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11~2015年沪深A股199家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面板门限方法，研究外部融资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D投入随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呈现“U”型趋势；长期负债占比、大股东持比、前十大股东（不含大股东）持比虽然不存在门限效用，但均与R&D投入呈显著线性关系。其中，长期负债占比、大股东持比与R&D投入呈负相关；前十大股东（不含大股东）持比则与R&D投入呈正相关。因此，企业应当灵活使用外部融资方式，结合自身发展阶段，通过提高R&D投入来推动技术创新。

智能制造是实施 “中国制造 2025”的主攻方向， 对制造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如何评判企业的智能制造能力是首要问题。 本文参考中国智能制造标准系统结构， 首先基于张量理论建立三维的企业智能制造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基于 Tucker 张量分解构建评价模型， 最后结合实际数据给出了模型的训练过程和测试结果， 表明该模型具有可行性和良好的评价结果， 为准确衡量企业智能制造能力提供依据。

“十三五” 时期是我国增长、 转型和改革高度融合的新阶段， 创新驱动是我国汽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 本文利用我国汽车制造业沪深上市公司 2013～2015 年的数据， 运用相关模型和方法对其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以及技术创新产出的中介模型进行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 R&D 投入、 技术人员投入对经济绩效有滞后 2 年的影响； 技术创新产出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路径是增加技术创新投入， 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路径明显， 潜力绩效不显著。 文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选取 2011～2015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企业研发效率， 实证分析了不同政府补助强度下政府补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效率存在正 “U” 型关系： 当政府补助强度较低时， 随着政府补助强度增加，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却降低， 存在企业利用政府补助 “补血” 或 “贴金” 的情形； 而当政府补助强度达到 26.17%时， 政府补助对研发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拐点， 此时随着政府补助强度的继续增大， 企业的研发效率才会随之提高。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 国企创新动力不足、 创新效率低下是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而国企的垄断程度普遍较高， 因此， 找到导致国企创新动力不足与创新效率低下问题的制度性根源自然成为破解国企改革路径僵化的破冰之举。 本文利用 2008 ～ 2016 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在全行业中， 垄断程度越高， 创新投入越少； 竞争程度越高， 创新投入越高。 垄断性行业中， 国企的垄断程度越高， 创新积极性越弱， 且经营效率低下； 竞争性行业中， 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 国企的创新投入会增加， 但垄断阻碍市场竞争， 导致创新效率仍旧低下。

本文以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 2013 ～ 2015 年数据为样本， 实证研究了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以及不同终极控制权性质下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结果表明： 高管持股、 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均呈现 “倒 U 形” 非线性关系， 即随着高管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增大， 研发投入先增加后减少， 高管激励只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 过高或过低的激励力度均不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 与非国有控制企业相比， 国有控制企业的高管持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大、而高管薪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

在我国经济 “新常态” 和政府负债率偏高背景下， PPP 成为减轻政府负债和提振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贵州省荔榕高速采取了 “PPP＋EPC＋运营期政府补贴” 建设模式， 该模式由社会资本独资成立项目公司， 具体负责项目融资、 建设、 运营、 移交等事宜， 在项目运营期收益达不到预期项目收益时给予一定资金补助， 超过预期收益时， 超额收益收归政府。 该模式解决了企业投资亏损的大部分风险， 既使之有利可盈， 又控制企业获取暴利， 从而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同时减轻了建设期间地方财政集中补贴的压力。

在支付多样化环境下， 考虑第三方支付促销对顾客效用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受促销和价格影响的顾客效用函数， 建立了引入顾客效用的三级供应链利润模型。 利用 Stackberg 博弈分析供应链主体间最优决策， 并与集中模式下进行对比， 为了促使零售商降低零售价格来提高顾客效用， 构建了批发价格下“促销成本共担＋收益共享” 契约达成供应链协调。 最后通过数值分析证明： 集中模式下顾客效用比独立决策下大； 建立的契约机制能够实现制造商主导下的供应链协调； 促销力度的增大有效增加了顾客效用。

本文通过构建具有异质预期的企业寡头博弈模型， 分析了产量竞争下的纳什均衡局部稳定性。 研究表明基于边际利润和一个适应性预期的决策参数， 企业遵循一个梯度的规则， 决定了纳什均衡的局部稳定性， 产品差异化的程度对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产品的性质。 此外， 时滞反馈控制可以控制动力系统的混沌行为且数值分析表明其可高效、 快速的控制动力系统的不稳定行为， 使得市场快速恢复稳定、有序的状态， 为决策者提供有效解决市场不稳定现象的方法。

近年来，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美贸易的深入， 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实施一系列管制措施。 这篇文章通过计算 G-L 指数和 Aquino 指数， 证实美国对华存在高技术出口管制， 且两国贸易还处于垂直分工阶段； 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 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对美国对外贸易影响显著。 同时， 通过对中美贸易结构的研究得出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两国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放松出口管制可使贸易失衡得到重大改善。 为了解决由于出口管制而导致的 “愿买者无可买” 的问题， 中国可通过 “最惠国协议”、 第三方进口以及加快自主研发等手段打破美国出口管制的瓶颈。

本文选取 2000 ～ 2016 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两者之间为 U 型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亦是如此，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的转型期。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均为先抑制后促进，但二者同第三产业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关系。人均 GDP 的提升、技术的持续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均能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推动产业机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科学的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方法对提升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至关重要，是厘清高技术产业创新障碍的首要手段。基于无需赋权的突变级数法，兼顾创新投入、产出和环境要素，本文构建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模型考量我国 30 省市自主创新能力。结合 GIS 技术绘制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分布图，分类研究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状况。运用突变级数与障碍因子诊断相结合得出改进障碍因子模型，以剖析各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障碍因子。研究表明：突变级数法可有效评价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从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增强； 开发经费额、 总产值和技术成交额是限制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普遍性“短板因素”。最后本文针对各省市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分布及主要障碍等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企业自主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毋庸置疑， 但产业升级是否会带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本文利用 2002～2015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产业升级、 人力资本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1） 向第二、 三产业升级过程均能够有效带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且第三产业带动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强于第二产业； （2） 向第二、 三产业升级过程能够有效带动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 且向第三产业转移较向第二产业转移更能有效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3） 人力资本水平在产业升级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以一个制造商、一个零售商和政府组成三级绿色供应链为背景， 本文建立了考虑供应链参与者具有公平偏好、 产品绿色度和政府补贴的 4 种绿色供应链博弈模型： 制造商具有公平偏好的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制造商与零售商均为公平中性的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和集中决策模型， 并对 4 种博弈模型中各个参数进行比较。 研究表明： 在只有零售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形中， 政府补贴能减弱零售商公平偏好特性对供应链的消极作用， 使产品绿色度和社会福利提高到与制造商和零售商均为公平中性的情形相等； 而在只有制造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形中， 产品绿色度、社会福利等参数仍受公平偏好特性影响。 最后， 在只有制造商具有公平偏好的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成本共担的收益共享契约下的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

工业用水效率的提升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文基于中国 30个省区 2005～ 2015 年的面板数据， 利用最新 DEA 模型——MinDS 估计了各地工业的用水效率； 利用 Tobit模型考察了不同区域的影响因子对工业用水效率的作用。 研究发现： 全国总体的平均用水效率为 0.75， 东中西的平均用水效率分别为 0.79，0.70和0.77，纯技术用水效率东部表现最好， 而规模效率西部地区表现最优。 另外， 南方省区的工业用水效率要低于北方省市。 工业化比重对工业用水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用水规模对其产生负向影响。 文章给出了加大中西部的技术引入、 协调南北方省市的工业用水效率和提高东中部的环境治理能力等政策建议。

文章研究了在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和政府征收碳税的条件下， 制造商的最优定价策略。通过建立消费者对新产品、 翻新品、 再造品的不同效用函数， 得出消费者对 3 种产品的不同需求， 并给出在考虑需求和政府征收碳税情形下制造商的最优定价策略。 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和政府征收碳税的同时， 制造商同时生产 3 种产品进行的决策。 结果表明： 同等条件下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比选择非低碳产品的效用大， 这使得消费者有低碳动机； 制造商应利用产品的异质性来获得最大利润； 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使其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增加， 征收碳税促使制造商多生产低碳产品， 这种与低碳联系在一起的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对消费者和制造商均是有利的。

本文运用非期望 Super-MinDS 模型测度了 2006～2015 年京津冀地区各市高耗能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 运用空间统计方法探索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 最后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 （1） 京津冀地区高耗能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普遍不高， 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各市间的差异较大， 差异随着时间变动呈现收敛态势； （2） 京津冀各市高耗能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北京、 天津、 沧州、 廊坊、 保定 5 个城市形成了稳定的高———高正相关聚集区； （3） 区域经济水平、 科技创新环境、 对外开放水平和 FDI 都对高耗能产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资源禀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企业规模影响不显著。

本文在构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系统的基础上， 建立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并借鉴菲尔德两部门模型和 EBA 模型， 采用 2006 ～ 2015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分别针对我国总体情况、 中西部地区和各省份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 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率、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占资产比等指标， 对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指数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技术市场交易额、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行业平均工资的正向影响也十分明显， 而居民消费指数、 工业治理污染完成投资的影响则为负； 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指数、 地方财政收入、 行业平均工资和工业污染完成投资情况比较重要， 中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指数、 互联网普及率和地方财政收入作用效果更明显， 而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指数、 地方财政收入、 行业平均工资的正向作用基本均衡。 本文针对不同省市的特点， 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提高的侧重点。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是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本文分析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定位及其互动关系， 确定了区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评价的 4 个关键维度， 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改进突变级数法， 对中国 30 个区域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目前大部分区域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强， 但东部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普遍高于其它地区； 区域成果供给能力对区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影响最大， 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次之。 本研究旨在为科学评价地方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指导地方政府科技成果转化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