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8～2017 年中国30个省域大中型上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选用固定效应分析（FEM） 测度， 实证分析主要的两种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 应用双重差分法（DID）， 实证分析一种税收激励政策局部变动所带来的政策效应； 基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先进经验， 结合之前研究， 为我国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的改进及政策环境下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提供建议： （1） 调整已有税收激励的对象， 改变税收优惠方向； （2） 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税率动态享受机制； （3） 针对行业特点， 调整研发支出抵免优惠年限及设定“ 研发准备” 科目， 进而提升税收政策的执行力； （4）创立一个以研发投入为主体的政策效应动态监查系统。本文对于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经济实力， 进而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政策数据支持。

借助绿色信贷推进电力生产低碳转型,成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稳健促进发电行业的低碳转型,且该效应在用电规模较大、对外开放程度和工业化水平较高地区表现更强;基于前端投入、发电过程和末端产出视角,绿色信贷通过激发绿色发电潜能、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出结构绿色化3个机制,推动发电行业低碳转型。此外,创新性细化技术创新方式研究发现,绿色信贷通过激励发电行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而非合作创新与技术引进,促进其低碳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转型金融稳步发展、鼓励发电行业通过自主技术创新等途径加快低碳转型,提供方向指引。

本文以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应用系统协调发展度模型实证研究了2006~2015 年度我国省级区域的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表明：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我国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度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从经济区划的角度，三大经济区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促进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匹配国家战略发展现代物流、建立多层级物流体系结构、强化经济落后地区物流建设投资以及丰富物流产业发展的金融渠道。

为了规避在需求不确定情形下的物流园区建设与运营中存在的风险，本文运用实物期权法和博弈论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双寡头垄断市场下物流园区规模与投资时机问题。本文构建了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价值函数模型，并通过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研究表明：双寡头竞争市场中追随者的投资规模永远大于领导者，且随着需求不确定性的增加，领导者与追随者投资临界值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除此之外，本文提出的不确定市场需求下的期权博弈模型更符合实际物流园区投资。

本文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碳排放约束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差异性和产业智能化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缩小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省域间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考虑碳排放约束，发现碳排放约束正向调节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西部地区由于自身产业结构和区位因素，抑制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最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子维度在产业智能化和区域经济差距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且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的作用较小。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分工的进一步推进，城市网络已然成为区域创新研究的重要视角。本文以成渝城市群为分析对象，以该区域内16个地级市间联合专利为分析变量，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该地区近10年来的创新网络，并借助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凝聚子群分析、网络密度等指标方法对该网络组织框架及其演进过程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1）网络密度不断提升，形成了以成都为绝对核心，重庆、宜宾、绵阳等多次中心的网络结构；（2）节点城市间网络地位相差较为悬殊，创新资源、创新能力相差较大；（3）内部子群数量逐渐减少，成员间合作模式日益成熟。

本文采用DEA-SBM方法对我国工业企业产品创新效率进行了测评。研究表明，由于纯技术效率水平低下，目前我国各省市工业企业产品创新效率普遍较低。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工业企业产品创新呈现规模收益递减趋势，产品创新投入相对过剩；西部地区呈现规模收益递增趋势。技术效率和规模效应的区域差异并不明显，纯技术效率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显著。研究结论为我国区域工业企业产品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在标准平滑转换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转换参数，利用2000～2014年间中国工业层面的数据估计了城镇化、能源消费对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效应。研究发现：当能源消费系数高于0.0587时，城镇化、能源消费对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变化。城镇化率每提高1%，会导致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7.5667%；而能源消费每提高1%，则会导致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1.2132%。进一步纳入城乡收入差距因素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只有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善于利用城镇化效应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才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汇率和股价是宏观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变量，它们的变动对金融稳定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动态条件相关系数-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DCC-GARCH）实证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和股价之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汇率的变动会通过经常账户使股价发生变化，人民币贬值会使股价上涨，汇率和股价之间的关系符合流量导向模型；（2）随着经常账户规模的增加，汇率对股价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结合我国实际，本文提出加强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完善衍生品市场建设、建立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体系、优化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等政策建议。

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加细致的探究宏观经济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5～2018年34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转换份额分析模型（Shift-share Analysis）测算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并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结构效应的不断释放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随着结构效应红利逐渐释放完毕，中国经济即将迎来需要依靠内部经济效率提高的发展阶段。

加快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是中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指标测度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2011～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密度估计法以及Moran's I全面探究并验证了新质生产力对不同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的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相比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占新质生产力比重更大。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洼地，并且地区内新质生产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与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且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促进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本文为如何捕捉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化特征以及生产关系如何更好的引导新质生产力能效发挥提供了参考。

本文基于128个经济体2003～2019年的数据，采用DEA－SBM模型构建GML指数测算各国的碳生产率，并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强度，最后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不同碳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1）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双重门槛效应；（2）对于所有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都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且门槛值越高，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的促进程度就越大；（3）技术进步和人均收入对不同阶段的碳生产率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资本闲置率对碳生产率起阻碍作用，且碳生产率越高，资本闲置率和城镇化水平对碳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越大。

数字经济作为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中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要素,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工业绿色转型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其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均稳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且通过科技创新的提升来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具有非线性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分组回归表明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转型存在南北、省域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异质性。上述发现为认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相关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组织中的领导因素在促进员工建言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员工所感知到的领导距离对其建言行为有何影响？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并通过对160 名员工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员工感知的权力距离对促进性建言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感知的社会距离对抑制性建言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在感知的权力距离与促进性建言之间、感知的权力距离和抑制性建言之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一结论为促进和改进中国情境下的员工建言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绿色供应链管理是在供应链层面落实 “双碳”目标的具体举措。本文构建消费者价格参照效应下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模型，在考虑消费者参照价格的基础上，研究绿色供应链在传统零售渠道和网络直销渠道上的最优渠道定价和最优产品绿色度决策，并设计二部定价契约以促进制造商和零售商实现共赢，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分析消费者价格参照效应对双渠道绿色供应链最优渠道定价和最优产品绿色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传统零售渠道和网络直销渠道的消费者参照价格对两个渠道的最优定价和产品最优绿色度均有正向影响，而双渠道中考虑价格参照效应的产品需求价格敏感程度与最优渠道定价和产品最优绿色度存在负相关关系。通过应用二部定价契约这一协调机制可以实现双渠道绿色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共赢。

煤电联营是解决煤电矛盾，促进煤电行业协调发展的根本举措。本文基于竞争力理论提出煤电联营模式下煤炭企业竞争力的RAM理论框架，即“资源——能力——市场”理论框架，构建了煤电联营模式下煤炭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H公司实施煤电联营模式的煤炭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煤电联营模式下煤炭企业竞争力的RAM理论框架及评价模型科学可行，实施煤电联营模式的煤炭企业在提升产业协同能力的基础上，应注重对煤炭企业资源、能力及市场要素的综合评估。

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功能的提升对于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本文按城市功能的经济属性将综合功能划分为市场型功能和非市场型功能,构建指标体系测算长江经济带96个城市2008~2021年的城市功能,实证检验城市功能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功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对邻近城市制造业生产率有负向溢出效应;该结果在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区域、经济欠发达地区和非中心城市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城市功能通过提高行政效率、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和提升资源再配置水平3个途径影响制造业生产率。本文结论对研究城市功能与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1998～2018年全国30个省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以扩展的Kaya恒等式为理论基础，从时空分异视角下探究了城镇化、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7个因素对我国工业污染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我国工业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分异视角下，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呈现出区域异质性。人均GDP和单位GDP能耗在东部的污染效应最明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东、西部地区表现出加剧工业污染的趋势，而在中部地区则对污染物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在时间分异视角下，环境规制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缓解了中国工业污染加重趋势，但这种改善效果在不同污染物之间也表现出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城镇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技术变现等建议。

区域规划是我国发展规划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区域规划的初心主要在于引导和促进特定区域的发展。 建国 70 年来， 我国区域规划实施先后经历了沿海向内地区域倾斜发展、 沿海区域 率先突破、“四大板块” 战略区域全面实施和国内外区域全面开放合作四大阶段， 虽然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亟需建立统一开放的多层次区域规划理论体系， 亟需耦合各级各类区域规划体系的目标和内容， 亟需对其进行系统的实施成效评估。

虽然现有的关于经济增长的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分析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存在着经济增长理论落后的问题，并且缺乏城镇化、信息化等结构因素，科技投入等创新因素和节能减排等资源环境因素，因而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结构改革、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际。为此，本文把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共协理论)、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创新驱动理论和有关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建立模型组，构建预期效用函数和拉格朗日函数，进而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体系，并运用贝叶斯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等进行参数估计，进行模拟仿真和政策实验，从而分析出城镇化等结构性变量的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作用效果，为推动结构改革、创新驱动与一带一路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本文基于2015～2019年沪深两市785家应用工业智能的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业智能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从平均薪酬和薪酬差距两个角度研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平均薪酬在工业智能化与企业绩效的关联中表现为 “遮掩效应”，薪酬差距则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工业智能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平均薪酬和薪酬差距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也各有差异。基于此，应深入推进工业智能发展布局，加快推动企业智能制造进程，不断完善企业薪酬激励机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深度融合。

为验证"刘易斯拐点"时期我国制造业企业是否会通过"倒逼"的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劳动力成本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通过自主创新激励、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劳动密集度企业、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以及面临较强产品市场竞争压力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评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微观经济效果,也为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选择，对于重塑东北地区经济格局、构筑核心竞争优势意义重大。本文回溯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概括了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表征，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以新质生产力建设促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理论逻辑和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针对东北特色实践提出了数字经济时代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路径。本文既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脉络，也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政策建议。

针对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建立风险规避型零售商与风险中性供应商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供应商为主导者，综合考虑零售商风险规避特性和公平偏好心理对该供应链运作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当风险规避型零售商不具有公平意识时，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与供应商的批发价、绿色创新投入水平以及供应商和供应链整体的效用正相关；供应商的绿色成本系数的大小可影响风险规避程度对产品售价以及零售商效用的影响。当风险规避型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时，零售商的公平偏好负向影响产品售价、批发价以及供应商绿色投入水平和供应商效用；零售商公平偏好对零售商以及供应链效用产生的影响受到零售商风险规避程度的影响。

数字经济是当今发展大势,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我国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必须将二者有机统一。本文选取2007~2021年31个省(区、市)数据实证检验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市场一体化,这一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一致;(2)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最大,高于东、中部,西部地区可以借助数字经济迎头赶上;(3)随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对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大,随着市场主体数量增加,数字经济对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先增大后趋缓;(4)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仅有直接效应,还存在通过影响创业活跃度进而影响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5)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将增大,数字经济水平相同时,提升市场化水平将有助于放大数字经济的效应。

本文构建了融资约束背景下风险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并以中国获得了风险投资的全部新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定量估算融资约束、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双边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风险投资能够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起到激励作用，但风险投资由于受到融资约束的阻碍无法真正提升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因其正面作用无法抵消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专利成果的抑制作用，企业总体表现为创新产出不足；（2）风险投资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所发挥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强；有1／4国有企业的风险投资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创新产出的负向影响，获得了高于最优水平的创新产出。

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一个考虑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口和出口4种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模型，分析4种不同渠道国际知识溢出对1995～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实证分析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与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科研创新资金投入、科研创新人员投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

本文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 利用 2006 ～ 2015 年我国 30 个省域数据，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在传统的回归模型中加入空间溢出效应， 对我国金融深化、 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技术创新在空间上有很强溢出效应， 金融深化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有促进作用， 金融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 对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产生抑制作用； 金融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而金融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反而产生了消极作用。

将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为创新驱动，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任务之一。本文分析了影响国家创新驱动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创新投入、创新制度和创新环境。本文利用我国1990～2017年的统计数据，基于VAR模型测算了创新驱动影响要素和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替代指标的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环境对提升创新驱动能力有长期持久影响，增加创新投入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仍会有影响。创新制度的改善短期内会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作用会逐渐减弱。

本文以2019～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风险投资对科创板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效应。通过Logit模型实证分析风险投资进入前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选择效应；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风险投资进入后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是否存在增值效应或攫取效应。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进入前对科创板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存在选择效应；（2）风险投资的参与以及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的增加都会显著地促进科创板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表明风险投资进入后对科创板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存在较强的增值效应。

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渐近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能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平均而言，“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使得试点地区碳排放下降约12.31个百分点。异质性检验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降低碳排放的政策效果在东部地区、碳排放量高的地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降低碳排放的主要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把这种认识推向了全新的高度。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绿色发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博弈模型，对企业推进技术创新、实施绿色化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发现，企业走绿色化生产模式的意愿受持续的科技研发和创新投入影响较大；金融机构更注重企业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来提高未来的盈利能力；政府监管的出发点是开展绿色生产模式的企业及金融机构的利率优惠程度。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科学地评价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于促进高技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并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利用2009～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省际研发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及三大地区（东、中、西部）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对区域高技术创新效率水平作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9年后，我国区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总体显示出上升趋势，但是波动较大；从三大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创新效率高于东、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创新效率最低，区域创新效率的主要限制因素是纯技术效率不高。本文结论可以为我国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提供相应启示。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目前已成为我国理论界研究热点。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收缩、 质疑、 认识深化、 加速、 形成城市化区域 6 个阶段， 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政府调控与市场积极性的协调、 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融合、 城市集聚规模效应与宏观羁留效应的协整、 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同步共进的四大创新特色。 在此基础上， 针对当前中国城市化中所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发展趋势。

本文基于"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区域绿色创新"研究系统,采用2009~2021年全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和区域绿色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剖析,得到如下结论:(1)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均可以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2)其他城市的数字经济可以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促进本城市的绿色创新,但同时金融科技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效应对区域绿色创新影响并不显著;(3)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在本地效应上的交互效应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同时数字经济能够矫正金融科技不显著的空间效应,使之正向促进区域绿色创新;(4)基于金融科技的门槛效应,在金融科技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不会支持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发展,而当金融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会经历由不显著变为正向促进的变化过程。

本文结合组织绿色学习理论，以石油炼化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环境规制、组织绿色学习与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组织绿色学习和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影响作用更强；组织绿色学习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绿色学习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阐明了组织绿色学习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为指导企业在环境规制下通过组织绿色学习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一定的思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从绿色创新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工具变量估计、排除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基于地理位置和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不同于非核心内容创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突破性绿色创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发展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结论对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和协调城乡二元关系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