中间波动但总体促进的“N”型特征；(3)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能源效率，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跨越数字经济的第二个门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提升的共赢。

企业ESG表现日益受到关注，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是否会影响企业ESG表现？本文选取2010~2022年上市企业年报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促进了企业ESG表现；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企业成本的渠道影响企业ESG表现，其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中间消耗成本和税费成本，有助于企业ESG表现，也会增加企业资本成本和其他成本，进而抑制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规模、盈利企业的ESG表现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表现存在倒U型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极值前后对企业各项成本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据此，本文提出促进企业ESG表现的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2)劳动力流动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两种机制;(3)"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中更强;(4)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向调节"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本文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本文将数字经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三者置于统一框架，构建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呈现倒“N”型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实现“节能”与“减排”双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维度的检验发现，数字产业化通过数字产业在地区间的布局和对要素吸引力改变产业集聚程度影响碳排放强度；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各个行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能源强度影响碳排放强度。本文为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企业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财务排斥是阻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而金融科技的发展为缓解这种财务排斥提供了新型工具。本文基于金融科技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在发展水平的双重视角，从企业融资的外部约束和内部能力的双层渠道，探究了融资渠道在金融科技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部金融科技发展环境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而内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作用渠道是提升企业内部融资能力。

作为传统生产力蝶变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重点产业全链条数智化改造升级的核心动力,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种计量模型,对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可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正向促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南方地区、小规模产业地区中,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有力支撑，也是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正向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且随着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驱动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传媒服务业和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能推动东、中部地区、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非国有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提出多管齐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路并进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因地制宜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希冀为提高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相关理论经验。

本文以2011~202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深层逻辑,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满足了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条件;(2)不同特征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异质性,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有利于提升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企业、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这有助于企业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并助力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3)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两个渠道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底层支撑,而管理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在我国各地区的水平和差异状况对于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0个省(区、市)2012~2022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基尼系数分解结果显示,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整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本文还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演变特征,发现区域间生产力水平差异正在缩小,表明我国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进一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发展,本文提出了加强科技创新支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注重人才培养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大国竞争不断升级,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大了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旨在促进前沿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抢占制高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式改革,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和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亟须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3个方面来阐释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共同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内在逻辑,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生存分析模型，从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对供应链韧性进行量化分析，探究国际化程度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并考察供应链结构中的供应商复杂性和顾客复杂性对国际化程度与供应链韧性之间的调节效应。通过对126家上市汽车零部件企业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在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方面均表现不佳；而供应商复杂性能够作为一种有效措施提高供应链抵御能力；顾客复杂性对供应链抵御能力具有负向影响；同时，两方面复杂性对供应链韧性中的恢复能力调节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对于民营企业，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供应链抵抗能力造成了更明显的负向影响。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环境规制如何实现经济增效与环境治理共赢备受关注。本文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政策)——2013年开始实施的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环境政策的经济效应,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检验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气十条"政策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该政策效应逐渐减弱,不具备长期性;(2)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年轻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对"大气十条"政策的实施更为敏感;(3)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等路径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拉动作用。本文对于解读中国命令型环境规制实施后的政府行为、企业决策具有参考价值,丰富了该类政策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为进一步推行和优化命令型环境规制、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本文立足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视角,在系统梳理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利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可显著推动共同富裕,该结论经过诸多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科技创新水平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根植于此,提出应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差异战略,加快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5个内涵特征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客观赋权法对2011 ～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考察了全国及四大区域现代化水平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结构来源。研究发现：全国现代化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区域现代化水平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及东北部最低；核密度曲线从三峰变为两峰，地区极化现象明显减弱；全国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造成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人口规模差异是全国现代化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文明协调、共同富裕差异的贡献也相对较大，而和平发展差异是最小来源，各维度差异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

本文利用DEA博弈交叉效率模型对我国2012~2021年各研究区域以碳排放约束为基础的能源效率展开测算,并进行空间杜宾模型的构建,探讨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并将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进行深入探究。研究发现,在2012~2021年,我国地区能源效率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显现出来;在能源效率的影响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是正向影响,而城镇化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所产生的则是负向影响,且各因素的影响均显著;另外,以空间溢出效应为视角,对于本地区能源效率,其他地区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是正向溢出效应,而城镇化水平所产生的则是负向溢出效应。

在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履行自愿披露碳信息的义务。基于此，本文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董责险通过最大诚信原则的保险文化、保险公司的持续监督和自发传递积极的信号，提高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机制上，董责险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影响碳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地，当上市公司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处于非低碳试点城市、市场化程度高时，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为构建更完善的保险服务体系、深化绿色低碳转型的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质量三个方面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企业所有权性质、规模特征以及产业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非实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举措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在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背景下,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价值攀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进口竞争通过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了出口价值的攀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中、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价值攀升,但对国有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此外,对于本就生存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其对进口竞争冲击的应对能力更强。鉴于此,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如何在进口竞争中推动企业出口价值攀升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境数据流动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催生各地区构建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RCEP成为我国首个纳入放松跨境数据流动和限制数据本地化条款的区域贸易协议，标志着我国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上放松了对数据跨境流转的限制。然而政策层面上支持数据跨境流动是否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当前学者鲜有涉猎。本文以RCEP的签订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广义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合规成本和生产效率两个渠道量化跨境数据流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数据流动显著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大于策略性创新，而管理层拥有ＩT背景、企业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创新溢出；机制分析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来增强企业创新产出和效率，但是通过企业合规成本渠道只能提高创新产出而不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本文首次利用广义双重差分方法测算跨境数据流动的创新溢出效应，为我国未来制定更高标准的数据流动规则以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政策参考。

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战略部署下,作为绿色转型的关键实施主体,制造企业不断利用网络嵌入和知识重组以促进其在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本文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企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外部技术网络嵌入的技术网络地位和网络有效规模进行测算,基于"外部合作-知识重组-节能减排"的逻辑思路分别探索外部技术网络嵌入对制造企业节能减排的直接效应,以及从知识重组视角探讨知识再创造和知识再利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网络地位和网络有效规模显著有利于降低合作企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知识重组能力在技术网络地位与网络有效规模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作用。据此提出相应的管理启示以提高制造企业节能减排成效,为推进"统筹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年度经济人物"、"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等4项榜单界定明星高管身份,采用PSM法研究明星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代理成本在明星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公众环保关注度和产权性质对明星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促进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明星高管不仅促进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而且有助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研究结论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明星高管研究,为企业通过选聘明星高管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配置能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立足高管和组织层面能力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108家物流企业为样本，运用必要条件分析法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高管领导能力(高管社会资本、高管人力资本、高管认知)和组织成长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个能力并非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提高吸收能力对高水平数字化转型起到普适的作用；实现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充分条件是不同能力的协同匹配，但不要求每个能力均处于高水平状态；存在3条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S1a、S1b、S2)和3条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NS1、NS2、NS3)，且高水平与非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是非对称关系。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渠道主要是加剧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不是缩减产出规模，同时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2）该政策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深化过程对劳动生产率也会产生影响；（3）绿色信贷在市场集中度更高以及技术偏向较低的企业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企业更强的偿债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本文为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分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在推进企业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同时,势必也会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发起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企业绿色专利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作用机制表明,成本节约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在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在东、中部地区、非重污染和低财政激励企业组表现的更加明显。本文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微观层面人工智能的绿色创新效应的文献,也能为政府和企业如何改善绿色创新提供启示。

本文选取2011~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并探究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因素。实证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资金约束、强化管理者能力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上升。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处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弱地区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为制定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建设的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