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装备制造业是一国制造能力和经济实力的综合体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装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事关我国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东部沿海地区装备制造业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其区域效率变化特点，结果表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装备制造业生产效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但在剥离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后，东部沿海地区装备制造业生产效率发生显著性变化；社会投入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对外开放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对装备制造业投入有显著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区域内纯技术效率差异较小，规模效率差异较大；规模效率较低是制约我国东部沿海装备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瓶颈。提出坚持以“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为核心的对策建议。

FDI对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关联溢出效应，受行业特征、技术差距以及FDI股权形式（合资和独资）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通过对我国1998～2014年汽车产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汽车整车行业，合资企业对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受技术差距影响，正向的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而独资企业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不明显。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合资和独资企业在初期对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都有正向的关联溢出效应，后期合资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逐渐扩大，而独资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减弱至不显著。

本文以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门限面板模型研究了研发投入对成长性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性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随着研发强度的增加，其对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表现出边际递减的规律。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存在唯一的门限值，在东部地区，研发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性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研发强度一旦超过门限值，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性转变为抑制作用。

本文综合关于区域创新绩效的研究文献，构建了知识视角下的区域创新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首次运用PCA-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我国30个省域创新绩效进行了动态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绩效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是近年遇到瓶颈，区域创新效率的主要限制因素是PECH（纯技术效率）值较低。东部区域创新绩效高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区域创新绩效最低。西部地区创新技术效率已经赶超东部，呈持续领先态势。北京、内蒙、福建、河南、贵州、云南、宁夏、新疆等8个省市是创新活动生产可能性前沿外移的主要推动者。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为提高我国区域创新绩效提供相应思路。

本文在深入总结区域科技创新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区域科技创新指标权重，结合TOPSIS法，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地区的10个典型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展开分析与讨论，指明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

在经济新常态和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加快实施京津冀绿色创新战略，促使EKC现实拐点尽快形成，是解决京津冀经济转型升级与环境治理双重困境的关键路径。本文深入分析了京津冀绿色创新系统协同度的动态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从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的融合、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的融合以及绿色创新支撑要素的区域合作角度出发，提出了几点对策与建议。

在创新产品市场中低碳环保的产品设计受到消费者的极大关注，本文通过构建生产者和研发方之间的研发合作契约机制，激励研发方在设计中提高零部件的绿色度，从而为企业供应链获得更多的市场利润。在研发方绿色研发成本信息为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的不同情景下，生产者作为Stackelberg博弈的领导者设计了包含版权支付和版权收益分成两个契约条款的激励机制。研究比较发现，当研发方的绿色研发能力为低水平的概率超过一定比值时，采用不对称信息下的版权甄别契约组合比对称信息下的单一契约更有效，这时生产商和供应链整体能获得更多利润；反之，采用单一契约效果更好。同时，契约激励机制使低碳研发能力水平高的研发方在甄别契约中获得更多利润，而低水平研发方只获得保留利润。

在全球经济进入“绿色经济”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生态环境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我国“十三五”规划所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本文以上交所与深交所的上市公司2008～2014年的数据为基础，运用GMM模型，从理论层面阐述了环境责任对企业绩效产生的效应，实证探讨了二者间的关系。文章也创造性地探讨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承担环境责任对中国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而且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呈现出倒“U”型。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前5大核心客户数据，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计量其客户集中度风险，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风险对公司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以及另一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的“支持之手”——政府补贴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风险显著负向影响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政府补贴的存在则弱化了这种负向影响，尤其在非国有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该研究拓展了客户集中度风险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经验研究，丰富了政府补贴激励公司研发投入活动的作用机理与路径研究。

智能制造是推进制造强国的重要战略选择，企业RFID技术采纳是实现智能感知的基础。分析了企业RFID技术采纳的背景和动因，从复杂性、多重性、动态性等3个方面提炼出了企业RFID技术采纳行为的典型特征，从采纳类型、关键属性、次要属性、环境属性、采纳价值评估属性等方面对企业RFID技术采纳进行了结构化描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企业RFID技术采纳内化概念模型，可为企业RFID技术采纳提供理论基础和宏观决策支持。

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行业监管制度、行业属性与企业环境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剖析基于行业差异的企业环境投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行业监管制度对于提升企业环境投资水平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重污染企业并没有比非重污染企业投入更多的环保资金，重污染行业属性未增强监管制度对企业环境投资的促进作用；企业环境投资水平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发展能力的提升而显著提高，盈利能力、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环境投资水平相对较高，成长性较好的企业环境投资水平反而较低；非重污染行业中，营运能力与企业环境投资正相关，发展能力与重污染企业环境投资负相关，与非重污染企业正相关，偿债能力对企业环境投资的影响有限。

本文针对由单一主制造商和单一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基于主制造商供应商的战略合作模式和双方的利益追求，制定了主制造商供应商的谈判协商规则，建立了以价格谈判为切入点的战略谈判协商定价模型，并研究了主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为第一出标者下的让步均衡，求出了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下的最优出标量。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主制造商供应商协商谈判模型的可行性，并对比分析了双方合作的纳什博弈结果与让步博弈结果。研究表明主制造商和供应商通过谈判制定让步规则，双方主体分别作为主导者和跟随者，确定各自价格的削减量，相对于低效的纳什均衡时的合作结果，能够实现双方的利益增加。

本文在设定网络外部性效用为符合梅特卡夫法则的非线性函数条件下，构建双寡头支付平台兼容和不兼容两种情况下的优化模型，探讨双寡头支付平台的兼容性策略选择问题。研究发现，规模对称的双寡头支付平台兼容之后，两家支付平台的利润、消费者效用及社会福利均会增加；银联成立后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卡业务利润得以提升也验证了模型结果。建议政府借鉴银联的成功经验，使银联在线成为各支付平台的聚合型平台，提高第三方支付清算系统的效率。

本文先引入IS-LM-BP模型和AD-AS模型说明中国货币政策因素通过影响石油市场的供需，从而影响石油价格。再采用S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选择国际石油价格、中国工业增加值、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月度指标对2005年7月～2015年5月国际油价波动的中国货币政策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五变量间存在均衡关系，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对油价的影响程度和时效性最大，其次是货币供应量，M1在短期内对油价的影响比M2显著，利率的影响贡献相对较小。在此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开放度、石油供需市场、供给侧改革等，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在界定联盟组合的概念以及其复杂网络特性的基础上，指出联盟组合的形成与发展是焦点企业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进行的有向选择而形成有向网络的过程，即联盟组合是多个焦点企业与其伙伴在有向机理的支配下多种机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向选择机理、学习机理、共享机理、协同机理、突变机理在一定的环境下相互作用，共同推进联盟组合从无序向有序发展。

本文根据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测算我国各省的能源效率值，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影响我国省际能源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省际能源效率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影响，要素禀赋对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影响。

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参考现有文献中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3个维度的相关指标，构建科技—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灰关联分析法、投影寻踪法和协调度模型，综合评价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我国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为6.22%，其中，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95%、5.35%、6.43%。同时，我国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度达到0.992。其中，“十五”～“十二五”时期，我国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度持续提升，分别达到0.8465、0.8466、0.9152。总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政府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同步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

为研究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非径向DEA分析框架下SBM模型和泰尔指数，分别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运用全面的FGLS估计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三大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全国及三大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均有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根据研究结论，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生态经济效率同时考虑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提供了一种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工具。本文介绍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比较了各个组织对生态经济效率的定义，探讨了生态经济效率的评价模型并将其应用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区域生态经济效率的评价中，针对生态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提出了改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