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有的关于经济增长的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分析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存在着经济增长理论落后的问题，并且缺乏城镇化、信息化等结构因素，科技投入等创新因素和节能减排等资源环境因素，因而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结构改革、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际。为此，本文把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共协理论)、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创新驱动理论和有关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建立模型组，构建预期效用函数和拉格朗日函数，进而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体系，并运用贝叶斯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等进行参数估计，进行模拟仿真和政策实验，从而分析出城镇化等结构性变量的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作用效果，为推动结构改革、创新驱动与一带一路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本文针对政府创新补贴背后的逆向选择问题，将创新补贴看作是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契约”，基于契约理论刻画了不同信息结构下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和选择，同时得到了最优政府创新补贴系数和最优企业R&D投入水平。研究发现：企业风险偏好、研发项目的风险、知识产权制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府补贴系数和企业R&D投入水平；信息不对称下，政府补贴系数和企业R&D投入均有所减少。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低效率，进一步建立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契约，发现只要贴现因子足够大，双方可以建立长期合作，进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本文把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与生产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速贡献率的比值作为经济集约化水平，利用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对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影响以及OFDI对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经济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存在本国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集约化水平显著负相关；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集约化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和经济的集约化增长。

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研究企业动态发展进程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激励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但激励效果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下存在一定差异；政府补助对成长期的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比成熟期、衰退期的企业更显著；政府补助对成熟期企业的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比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更明显。企业的生命周期影响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效果，政府在继续推进激励政策落实的同时，也需要企业结合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合理利用政府资源进行创新。

如何提升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是转型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以2011～2016年“走出去”的高技术企业为例，探讨国际化背景下企业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动态能力及其3个结构要素均能显著提升创新绩效，其中协调整合能力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国际化能够强化动态能力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协调整合能力的强化作用；进一步看，国际化的强化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高技术密集度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此外，本文运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发现，随着国际化程度跨越不同的门槛值，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增强。因此企业进行国际化拓张时应正确理解和运用动态能力，发挥其“遇强则强”的弹性效应，从而获得持续不断的竞争优势。

技能型人才区域流动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互动循环关系，地区经济差异是技能型人才区域流动的动力因素，技能型人才集聚又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人才诉求的动态变化，技能型人才流动更趋复杂。本文运用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权变条件下技能型人才流动行为的进化稳定策略。研究表明，在流动收益、流动成本和外部机会共同作用下，有序层流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区域流动形式。经济差距扩大时，人才向发达地区流动集聚；当经济差距缩小时，人才分层环流，即高技能人才单向流动，一般技能型人才呈现人才稳定和回流情况。

研究东三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绩效对于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微观的企业视角出发，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和Tobit模型对东三省2007～2016年制造业企业的财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多数企业绩效处于较低水平，前5年效率高于后5年，吉林省企业绩效水平较高，医药制造业企业绩效高于传统重工业；(2)东三省制造业整体绩效水平呈上升态势，纯技术效率是制约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行业技术变革是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3)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对于企业效率有显著影响。针对研究结果，本文从持续跟进振兴战略、提高战略实施的广泛性、加强技术改造力度、提高对外开放度和企业股权集中度并适当降低负债水平等方面为东三省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参考。

优化生产要素流动方式、协调生产要素供给与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1]。本文借助全国30个省市区2001～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生产要素流动及区域协调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及提高区域协调一体化水平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区差异。政策含义：全国各地区应当合理协调配置生产要素资源，优化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本文基于“十一五”规划初期、“十二五”规划初期和“十三五”规划初期经济数据的样本对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发展质量进行评价与比较。结果表明，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有了实质性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协同性在不断增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逐步让位于经济、社会和生态更加均衡的发展。但京津冀区域发展能力不协调、不平衡现象仍然严峻，社会发展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长三角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基于此，提出实现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为推动区域发展质量提升提供支撑。

本文针对废旧电子产品市场中由再制造商和回收商组成的逆向供应链，研究了在回收商的回收能力和回收努力程度均为私有信息时，再制造商如何甄别回收商的真实能力并实施有效激励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运用博弈论和激励理论，构建了双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且回收商的回收能力为连续类型时的激励模型，并与单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进行对比，最后通过数值仿真验证。结果表明：考虑双重信息不对称时，再制造商期望收益减少，回收商的回收努力程度降低而期望收益减少，系统绩效降低；针对不同类型的回收商设计差异化的激励机制，不仅能够实现信息甄别，而且可以诱导回收商提高回收努力程度。

本文选用以股票代码为关键词的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从不同市值股票市场视角出发，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了投资者关注指数对股市超额收益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大小不同市值市场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中，转换变量的位置参数值分别为1.2473和1.2271，说明市场风险因素是影响股市表现的主要因素，且小市值股票市场对投资者关注的变动情况更加敏感，这与小市值股票市场中公司的业绩表现和价格走向相对大市值市场来讲稳定性较差等密切相关。

在企业创新活动中，新创高技术企业显然无法利用自身禀赋创造出全部所需的知识。因此，新创高技术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为其获得竞争优势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知识流动是在企业间知识的获取和溢出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组织关系视角出发，整合了企业之间的空间、知识基础、制度差距等因素，确定了组织关系的3个维度，分析了空间距离、组织距离和技术距离3个方面对知识流动的影响机理，为组织关系在正反两个方向影响新创高技术企业间知识流动效果提供理论依据。

不确定型决策是指决策人在无法估计系统行动方案所属情况比重的情况下进行的决策，本文运用5种决策方法根据航空公司盈利能力进行决策。等比OWA算子^[2]由单调增加或减少权值序列组成，是一种特殊的单调权值的OWA算子，具有Orness和Entropy两种测度。运用等比OWA算子可直接表明决策者对四大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态度。本文采用这两种方法对4个航空公司的盈利水平对比分析以选出最优方法，同时，文中异于传统的变量选取增强了方法的实用性与有效性。

本文以22国贸易数据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我国2007～2016年设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并实证研究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设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呈“M”型走势。2007～2012年产业进入发展黄金期，2013年后其出口复杂度逐年降低，产业过度发展及产能严重过剩，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暂处全球中游，出口技术、生产效率不高，出口复杂度有待提升。同时，人力资本对我国设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影响最为重要；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复杂度的提高有显著作用；研发投入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有巨大潜在效益；科技水平与出口复杂度之间关联稍弱。最后，本文基于实证，明确我国设备制造业发展重点。

本文计算126个国家1996～2016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复杂性指数，从资源基础观视角研究影响经济复杂性指数的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指数大幅提升，但总体而言竞争力较弱，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现出较强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在一些尖端技术行业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提升经济复杂性不能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水平、创新能力对经济复杂性具有促进作用，制度质量是影响经济复杂性的关键环境要素。

平台已成为企业的重要组织结构。平台研究大都集中于平台企业和平台理论，少有研究将平台与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关联，制造企业如何利用平台成功实现服务化转型已成为研究界关注的重点。本文通过对产品平台、产业/协同平台、网络平台进行梳理，从“制造企业”、“服务”、“转型”3个方面深入分析不同平台视角下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核心因素之间的差异，并提出网络平台下的研究展望。研究发现：传统制造企业依赖技术等制造资源，专注于产品开发；在由初级向中级服务阶段转型进程中，制造企业通过产业/协同平台实现资源互补，聚焦于增值服务的提供；在向集成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过程中，则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多方资源整合，实现产品与服务的相互嵌入。

2018年，中国工业经济发展预测报告提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仍然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金融与科技的加速融合促进了工业效率的提升。迫切需要整合金融资源，加速生产要素流动，探索金融服务创新，推动金融服务优化升级，以助力工业经济高效发展。金融通过扶持工业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网络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效率的提升形成支撑力。本文对国外文献中金融发展对工业效率提升形成支撑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数据选用进行了梳理，对金融给予支撑工业效率提升的集聚、创新、资源配置能力进行归集和探讨，提出了提升工业效率的金融支撑研究趋势。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7～2016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前尚未达到倒“U”型曲线的拐点，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3)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收集与中国道路货运行业经济运行相关的月度指标，本文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筛选出道路货运行业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一致指标和滞后指标，基于合成指数模型构建道路货运行业周期监测指数，依据其波动态势分析中国道路货运行业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并验证其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先行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6年，中国道路货运行业经历了4次较为明显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道路货运行业与宏观经济具有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但是波动幅度不同，道路货运的波动幅度比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波动幅度更加明显。道路货运行业周期监测指数可以客观记录道路货运行业波动的过程，科学预测道路货运行业的周期波动趋势，为新常态下道路货运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宏观调控的决策参考。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有所改善，市场集中度也有所提高。本文通过2006～2016年的调查和统计数据，研究市场结构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与市场集中度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目前市场集中度都还相对较低；(2)垄断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与市场集中度的相关性更加显著，提高该行业的集中度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高产能利用率；(3)政府要减少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在宏观上对市场起到引领的作用，优化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