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性技术，以往文献都专注于共性技术开发成功之后的扩散和商业化研究，本文聚焦于共性技术的构建，在形式化设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存在域描述符 （D）对于共性构建的重要性；借助C-K设计理论，从数学知识结构和技术知识结构 （蒸汽机设计和MEMS设计）两个方面探析了共性构建；讨论了共性技术如何得到提升。研究为C-K设计理论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强调共性目标不是只归为一种 （而是多个已知或部分未知）解决方案的存在域。共性构建能够处理技术——市场双重未知下的不确定性，隐含的经济管理推理为动态技术系统提供了新的见解。

为了规避在需求不确定情形下的物流园区建设与运营中存在的风险，本文运用实物期权法和博弈论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双寡头垄断市场下物流园区规模与投资时机问题。本文构建了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价值函数模型，并通过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研究表明：双寡头竞争市场中追随者的投资规模永远大于领导者，且随着需求不确定性的增加，领导者与追随者投资临界值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除此之外，本文提出的不确定市场需求下的期权博弈模型更符合实际物流园区投资。

为有效促进电动汽车市场化，本文提出基于改进前景理论的直觉模糊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电动汽车电池集中充电中心的选址决策。构建电池集中充电中心选址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直觉模糊评价矩阵，并定义新的记分函数，据此将直觉模糊评价矩阵转化为实数评价矩阵；考虑到决策者的非理性行为，引入改进的前景理论，构建改进的前景决策矩阵；建立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的优化定权模型；结合改进的前景决策矩阵及准则权重提出基于改进前景理论的直觉模糊多准则决策方法；基于该方法研究电池集中充电中心的选址问题，为此类问题提供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并通过算例对此类问题进行优化决策。

本文以高铁、动车用保温箱为研究对象，运用TRIZ理论及人因工程学等相关方法，对现阶段高铁、动车用保温箱使用过程中加热质量问题及使用者操作不便问题进行优化改善，通过应用TRIZ理论解决保温箱的加热质量问题，通过应用人因工程学方法使保温箱方便使用者的操作。

本文从 “掏空”与 “支持”双重动机的视角研究了纵向兼任高管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机理。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当上市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现金持有量更多，而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通过兼任高管协助进行资金占用的动机也愈强，“掏空”效应也愈发明显。

本文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1）运用修正的DEA方法和ArcGIS测度了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 （市）中98个地级市 （直辖市）的财政环保支出效率；（2）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环保支出效率的因素，其中重点关注财政分权对环保支出效率的影响。本文发现长江经济带：（1）财政分权有利于环保支出效率提高；（2）环保支出效率普遍偏低且存在地域差别，上游和下游城市效率均低于中游城市；（3）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的提高能够促进环保支出效率的提高；（4）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会导致环保支出效率的降低。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最后提出了几点提高环保支出效率的建议。

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的观点，利用交互创新理论，分析了创新网络交互度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文章以全国各省份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负二项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创新网络交互度对创新链前端科研创新的绩效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创新链后端产品创新绩效的作用不明显，主要表现为科研机构和其他主体之间的交互创新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政府进一步完善创新环境与建设市场机制，以及促使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面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各区域间能源经济发展不平衡。本文选用劳动力、资本存量、能源作为投入指标，各省实际GDP和环境污染物作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利用DEA-BB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对我国四大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能源效率普遍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能源效率，其测算结果更加准确；中国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在整体上呈现递减趋势，相较于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影响更加明显；能源效率在空间变动形式上呈现较大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为提高中国整体能源效率，各区域必须根据其发展状况制定契合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

长三角作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发展质量演化趋势对于探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本文在综合已有文献基础上，设计出包含强盛性、有效性、持续性、稳定性、协调性、包容性、开放性等特性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985～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和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演化过程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主要研究结论：（1）强盛性决定了城市发展过程的层次性，人均GDP将长三角城市群划分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相对发达城市和相对落后城市；（2）通过整体性协调发展，创新培育长三角城市群新的经济增长极，推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3）尊重经济规律，把握城市群内部发展层次性差异，推进中心城市创新发展、相对发达城市融合发展、落后城市特色发展。

电力行业是我国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发电企业碳减排的施行对我国践行低碳经济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燃煤发电企业与生物质发电企业为例，运用资源价值流方法，在分析全生命周期流程企业经济成本与碳足迹的流动和结转的同时，探讨各阶段经济成本与碳排放，有助于企业实施具有针对性的碳控制和碳减排。经计算，生物质发电经济成本高于燃煤发电，但每kwh燃煤发电的碳足迹是生物质发电的6.05倍，在仅考虑市场经济成本条件下，传统能源发电具有明显优势，但纳入环境效益和低碳经济因素，生物质发电则更有潜力。从生命周期阶段来看，两者90%以上碳足迹均来源于生产阶段，在此阶段如何寻求碳减排有效途径对企业低碳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

资源型城市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碳减排，关键在于提高碳排放效率。基于2008～2016年我国中部6省3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碳排放效率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各个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在历年碳排放效率变化中，河南省和湖南省地级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效率稳定高于平均效率，江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实现了碳排放效率的快速提高。研究认为，对外开放度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应当受到政府的重视，积极引进外商投资，并加大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

十九大提出绿色发展新目标，推进绿色发展新部署，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的主动性显著增强，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的耦合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本文以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2008～2016年的经济数据为基础，利用耦合度模型实证分析我国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的动态耦合关系并进行局部空间区域差异比较。结果显示，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发展处于高度协调耦合发展状态，没有出现相互抑制的作用。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耦合度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较低。本文提出利用绿色金融市场融资渠道和法律环境基础产生绿色经济发展新力量的建议，最终实现各省份的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城镇化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在梳理与归纳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在新型城镇化测度、产业结构变化、乡村旅游等多方面新型城镇化与环境发展问题关系密切，将新型城镇化与环境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归纳为动力机制和内在支撑机制两方面，梳理新型城镇化与环境的发展现状，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与展望。

本文以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典型区域皖江城市带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改进的CRITIC-TOPSIS方法对示范区城市进行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同时利用PSM-DID方法研究承接产业转移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净效益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总体上承接产业转移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并拉大了皖江城市带经济较发达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差距；政府投资、科技教育、产业结构、配套设施水平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最后，有针对性地给出了提高皖江城市带示范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静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曲线关系均呈 “N型”，西部地区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呈现 “N型”曲线关系。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不利于降低碳排放，但在不同的老龄化程度下，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代表，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已经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理论，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2005～2016年26个省市电子信息制造业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值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创新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科技研发效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成果转化效率成为制约整体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且区域间效率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3条建议：识别区域产业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创新战略；营造技术创新发展环境，增强产业主体创新意识；丰富产学研创新网络内涵，促进跨区域技术交流协作。

随着人工智能疾速发展，以往必须借助人力的劳动逐渐被机器取代，彻底引发了学界对“机器换人”的关注。基于技术演进视角，本文总结了4次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从理论视角，刻画了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理论框架，采用2010～2016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人工智能对就业人数和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就业，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乡村劳动力，且人工智能发展并没有使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工资极化现象。最后，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确保劳动力市场面向未来需求平稳过渡优化的对策建议。

本文将技术创新模式划分为内部依赖和外部依赖两种类型，选取中国5类高新产业1995～2016年的数据样本，构建出口管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面板数据模型，剖析美国出口管制如何影响中国高新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结果发现，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高新产业的内部依赖型创新模式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外部依赖型创新模式的作用不明显。美国出口管制推动了我国高新产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改变，但是未能抑制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中国高新产业在吸收外部技术溢出的同时，必须主动防控外国出口管制风险，在关键性的前沿技术上始终坚持内部依赖型的技术创新模式。

本文采用SVAR模型对我国2010年4月～2017年6月宏观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是中国OFDI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控制变量中的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社会融资能力和进口贸易对中国OFDI产生了一定的 “挤出效应”，阻碍了中国OFDI的发展。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 “走出去”的顺利推进，我们应该采取如下措施：抓住 “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契机，积极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作用，积极推动优先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融资；鼓励中国企业采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推进国内金融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现代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