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贸易繁荣的景象下时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成为大势所趋。本文利用与我国汽车行业贸易最密切的47个国家为样本实证研究得出，贸易便利化4个一级指标对我国汽车行业出口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电子商务、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然后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对我国汽车行业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并且通过提高贸易便利化来推动贸易只在“出口不足”的国家有效。

文章以我国中部6省制造业的21个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科学测度了中部6省制造业行业最近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再结合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对出口活动、强度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出口强度与整体制造业的生产率具有正相关，促进了中部地区发展；而出口活动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集中在高技术行业。对于传统行业，出口活动反而降低了制造业生产率。

在经济增长理论、运输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探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物流产业效率时空演变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机理。基于2005～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5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SFA模型测算物流产业效率，并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物流产业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5省区的物流产业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整体效率在不断提升，邻省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本省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都对本省的物流产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以期为物流产业效率问题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评价参考。

本文建立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VAR），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时期新兴产业发展对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以及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新常态时期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京津冀经济状况的影响程度大于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影响程度，但在大部分时期新兴产业的发展都只会对京津冀的经济状况产生负向效应；（2）如果经济增长是首要经济目标，天津应该加强新兴产业的发展，如果就业是首要经济目标，河北应该加强新兴产业的发展。

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区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在考虑了人力资本、产业集聚度、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本投入5个因素后，利用面板Tobit回归分别构建了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电子信息制造业效率影响因素模型。模型结果发现这5个因素对于各区域效率有着不同的影响，产业集聚度对东部、中部及西部区域的效率有着十分显著的正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仅仅对于西部区域的效率有着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人力资本对于东部、中部及西部的效率有着显著的负影响。对外开放度对东部区域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与中部及西部区域效率之间呈现相反的相关关系。

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一个考虑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口和出口4种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模型，分析4种不同渠道国际知识溢出对1995～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实证分析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与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科研创新资金投入、科研创新人员投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

创新是推动中小企业持续发展，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本文就是否影响创新投资的两个因素：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基于深市中小板的企业样本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补助或信贷融资更有利于制造型中小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另一方面，政府补助对于这两类企业的创新投资都具有正向的驱动作用。但是，单纯信贷融资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对于制造型中小企业的影响甚至是负向的。因此，仅仅依靠银行信贷来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是不合理的，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型中小企业进行创新投资。

本文应用SBM模型的改进DEA模型以及DEA-Tobit法对中国2006～2015年环境约束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非期望产出对企业效率评价结果有较大影响，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环境效率值最高；西北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东北综合经济区环境效率值相对较差。政府支持力度、企业规模与环境约束下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聚集度与其呈负相关关系，而企业技术水平与从业人员素质对其影响较小。

首先，把医药制造业的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和商业化两个阶段，建立动态网络SBM模型；其次，利用面板数据对中国医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及其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全国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偏低；知识创新阶段效率值较低，商业化阶段效率值相对较高；在全国范围内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存在着β条件收敛，每个地区会收敛于自身的稳定水平；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在各省之间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部地理空间俱乐部收敛，西部地区收敛速度都明显快于中、东部。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是：各级政府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来促进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由于后发优势及在位者创新困境的存在，后发企业实现对领先企业的技术跨越成为可能。动态能力在后发企业技术跨越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研究基于技术学习角度的动态能力在后发企业技术跨越中的作用演化机理，构建了后发企业技术跨越的非对称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并对策略选择进行了稳定性的分析，用数值仿真演示了决策参数不同取值的改变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后发企业技术跨越选择模式的系统演化收敛于两种模式：一种是不变革，始终处于技术落后状态；另一种是技术变革，实现对领先企业的技术跨越。研究结果表明，高阶的动态能力能够促使后发企业进行变革创新，实现对领先企业的技术跨越。低阶的动态能力不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变革。因此，要培育高阶的动态能力。

基于2012～2015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经营绩效反馈和企业广告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当企业未实现资本市场经营预期时，随着实际绩效低于经营预期程度的增大，企业广告投入将减少；（2）当企业实现资本市场经营预期时，随着实际绩效高于经营预期程度的增大，企业广告投入将增加；（3）当企业未实现资本市场经营预期时，与低不确定性环境相比，高不确定性环境中企业经营绩效负反馈对广告投入的负向影响将增强；（4）当企业实现资本市场经营预期时，与低不确定性环境相比，高不确定性环境中企经营绩效正反馈对企业广告投入的正向影响将增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发布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与利益相关者沟通CSR表现的情况。在CSR与企业声誉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的背景下，CSR报告质量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梳理现有文献，将CSR表现划分成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以及环境责任，通过实证检验，分别探讨各自与企业声誉之间的作用机理，并研究CSR报告质量在二者之间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CSR表现正向作用于企业声誉，相较于责任管理，责任实践的正向作用更强。同时CSR报告质量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声誉，并且对环境责任的调节效应最为明显。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激励节能环保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深沪两市118家节能环保A股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研发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税负总额、所得税税负和流转税税负作为解释变量，结合节能环保产业自身特点，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税收优惠对节能环保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节能环保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产生了正面影响，所得税优惠政策比流转税优惠政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建议从继续完善所得税税收优惠、逐步加大流转税优惠力度、建立健全配套措施等方面完善激励节能环保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

本文以1990～2015年碳强度统计数据为样本，使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分析的方法，对碳强度、城市化与能源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协整分析结果表明：碳强度、城市化与能源结构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对碳强度的冲击效应较大，具有持续性。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对碳强度的贡献度较大。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在我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对外经贸合作深入发展的今天，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充分发挥中俄蒙三国的经济互补性，挖掘三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和合作空间，对三国的经济发展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研究背景，本文利用2002～2015年中俄对外贸易面板数据，通过引力模型分析了中蒙俄三国的贸易潜力。结果表明，近几年中俄两国之间的实际贸易额呈下降趋势，贸易增长潜力较大；中蒙两国之间的贸易虽呈现“贸易过度”的状态，但贸易额波动较大，且贸易总量较小。最后，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完善边贸管理体制等3个方面对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Moore指数和因子分析法分别测算了全国及东中西部2000～2015年的产业结构跨期演变程度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并运用统计分析法及固定效应模型、全面FGLS估计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产业结构跨期演变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跨期演变程度大小依次为东、西、中部，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低依次为东、中、西部，均呈现出区域差异性。（2）全国及东西部产业结构跨期演变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部作用不明显，且结果稳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见，加快产业结构跨期演变，推进“产城一体化”，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本文在空间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城镇化因素构建了关于产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以1999～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市场潜能和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及其区域空间分异，并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研究发现：地区市场潜能的提升对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影响最大，西部最小，中部次之；3个层面城镇化因素均有利于工业企业集聚，其中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人口城镇化，且东中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地区大，而对于人口城镇化的积极作用而言，中西部差异较小，东部明显大于中西部。考虑异方差和自相关、外生冲击以及工业集聚路径依赖性的3次稳健性分析也基本支持市场潜能、城镇化与地区工业集聚度之间关系是稳定可信的。

本文主要探讨了回收质量不确定下的竞争性闭环供应链的政府政策机制，建立了4种情形下的竞争性闭环供应链分散式决策模型，研究了3种政策机制对闭环供应链回收率、总碳排放量和制造商利润的影响，模型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第三方回收商构成。结果表明：回收率和制造商利润受到回收质量的影响，存在最佳回收质量系数使回收率最高以及制造商总利润最高，最佳回收质量系数受到碳税的影响；补贴与碳税相结合机制更能有效的引导回收、降低总碳排放量以及激励一般制造商进行再制造。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进行了验证。

为了探讨奖惩机制下制造商与回收商分担固定回收投资成本对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利用博弈论建立了由制造商、回收商和消费者构成的闭环供应链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及仿真得出各决策变量基于制造商分担比例及奖惩力度的变化。研究表明：仅考虑制造商分担回收投资成本、奖惩机制下制造商分担回收投资成本均能有效提高回收率，降低零售价，提高产品需求量，且第二种机制作用效果更佳。适当的分担比例和奖惩力度可以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因此，在合理的奖惩力度下制造商分担一定的回收投资成本时，闭环供应链各成员能实现互利共赢。

本文基于边际等值原理，综合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建设效益，构建多因子城市建设用地最优规模决策模型，并结合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实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01～2015年，我国城市发展经历了从建设用地短缺到最优及至过剩的过程，对建设用地增长的强依赖逐渐转变为弱依赖。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与边际建设效益弱相关；与边际经济效益之间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与边际社会效益呈正相关、边际环境效益呈负相关。目前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已经达到最优规模，其中建设用地供给与经济发展失调，是导致净效益下降的主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