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市场规模与新企业进入及行业创新的关系。 基于 1992 年以来国家政策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所带来的三次产业市场规模分化这一外生条件， 本文从三次产业各细分行业水平上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对于行业创新 （以新企业进入数测度） 有着显著的影响。 我们的理论模型预示着就业规模对于创新具有两种作用截然相反的 “规模效应” 与 “拥挤效应”， 我们利用国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人口非系统性变化这一条件， 对于两种效应哪种占优也进行了经验研究。 最后在模型设定、 数据处理方面以及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结果依然显著。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 以 2016 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前 100 强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作为构建创新网络依据，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 从网络结构和网络特征两个角度全面分析了网络发展状况， 并进行回归分析， 探讨了网络中心度、 结构洞对网络创新产出的影响。 结果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结构较为松散、 凝聚力较差， 国有企业依然是产业主体， 但产学研合作不足； 网络中心度与创新产出之间成正相关， 而以自益型结构洞为主的结构洞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创新产出产生抑制作用。

高管认知是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从高管认知的视角出发，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对我国电子工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高管认知、 职业生涯关注和财务柔性储备都能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之后， 依然稳健。 高管认知在职业生涯关注和财务柔性储备与创新绩效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该调节作用表明在当职业生涯关注及财务柔性储备对创新绩效产生抑制时， 高管认知能够削弱职业生涯关注和财务柔性储备对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

矛盾分析是 TRIZ 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但 TRIZ 理论对如何分析和确定技术矛盾与物理矛盾讨论较少， 导致实践中出现 “易学难用” 现象。 本文将约束理论中消云图分析和确定矛盾的方法引入 TRIZ 理论， 提出了技术矛盾消云图和物理矛盾消云图的概念， 并开发了确定技术矛盾和物理矛盾的具体操作流程， 弥补了 TRIZ 理论的分析和确定矛盾不足的问题， 为矛盾分析解决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技术产业被视为区域创新的重要载体， 把握不同区域创新效率有助于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创新政策。 本文将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两个阶段， 运用 DEA 模型对中国 2009～2016 年高技术产业省域创新效率进行动态评价。 结果表明， 整体上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高投入、 低效益” 矛盾依旧， 但技术研发阶段效率高于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效率， 说明高技术产业创新低效主要源于技术转化阶段效率较低。

为研究企业在合作网络中占据结构洞的位置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并探究技术多元化在其中是否发挥调节作用， 本文利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企业在 2006 ～ 2015 年的合作专利数据， 构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企业间的合作网络， 在此基础上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结构洞、 技术多元化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洞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倒 U 形关系， 技术多元化负向调节结构洞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企业利用合作网络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实践性的建议。

在经济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是受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无形而有力地推动。 本文梳理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献后， 构建了相关计量经济模型， 分析了 2001 ～ 2015 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并结合实际从 “一带一路” 建设的视角下分析了实证结果， 提出了政策建议。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外贸、 投资和外资因素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具有正向作用； 最终消费有负向影响作用； R&D 因素影响不明显。

新能源汽车推广是缓解能源供给压力， 减轻环境保护负担的重要举措， 是国家大力扶持行业。 本文主要选取充电设施建设补贴和汽车购置补贴作为代表性政策， 利用 2011 ～ 2015 年的城市面板数据， 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法， 建立了政策的评价体系， 区分直接网络效应和间接网络效应， 根据政策与新能源市场的发展结果， 测度和比较充电设施补贴政策和汽车购置补贴政策的政策效应。新能源汽车政策投入大、 周期较长， 对比不同政策的市场效应， 有利于降低政策成本， 提高政策效率和决策效率， 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 充电桩和购置补贴对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具有显著影响，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标准逐步退坡， 补贴金额逐年降低， 加快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 消除消费者的充电焦虑， 是推广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政策方向。

本文借助熵值修正 G1 法进行指标赋权， 利用 TOPSIS 和灰色关联度改进距离协调度模型，构造发展成熟度指数 （DMI）、 协调成熟度指数 （CMI） 和协调发展成熟度指数 （CDMI）3 个成熟度测度指数， 对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 2006～2015 年工业绿色发展的成熟度进行评价。 研究发现， 10 年间长江经济带DMI 和 CDMI 持续增长， CMI 呈波动式增长态势； 部分省市工业绿色发展存在发展水平与协调程度不同步现象； 中三角发展迅速， 与长三角地区差距不断缩小， 泛成渝地区与长三角的差距无明显缩小趋势。

在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物流产业的作用日益突出， 物流产业依托技术进步的调节效应， 提高其专业化水平， 并且更能发挥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本文截取我国 2005～2015 年的空间面板数据， 借助 Durbin 模型， 将技术进步作为调节因素， 考察物流产业专业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区域物流产业专业化水平不均衡， 在其作用下全国以及东、 中、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效应； 除了东部地区外， 物流产业专业化对本省和临近省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呈现鲜明的杠杆效应， 尤其是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较显著； 技术进步具备了明显的调节作用， 其对东、 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 中、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辐射效应明显大于其本地效应。

本文将市场细分为具有品牌偏好的忠实顾客和具有质量偏好的有限理性顾客， 研究顾客信息关注、 监督与搜索对质量披露策略的影响。 通过分析顾客不同行为因素对卖家的市场占有率和均衡收益的影响， 建立顾客信息未知、 信息不完全和信息已知 3 种市场需求下的卖家收益模型， 运用博弈方法， 获得卖家的最优质量披露阈值和均衡利润。 并对结果进行仿真验证， 分析顾客质量偏好、 忠实顾客比例、 顾客关注度、 顾客搜索成本和卖家披露成本对卖家的质量披露阈值和均衡利润的影响。 结果表明： 随着顾客质量偏好增加， 卖家的收益减少； 随着顾客搜索成本增加， 卖家的质量披露阈值升高， 卖家的收益增加； 当顾客关注度处于中间值时， 卖家的质量披露阈值和收益都取得最大值。 这为卖家制定质量披露决策提供依据。

文章以 2009 ～ 2015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内外部两方面着手， 通过 OLS 回归和 Heckman 二阶段回归， 研究了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是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并且进一步探讨了两者之间具体是以替代还是互补方式来发挥作用的。 研究发现： 媒体关注以及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均可以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并且两者的抑制作用存在替代效应， 即媒体关注可以有效降低由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而诱发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本文采用 2014 年 7 月 ～ 2017 年 4 月欧盟排放市场组织 （EU） 以及中国 7 个主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交易现货价格的对数收益率的月度平均数据， 采用 DCC-MGARCH（1，1）模型， 尝试分析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 （1） 两个市场均存在集聚效应， 但欧盟市场集聚特征和价格波动幅度更显著； （2） 两个市场间存在长期均衡和相互引导关系， 但这种影响存在非对称效应， 欧盟市场对中国市场溢出效应更明显； （3） 欧盟市场对外界反应更为敏感， 其价格高低相随明显。 但当欧盟碳交易价格出现急剧变化时， 中国碳交易价格波动幅度较之欧盟更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碳市场仍较为脆弱。 建议加强全国统一性市场的建立， 完善价格监管机制， 避免价格波动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低碳产业发展产生影响。

供应商参与是我国企业新产品开发的一种主要形式， 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制造商激励是促进供应商参与并增强新产品竞争力的本源。 本文对制造商激励、 供应商参与、 新产品竞争力的相关性进行解析， 从信任和承诺的视角揭示了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微观激励路径和机理， 发现了制造商激励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了我国企业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优化方向， 为进一步提高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效率提供了理论借鉴。 本研究发现： 制造商承诺的改进是关键， 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是主要目标。

从不同视角解构大区域经济差异， 有助于明晰区域经济差异的真实现状， 有重点地推进经济均衡发展。 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 129 个地级市 2000 年、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的统计数据， 采用综合指数法评价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 并按尺度递减从全域、 区域、 省域、 城市 4 个视角，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 （ESDA） 和变异系数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差异， 识别出经济差异重点区域。 研究发现： （1） 2000 ～ 2015 年， 全域经济差异以 2010 年为节点先增大后减小， 且内部 “两极分化” 明显， 经济空间演化与经济差异时序波动吻合， 相应在空间上呈现 “极化→扩散” 趋势； （2） 研究时段内， 从区域差异看， 上游地区经济差异增长明显， 干流沿线经济差异始终高于外围， 上游干流沿线经济差异逐年增大； 从省域差异看， 苏、 浙 2 省经济发展趋于均衡， 川、 鄂、 湘、 皖 4 省经济差异增长明显， 云、 贵、 赣3 省经济差异波动增长； 从城市差看， 特大城市和Ⅱ型小城市经济差异较小， Ⅱ型大城市经济差异较大， 2015 年Ⅰ型小城市经济差异增至最大； （3） 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 中西部长江干流沿线， 川、 鄂、湘、 皖 4省， Ⅰ型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是下阶段长江经济带推进经济均衡发展的重点区域。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 “一带一路” 倡议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传统服务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呈下降趋势， 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货物贸易方面， 我国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呈下降趋势， 资源密集型产品则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 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关系的不断加深， 我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也不断增加。 对外贸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表现为： 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 降低国内低附加值产品的库存和产能， 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扩张和价值链的延伸， 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中巴伊土国际通道是联通中国、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的通道， 是响应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需求， 建设和发展互惠互利的通道。 本文利用 2007 ～ 2015 年的面板数据序列， 使用人均 GDP、人口规模、 距离、 经济开放度、 物流绩效指数、 区域贸易协定等指标， 运用扩展引力模型对中国与通道沿线国家在传统贸易环境和通道联通后贸易距离下的贸易潜力进行比较， 量化评估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联通对沿线国家贸易潜力的影响。 研究表明， 中巴伊土国际通道的建设会缩短贸易时空距离， 有效提升中国与通道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 在中巴伊土国际通道规划建设时， 应注重加强政策沟通、 完善贸易制度安排、促进基础设施联通及提升物流绩效， 充分挖掘通道沿线国家贸易潜力。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 鉴于工资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重要作用， 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是提升工资收入。 虽然就业者平均工资增长速度从 2012 年开始超过人均 GDP 增长速度， 但总体来看中国的 GDP 中用于进行工资分配的比例仍偏低。 本文应用变异系数计算发现， 十八大以来， 中国城镇行业工资差距呈现出缩小的整体变化趋势。 对比中美行业工资差异的程度， 可以发现中国行业工资差异虽不算严重， 但值得警惕的是行业级差大且有超过六成就业者的工资低于平均工资， 而就业吸纳能力强的行业劳动报酬过低， 尤其是劳动强度大、 就业比重高的几个行业劳动报酬严重偏低。

工业园区内各企业是通过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 环境利益和社会利益而相互合作竞争，从而形成的经济网络组织， 合作关系是否稳定取决于各利益相关者间利益的合理性， 合作关系能否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到生态工业园的成败。 本文通过构建生态工业园供应链企业利益分配的 Shapley 模型， 考虑供应链企业的经营成本、 承担的风险为修正因子， 确定权重并对供应链企业的增加收益分配额进行调整。 并根据实例得出， 企业在贡献、 风险方面分担的多， 则其合作产生的增加收益的利益分配所得也较多。 实例验证修正 Shapley 模型在企业间利益分配方面的可行性和适用性， 以期为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以及稳定性提供理论和决策参考依据。

本文以 2010～ 2015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探究了公司并购及会计信息质量对高管薪酬变动的共同作用。 研究发现： 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是否发生并购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且在影响高管薪酬变动的因素中， 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并购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 即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这种正相关关系越强。 企业应加强对高管的制衡与内外部监督以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有效抑制高管短视利己动机下的并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