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会计指标综合打分法和销售收入法的基础上，判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并结合不同计量模型，探寻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最为吻合的金融支持因素。文章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结论：(1)新兴产业企业近年来大多步入了成长期和成熟期，同时，衰退期企业数量有所增加；(2)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比较倾向于间接金融，而成熟期后期或衰退期企业更愿意选择股权形式来得到金融支持，直接融资在这一阶段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3)针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需要选择恰当的金融支持方式，否则会带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轮产能过剩，不利于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文章对全国30个省市2005～2016年的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政府干预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结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反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推动作用；创新对产业结构转换有正向效应；而新动力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同。国家在新动力下推动产业结构转换，应提高创新能力和专利成果商业转化效率，大力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扩大有效供给，拉动内需，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电子商务迅猛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物流产业的快速增长，物流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促进物流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背景，本文构建物流产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利用DEA测度物流产业效率，以协同学原理建立物流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发展模型，并以全国21个节点城市2007～2016年物流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各节点城市物流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整体协同发展趋势缓慢，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尚处于协同度较低的发展阶段。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008年次贷危机为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提供了历史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推进了我国银行业的对外投资进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对外投资，为我国商业银行进入东盟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本文通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为研究对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额、对外直接投资额、东道国市场潜力、集聚经济效应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均显著正向影响四大银行海外机构数量，而地理距离、金融开放程度与海外机构数量呈现负相关。基于此，本文立足“一带一路”倡议，为稳步推进四大商业银行对东盟地区的投资区位布局以及完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网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生鲜电商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除了对冷链物流的建设之外，产地直采这一模式由于具有控制采购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缩短供应链等特点也开始逐渐成为生鲜电商探索新出路的选择。本文通过分析产地优质资源的获取在产地直采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处于原子式市场交易关系下生鲜电商企业的产地优质资源获取现状，得出与产地优质供应商建立嵌入式关系对生鲜电商企业的产地直采布局意义重大的结论。最后从理论出发，分别从结构嵌入维度和关系嵌入维度给出了如何建立嵌入式关系的可操作路径。本研究成果指导了商业实践，填补了理论空缺。

本文研究了一类考虑订单有交货期约束的供应链排序问题。供应链由一个拥有多个工厂的制造商和多个客户组成，制造商从客户处接受一批订单，这些订单需要在给定交货期限内送至各个客户处。制造商需要将这些订单分配给各个工厂，并安排每个工厂的生产和分批运输，从而实现完成所有订单的生产和运输总成本最小化。针对工厂为平行机生产环境的情况，先利用问题的最优性质构建了问题的线性整数规划模型，然后设计了遗传算法对问题进行求解。最后，通过数值实验验证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随着绩效评估领域和组织公平领域研究的深入，绩效评估公平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在绩效评估公平感的概念和结构上，还未得到一致的观点，大部分研究关注绩效评估公平感的结果变量，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首先对绩效评估公平感的概念和结构进行梳理，总结了几种目前较为成熟的维度划分，进一步明确了绩效评估公平感的内涵。其次，基于现有文献，从评估者、受评者、评估者——受评者关系、评估系统等几大方面梳理了绩效评估公平感的影响因素。这对进一步了解员工对绩效评估体系的接受程度，为企业修改完善评估体系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支持。最后，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做出了讨论，并提出了未来绩效评估公平感本土研究的可能方向。

对企业而言，缴纳税额是其应承担的责任，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寻求自身的快速发展，都存在着较强的动机去开展避税活动以降低税负。那么民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否会对其避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中国2010～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通过Heckman两步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研究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两权分离的程度与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显著正相关，即民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越分散，避税程度越小，企业会更加倾向于选择保守的税收筹划方式来进行公司治理。本文的研究有利于理解民营企业避税行为产生的内在机制，同时也为相关政府税务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税收监管提供实践指导。

本文基于一个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张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模型)实证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传递效应的时变特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传递过程在不同时点存在着明显差异，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不仅不完全，而且存在一定的时滞；自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作用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作用沿着商品价值链的方向呈依次递减趋势。

为探讨交叉销售对双渠道供应链决策的影响规律，本文构建了不考虑交叉销售及考虑交叉销售两种情形下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的定价决策模型。通过对模型求解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由网络直销渠道到传统零售渠道的交叉销售效应较大时，制造商相比不考虑交叉销售情形会降低在直销渠道的售价，并提高在零售渠道的批发价，反之，制造商则会提高在直销渠道的售价并降低在零售渠道的批发价，当两渠道之间交叉销售效应相同时不会对制造商定价产生影响；若由直销渠道到零售渠道的交叉销售效应不小于由零售渠道到直销渠道的交叉销售效应，零售商定价相比不考虑交叉销售情形会较高，且交叉销售效应使零售商利润增加。

本文借鉴Jarrow和Rudd(1982)的方法，利用对数正态密度函数的广义Edgeworth级数展式，将高阶矩风险引入到CCA模型中，并收集我国14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数据和股票市场数据，计算出隐含资产价值波动率、违约距离系列等指标。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性风险具有时变性，监管部门要制定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监管机制，定期对银行风险进行评估；引入高阶矩的CCA模型具有高度的灵敏性，能够准确地度量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具有较强的传染性，监管当局应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注重金融机构之间和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制定监测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银行体系风险抵御能力。

中国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流量国，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将其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已经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本文运用灰色关联理论从行业和国家两个层面对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结论如下：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在区位选择上，二者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源丰裕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行业选择上，二者关联度最大的是技术密集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次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再次是资源密集型的采矿业等，最低的是金融服务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最后，根据文章实证结果，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更加有效地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文章借鉴经典C-D生产函数模型，构建包括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内部支出和FDI、ODI、进口贸易、出口贸易4种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等变量的双对数回归模型，利用200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以上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R&D经费内部支出对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R&D人员全时当量和FDI的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以促进作用为主；ODI的逆向技术溢出只在中部地区对技术创新起到了较弱的促进作用；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多以抑制作用为主。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包括科学规划经费支出、合理调整FDI投资方向、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ODI及主动开发并完善国内市场的政策建议。

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和门槛特征的框架，本文研究了中国2001～2016年地区层面FDI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研究表明，FDI的流入促进了全国、东部、中部地区技术创新产出，但西部地区呈现出负向的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东部和全国地区FDI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呈现出“U”型特征，而中部、西部地区FDI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表现为倒“U”型特征。基于研发投入调节效应模型的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FDI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随着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扩大和研发人员投入增加而提高。此外，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证实，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建设均有助于提高各地区技术创新产出。为此，各地区不应单纯加大FDI的引入，而应更加注重强化研发投入。

为解决不同评价方法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结果非一致性的问题，本文分别采用熵值法、集对分析法、灰色关联法以及加权TOPSIS法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同一权重的单一评价，对满足一致性检验的评价方法建立离差最大化组合评价模型，并证明其有效性，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更合理的评价视角。实证研究表明，离差最大化组合评价模型克服了不同评价方法评价结论非一致性问题，充分体现了各评价方法的重要程度，评价结果能够客观反映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弱水平。

根据 2000~2016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的面板数据, 本文探讨了自主研发、技术溢出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示:(1) 自主研发与技术溢出是我国区域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国各省技术创新存在差距, 且从长期变化趋势看差距呈扩大趋势; (2) 地理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R&D 吸收能力、FDI 技术溢出对创新的影响程度与人力资本高度相关, 且自主研发相比 FDI 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 (3) FDI 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 即当人力资本处于充足或稀缺阶段时, FDI 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往往更明显; R&D 吸收能力影响技术创新存在单门槛效应, 即人力资本越多, R&D 吸收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越显著。因此应提高我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制定人才激励政策并减少地区差异, 从而使我国经济更加平稳健康的向前发展。

现阶段我国环保产业缺乏有效的绿色金融支持机制，研究各类金融因素对环保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采用中证环保产业50指数成份股财务数据，实证分析金融支持对于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以期发现不同因素对环保产业发展作用的差异性，为今后制定环保产业相关的绿色金融支持政策提供理论与经验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环保产业发展影响主要体现于资本投入方面，但不同类型的金融支持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比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支持作用更为显著。

为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政府正在不断增加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问题引发了专家学者与管理当局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EBM超效率模型对京津冀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呈逐年递减趋势，其纯技术效率总体上不高，规模效率一直在下降，总体效率较低。然后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科技水平、资金管理水平和环境政策对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有着不同的影响，并做了具体的分析，结果显示，科技水平越高、资金管理越完善、环境政策越合理、环保产业自身发展水平越高，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值就越大。

考虑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价格和绿色度的敏感程度差异，本文将消费者分为绿色消费者、中性消费者和经济型消费者3类，并构建了消费者效用函数与包含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消费者异质偏好下效用敏感系数对消费者效用以及厂商定价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满意度存在差异，表现在绿色消费者的效用水平最高，经济型消费者满意度最低，而且当消费者只对价格和绿色度其中的一个变量完全敏感时，效用水平全部来源于剩余收入，达到最低水平；从厂商生产角度来看，绿色消费者是其最优消费群体，相比较其他类型消费者，满足绿色消费者的偏好需求可以实现更高的利润水平，此时产品价格较低而且绿色度水平较高，更好的实现供应链三方协调；通过数值仿真得到向后弯曲的利润——效用曲线，说明厂商能够在价格和绿色度二者之间进行协调，并通过引导消费者消费行为，在保证消费者满意度的前提下，实现厂商目标。研究结论充分考虑消费者在供应链生产决策中的作用，为完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实现供应链协调提供一定的指导，对绿色发展过程中实现消费者、厂商共赢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针对环保企业间的研发合作，建立了政府补贴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合作研发博弈模型，研究双方的研发投入以及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系数，比较Stackelberg和协同合作两种均衡时的研发投入水平，分析政府的研发补贴对激励系数的影响，并进行了数值仿真。研究表明，在上述两种均衡下，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研发投入均随各自的边际利润的增加而增加；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与双方的边际利润相关；政府补贴的提高会降低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