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人力资本是重要的新质生产力。Z世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以要素和协作两种形式创造新质生产力。本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以劳动为变量的生产力跨期模型,根据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和“三新”经济统计数据有关内容,构建劳动“能力-意愿”评价指标体系,并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结果中提取劳动相关指标数据,将其代入生产力跨期模型比较不同世代群体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结果显示:在能力维度方面,Z世代群体具有更多高等学历受教育程度经历、更多参加专业领域内职业技能培训、更高频次使用互联网进行商务和工作、更高比例从事专业技术和新兴产业工作等高质量人力资本特征,以要素形式创造更多的新质生产力,并通过“七普”数据、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现状和信息产业就业情况等证据给予证实;在参与创造新质生产力意愿方面,Z世代群体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服务参与热情,但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水平偏低,这可能会降低劳动的协作生产力。最后,从能力和意愿两方面给出Z世代群体创造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围绕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和综合指标来构建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和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示法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将各指标集合进行可视化呈现;同时运用QAP模型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结构分解和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整体上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各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均值>长江中游>西南地区>黄河中游>东北>西北”的梯度格局;(2)新制造和新服务指标的提升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3)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八大地理分区存在绝对俱乐部收敛,在影响因素的扰动下大部分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表现为加快速度收敛。

作为传统生产力蝶变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重点产业全链条数智化改造升级的核心动力,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种计量模型,对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可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正向促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南方地区、小规模产业地区中,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本文以2011~202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深层逻辑,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满足了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条件;(2)不同特征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异质性,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有利于提升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企业、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这有助于企业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并助力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3)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两个渠道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底层支撑,而管理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在我国各地区的水平和差异状况对于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0个省(区、市)2012~2022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基尼系数分解结果显示,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整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本文还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演变特征,发现区域间生产力水平差异正在缩小,表明我国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进一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发展,本文提出了加强科技创新支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注重人才培养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大国竞争不断升级,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大了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旨在促进前沿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抢占制高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式改革,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和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亟须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3个方面来阐释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共同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内在逻辑,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立足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视角,在系统梳理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利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可显著推动共同富裕,该结论经过诸多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科技创新水平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根植于此,提出应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差异战略,加快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质量三个方面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企业所有权性质、规模特征以及产业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非实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举措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在推进企业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同时,势必也会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发起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企业绿色专利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作用机制表明,成本节约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在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在东、中部地区、非重污染和低财政激励企业组表现的更加明显。本文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微观层面人工智能的绿色创新效应的文献,也能为政府和企业如何改善绿色创新提供启示。

本文选取2011~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并探究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因素。实证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资金约束、强化管理者能力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上升。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处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弱地区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为制定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建设的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公司治理是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基础,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有公司治理效应,有助于厘清试点政策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试点政策打破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博弈均衡,需要对高管薪酬契约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使企业调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在高碳行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业绩,为了提高企业绿色转型的内部动力,企业做出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决策。研究还发现,试点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可能性更高,并且那些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试点企业会有更多的绿色创新和更好的ESG表现。本文是对研究试点政策效果文献的补充,也能为如何激发企业环境治理的内部动力提供启示。

共享型经济的发展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和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的110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将数字经济纳入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框架,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呈明显的收敛态势,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收敛,且这一结论在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及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2)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3)从空间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促进作用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影响最大,中游城市次之,下游城市最小;(4)从时间维度来看,2013~2022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的收敛速度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且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缓冲期,2016年以后其促进作用才显现出来。

新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要素革命性突破、产业结构转型性升级孕育出的当代新型先进生产力。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作用。本文基于我国2010~2022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如何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进而孕育新质生产力。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赋能功能和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吸引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吸引外来投资较多和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城市中,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同时有助于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启示,从而有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创新。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生产和贸易对于全球经济具有全局性的重要影响。本文综合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主要国际能源贸易产品,构建国际能源贸易网络,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国际能源贸易网络的韧性进行测度分析,并对3类能源产品贸易网络中全球十大经济体的抗冲击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韧性角度看,国际天然气贸易网络的综合韧性较低,国际石油贸易网络的综合韧性中等,国际煤炭贸易网络综合韧性水平最高,这说明国际煤炭贸易网络在受到冲击时的破坏影响较小,网络结构稳定性较好。天然气国际贸易网络主要依赖少数核心国家支撑,网络韧性水平较低。从动态韧性角度看,中国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中的中转能力与扩散能力都表现出较好水平,在能源贸易网络节点抗干扰性表现分层中几乎都处于第一或第二层。最后,根据国际能源贸易网络的韧性特征,提出加大中国、中亚和西亚间的油气管道建设以及建立中国-中亚-西亚能源经济圈的对策建议,以进一步保障中国能源供应链安全。

本文从新劳动者、新生产资料和新劳动对象3个维度,共25个子指标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运用AHP-熵值法-博弈论组合赋权法对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Moran's I指数和收敛模型对我国及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演变格局和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在各个地区不断提升,尤其是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和中、西部地区。而从区域差异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在各地区不断扩大,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在空间演变方面,各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具有空间集聚特性,但集聚效应在逐年减弱。在收敛性方面,全国和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并未表现出σ收敛,但存在β收敛,其中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最快。

现有关键技术攻关相关研究尚未深入揭示高管团队如何引领企业实现高难度的技术创新目标。本文运用动态管理能力理论提出,综合高管团队的管理认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3种维度的动态管理能力是影响关键技术攻关的重要因素,由此构建理论模型开展研究并考察跨界整合创新的中介作用,得到以下结论:高管动态管理能力显著促进关键技术攻关,而跨界整合创新对此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合理地解构出高管在关键技术攻关中发挥作用的影响机制,深化了关键技术攻关影响因素之间关联机制的理论认知。同时,本文的创新性研究方法为未来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其实践意义在于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突破过程中高度重视打造有动态管理能力的管理团队。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亟需提高碳排放效率助力实现碳达峰目标。低碳能源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手段,具有减排和提率的双重潜力。为此,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6个城市的数据,从空间溢出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低碳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其作用机制及异质性。主要结论表明:低碳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科技支持能扩大低碳能源技术创新的减排提效能力;西部地区的低碳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性;核能和水能技术创新对当地碳排放效率提升作用最明显,地热能和生物质能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显著。

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应对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气候风险感知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气候风险感知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人工智能创新产出。机制检验表明,气候风险感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金融化水平,进而推动企业的人工智能创新。调节分析表明,提高组织韧性能够强化气候风险感知与企业人工智能创新产出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较高的媒体监督压力则会抑制这一关系。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国有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中,气候风险感知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企业应对气候风险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填补了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研究空白,为加快构建气候风险管理和防范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而金融科技作为银行数字化运营的新兴手段,对传统金融体系融资规则的改善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赋能企业绿色发展。本文以2013~2022年商业银行和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实现质和量的双重增长;且金融科技的促进作用在非制造业、中小企业、盈余操纵程度较低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信贷配置效应和信贷监督效应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金融科技既能够促进银行流动性创造、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释放企业绿色创新潜力;还可以强化银行监督效率、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最后,本文创新性地通过滤波模型识别企业投资峰值后发现,金融科技应基于企业投资动态进行针对性数字赋能。在企业投资高峰期,金融科技赋能力度更大,信贷配置效应和信贷监督效应更为显著。

本文以2013~2022年我国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活动显著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影响机制检验显示,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分析师关注从而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位于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以及国有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多维度研究结论为机构投资者能通过实地调研活动积极参与企业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完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强化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实施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形成差异化优势的重要手段,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推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学术界有关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作用机理缺乏探讨。为了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服务主导逻辑,构建从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到价值共创,再到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逻辑框架,采用383份来自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显著提高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价值共创的两个维度即互动合作、资源整合,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为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提高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提供了重要启示。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平台经济逐渐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模式,其特性为实体经济的增长赋予了新的动能。本文采用2012~2022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平台经济是否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实证结果表明,平台经济能够显著地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数字普惠金融和财政分权度均能强化平台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上述因素在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当前我国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符合新时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生产力"跃迁",亦是加速推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先棋手"。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对新质生产力、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且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高创新水平地区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拓展性检验发现,新质生产力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产生带动作用。由此,应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加速推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进程赋能蓄力。

本文从企业专业化分工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视角,通过选取2014~2022中国资金密集型行业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对供应链金融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运营绩效进行了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自身的运营绩效,并且,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供应链金融助力企业运营绩效提升的两个重要途径。本文不仅从供应链金融的视角为企业运营绩效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也揭示了供应链金融助力企业运营绩效提升的机制与途径。

本文以我国2011~2022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研究结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及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绿色生产力,是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考察新质生产力对碳福利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提升碳福利绩效,且该影响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制度环境良好地区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间接实现碳福利绩效增长;调节效应检验显示,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向调节了新质生产力对碳福利绩效的影响。因此,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逻辑支撑。

流通业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引领作用。数字经济背景下,流通业智能化有助于拓展农村消费边界,同时促进城乡消费网络融合。本文基于2007~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探索流通业智能化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流通业智能化程度均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流通业智能化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且在西部地区抑制效果最大。“宽带中国”政策推行后,该影响的效果显著增强。机制分析表明,流通业智能化发展通过扩大电子商务的市场份额、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解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因此,加快流通业智能化转型速度、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助于缓解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将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促进耐心资本和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围绕"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本文以基于相对价格法计算的区域市场分割指数与2004~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指标为基础,分析市场分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抑制过程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本品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同样显著;市场分割通过环境规制、创新资源配置、数字普惠金融效应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位于东西部地区、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低集中度行业的企业、处于低融资约束水平和低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以及国企的绿色技术创新受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信任是共享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基于情感的信任作为其中重要一环,通过在线评论效价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本文从在线评论的总评分和细节评分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共享短租消费者情感信任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5~2022年中国北京和美国纽约的Airbnb平台订单数据实证分析情感信任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线总评论和细节评论包含负面情感更易吸引消费者;当两类评分一致为高评分时消费者购买意愿显著下降。另外,"超赞房东"徽章和整租房源能积极调节两类评分一致性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关系。中国房源对两类评分一致性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可多关注包含负面评价的评论信息,同时考虑拥有"超赞房东"徽章的整租房源。

新质生产力与产业结构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它能够以新要素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注入创新活力。本文旨在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探讨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内蒙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理论逻辑,结合内蒙古当前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新质生产力推动内蒙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以期为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制造业中间品具有稳链和固链的强大作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中流砥柱。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中间品投入和使用涉外循环分解框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中间品供需两侧的涉外循环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中间品涉外循环规模和增速领先于美、日、德,但占比小于美、日、德;技术越高,中间品涉外循环越多,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国外中间品供给市场的依赖性更强;需求端中国制造业以最终品环节涉外为主,美、日、德以中间品环节涉外为主;中国总体及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间品对涉外生产网络的依赖性低于美、日、德,对国外最终需求市场的依赖性高于美国而低于日、德。本文拓展了双循环分解模型,为探究中国制造业中间品涉外循环演变规律、拓展制造业中间品贸易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从经济现代化、社会文明现代化、科技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4个维度出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利用2012~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熵权法计算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并探究其时序演变特征;并对4个子维度进行耦合协调分析,探究4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度的动态演进过程;最后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整体的现代化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但协调发展度呈逐渐上升趋势;我国现代化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形成“东高西低”的格局,现代化水平整体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包容性政府调控能力以及人口增速、合理的产业结构及资源效率均能促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2020年《资源税法》正式实施,其作为我国绿色税制的重要组成将从价计征改革成果上升固化为法律制度,开启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因此有必要对《资源税法》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上市资源型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资源税法》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税法》的实行,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资源税法》的实施有助于增加资源型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进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税法》的实施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国有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资源税法》的实施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边际贡献更大。未来《资源税法》可以从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性政策、促进资源税与财政税收政策协调配合、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完善。

提高重污染企业ESG表现是实现我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来源。从本质上讲,ESG能有效衡量企业绿色转型的程度,绿色税制改革会降低企业成本,进而促使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基于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权益资本成本和债权融资成本,进而提升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绿色税制改革对重污染企业ESG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区法治环境好的企业中更为突出;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提升企业ESG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绩效,降低其短债长用与破产风险。这些结果表明,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助推重污染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拓展了绿色税制改革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并从企业成本视角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产业智能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发显著,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从产业智能化的资本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角度论证了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并从理论上探索了减小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路径。在实证上,本文采用D-K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产业智能化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产业智能化主要通过功能性收入分配效应和规模性收入分配效应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了优化产业结构和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能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不仅关系本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也影响着中国总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于促进经济社会低碳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规制对电力行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碳排放规制促进了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受财政分权程度与市场化程度影响,碳排放规制对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具有门槛效应。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碳排放规制对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碳排放规制对电力行业低碳转型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增趋势。本文为"双碳目标"约束下,加快推进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充分发挥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以2014~2023年长江三角洲区域物流产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区域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对物流效率的影响研究。其中,选取物流效率为因变量,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水平为自变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资本投入水平、经济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产业规模为控制变量,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区域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对物流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区域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对物流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水平越高,物流效率越高;区域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对本地区域物流效率和邻近区域物流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水平和物流产业规模表现为促进物流效率提升,而资本投入表现为抑制物流效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表现为不显著影响物流效率。在此基础上,为提升物流效率,提出建设物流产业示范园区,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发展;丰富消费业态形式,提高区域经济水平;扩大物流产业规模,完善物流产业系统;加快物流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物流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是实现碳达峰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本文将能源利用效率区分为单要素能源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以2004~2022年我国284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连续型双重差分等方法考察检验碳交易政策对试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显示:碳交易政策能显著提升城市单要素能源生产率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且政策效应随年份推移越发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碳价上升有助于改善城市单要素能源生产率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碳交易政策能通过能源资源错配的纠正改善城市单要素能源生产率与全要素能源效率,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影响为负。碳交易政策有助于提升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单要素能源生产率与全要素能源效率,而对老工业基地城市单要素能源生产率存在抑制作用。本文基于城市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的视角,为全国范围碳交易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推动包容性绿色增长是解决我国低碳发展目标与经济增长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2年我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从多个维度测算了289个地级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效应显著高于资源型城市;(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高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本文在进一步完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基础上,为政府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