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从微观层面对新产品扩散问题进行了研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和博弈论构建个体决策行为模型，并设计出一种智能学习方法来实现消费者间的互动。在Anylogic上建立多Agent模型，考虑局部网络效应和全局网络效应，探究网络结构差异下，消费者决策的演化规律和特点。研究发现：（1）网络结构和网络效应差异下，消费者决策演化整体趋势基本一致；（2）全局网络效应下，无标度网络的扩散速度最快，在局部网络效应下，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的扩散速度明显落后于随机网络；（3）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信息传递能力强，能获得更佳的扩散结果；（4）由于无标度网络度分布的异质性，特别是在局部网络效应下，群体决策的波动性非常明显。

随着互联网及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统一定价产品的种类不断丰富。由于较高的名义收入可以购买更多的统一定价产品以增进消费者福利，在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中，名义收入的作用将不断增强。本文基于此，构建产品统一定价条件下，存在空间知识溢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论证当区域间消费品价格相等时，收入的差异源自区域技术水平差异，技术水平差异源自研发人员的空间集聚并将导致地区间企业效率的差异，高生产率地区的企业将提供工人更高的名义工资。因此，区域的集聚力是具有统一定价的产品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而由集聚引发的地租上升以及迁移成本将成为阻碍要素流动的因素。

本文总结了云制造服务平台（简称云平台）的特征，采用Hotelling模型建立价格竞争和需求函数模型，研究了在线下供应市场价格和质量水平确定的情况下，剩余资源供应商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所采取的价格和质量水平策略，以及在面对具有质量偏好的需求方时，云平台如何通过制定合理的质量罚金比率和交易佣金比例，激励供应商提高质量水平，同时最大化自身的收益。研究发现：当给定线下供应市场质量和价格水平时，云平台制定的质量罚金比率与剩余资源供应商的质量成本系数成正比。当其他条件一定时，剩余资源供应商成本越高，云平台制定的佣金比例越低。

鉴于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频繁性和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油价的预测和油价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为了提高油价预测的准确性，本文在总结前人提出的油价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Lasso方法筛选出美国原油生产成本、WTI原油期货价格、中国原油产量等11个主要影响因素，之后使用Xgboost方法对油价进行预测。数值试验结果表明，相比较其它预测方法，本文构建的Lasso-Xgboost组合方法预测精度更高，泛化能力更强。最后本文应用已有模型对2018～2019年WTI原油价格进行趋势预测。

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最终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未来几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其不足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基于持久性收入假说，以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非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收入持久性、流动性约束和收入不确定性等方面的差异，构建居民消费需求的模型。基于中国实际选取2006～2016年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镇单位劳动就业人员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建议通过完善劳动市场的就业机制和提高人们就业能力等各种途径、提高非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占比等，进而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

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性能源，煤炭价格分析在能源研究中一直至关重要。本文采用相空间重构技术，对国际环球动力煤（NEWC Global Coal）、我国的环渤海动力煤BSPI （5500k）和CII冶金煤（15500K）3种煤炭价格的时间序列，通过提取描述系统混沌吸引子等特征量参数，分析煤炭价格时间序列中的行为混沌特征，并计算得出各自的时间预测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国内外煤炭市场价格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G-P算法计算得出的嵌入维数与关联维数表明其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2）3种煤炭价格时间序列的嵌入维数为5、6和9，表明对国内外煤炭市场价格的短期预测可以基于相应维数的非线性模型来实现；（3）国内外煤炭的市场价格行为具有混沌特征，依据最大李雅普诺夫指数，计算得出国际和国内煤炭价格的有效预测期分别为5和12个月。研究结论可为相关部门和企业进行煤炭价格预测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借鉴。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企业制度执行情况的关键，本文根据文献研究和企业调研，分析了目前我国企业制度执行力评价指标体系理论研究的不足和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通过设计问卷获得企业数据信息，并采用通过信度效度检验法和熵权法对传统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改进的方法。根据该方法，选取某电力公司进行调研和实际应用，对原始指标体系做出修正改进，增强企业制度执行力评价的可信度和精准度。

本文结合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和传统的财务学理论，选取201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研究高管过度自信、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过度自信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投资不足无明显影响；（2）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内部控制对高管过度自信和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对高管过度自信和投资不足的关系并无显著调节作用。上述结论从实证检验的角度为我国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及上市公司制定相关政策或经营策略提供了经验参考。

本文以强制披露阶段下2013～2016年的沪、深两市披露内控缺陷的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以不同表现形式的内控缺陷、修正缺陷以及修正缺陷的形式为视角，研究它们对市场反应及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探讨不同内控缺陷的披露与修正的信息含量差异。研究发现，与非财务报告类内控缺陷相比，披露财务报告类内控缺陷会引起更为显著的负面市场反应，且会降低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而考虑缺陷跨期的影响，修正内控缺陷具有积极效应，会带来正面的市场反应；另外修正财务报告类缺陷引起的正面市场反应更为显著，同时会提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

企业知识产权活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开展企业知识产权能力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文献调研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知识产权能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应用DEMATEL方法对原因因素和结果因素进行了分析，识别出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的先进程度、知识产权的创新转化能力、企业创新氛围、知识产权的研发资金投入、创新人员待遇和创新人员配备等是影响企业知识产权能力的核心与关键因素；知识产权的先进程度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素，管理人员配备是最根本的结果因素；需要从技术、资金投入、人员待遇和配置、市场、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入手，提升企业知识产权能力。

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选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地区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地区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影响系数由0.3553向-0.3815平滑转换，在平滑转化过程中，工业集聚水平以区位熵1.41为阈值对经济增长产生正负不同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集聚水平位于低机制阶段，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东部少数地区处于高机制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作用开始凸显。

为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将金融发展分成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两个维度，同时基于2007～2016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金融效率、金融规模同产业结构之间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2）金融效率、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东部地区则不明显；东部地区金融规模的增加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明显。最后根据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面对着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新能源的开发是世界各国持续关注的重点问题。其中太阳能以其资源分布广泛、安全性高、更可靠等优势被划分为能源战略的重中之重，太阳能光伏产业也成为我国的新兴战略产业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产业扶贫等项目。本文以精准扶贫为视角，通过博弈分析、进化稳定策略等研究了我国光伏产业在扶贫过程中遇到的实践困境，发现存在政府政策监管不足、产能过剩、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而现有化解对策多忽视了政府、光伏产业和贫困户的协同推进。因此，需推行政府精准施策、光伏产业技术管理创新及“扶贫+扶智+扶志”的综合性帮扶措施，多维度提高光伏产业扶贫开发的实效性，共同推进我国扶贫事业和新能源事业的发展。

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境外投资活动日趋活跃，201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达到1701.1亿美元。在中国企业能源投资实践过程中，经常受到外国政治环境、投资环境、行业环境以及法律监管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基于国外68个国家的电力行业发展数据，应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国外电力工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在电力行业发展相对较为落后的国家中，适宜中国企业进行电力行业投资的国家相对较多。这些国家包括第4群集的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菲律宾、约旦和第5群集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中国企业可结合各国综合得分以及目标国的实际项目、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尽可能降低海外投资风险。

本文运用2003～2016年度285个地级市层面的数据，综合运用了空间静态面板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探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空间策略行为。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明显的策略模仿行为；（2）地方政府若有长期规划，那么短期内的环境规制竞争则呈现温和的竞争态势。但反映长期的跨期互动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替代的本质不会变，并且一地的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3）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明显的相机抉择的特点，竞争策略会随着污染物不同而动态调整；（4）从空间关联结构的角度看，地理相邻仍是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中的首要考虑因素。

日益严重的“碳锁定效应”对当前碳减排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突破传统的碳减排理念，探索有效的解锁路径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梳理碳锁定和产业碳锁定相关文献，从区域的视角，通过测算2004～2016年间中国和西北5省碳排放量数据和产业结构发展的状况，并测算各区域碳排放与产业发展间的关联度，发现中国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间的关联关系依次为二三一的结构，然而西北5省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并不同于全国。其中陕西和甘肃呈现出与全国相同的关联关系，而青海和新疆则呈现出三二一的现象，宁夏则呈现出一三二的关联关系。

本文以区际污染物传输决定的区际非合作博弈为研究对象，依据最优补偿方法和区域浓度上限约束条件，构建区际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初始分配模型，并针对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区域体系分别求解相应的纳什均衡解和最优排污权初始分配方案，选取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工业化初期，各区域完全按照自身无监管排污量的一半申报初始排污权，无需考虑区域间的相互传输。工业化中前期，超前发展的中心区的最优申报量无法达到最优补偿条件，其值是上限浓度的传出量与承载量之和，外围区域的最优申报量为其最优补偿结果。工业化中后期，区域体系的最优申报量均无法达到最优补偿条件，此时必然出现最优批复量赤字区，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区域间污染传输冲突严重。

本文基于165家企业的数据，将组织期望纳入到开发式和探索式创新的前因要素中。基于绩效反馈理论构建了开发式和探索式前因模型，运用战略纯度领域的研究方法建立了创新纯度模型，进一步运用层级回归检验绩效反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间的差距显著地影响开发式和探索式创新间的平衡。当实际绩效低于其历史期望水平时，两者差距的扩大会使得企业提升探索式创新强度而降低开发式创新强度；当实际绩效高于社会期望水平时，两者差距的扩大会使得企业开展相反的创新模式。由此可见，不论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间的差异如何，企业都具有开展创新行为的机会，而较大的差距将对创新行为选择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本文采用我国2008～2016年5052家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创新体系NIS和省级创新体系PIS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期的国家创新体系NIS和省级创新体系PIS对滞后一期的上市公司企业R&D投入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省级创新体系PIS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国家创新体系NIS，即就企业创新而言，省级创新体系PIS的影响要优于国家创新体系NIS。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创新体系NIS和省级创新体系PIS对企业R&D的影响具有互补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中央及各省政府应该着力提升国家和省级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本文以201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两职合一、高管薪酬和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职合一与技术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在二者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性质会影响两职合一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即与非高科技企业相比，两职合一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在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根据行业性质合理选择领导权结构，两职合一的企业应完善薪酬激励体系，并加强内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