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绿色发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博弈模型，对企业推进技术创新、实施绿色化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发现，企业走绿色化生产模式的意愿受持续的科技研发和创新投入影响较大；金融机构更注重企业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来提高未来的盈利能力；政府监管的出发点是开展绿色生产模式的企业及金融机构的利率优惠程度。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GII）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涵盖的21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产出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越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抑制了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国家或地区的商标等无形资产产出、创意产品与服务等显著减少。另外，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影响创新产出主要因素的交互结果发现，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因素能够显著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产出的负向作用。

管理层人力资本的创新性和创造性是高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管理者异质性视角，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产权性质差异下内外部治理因素对管理层能力与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与创新投入负相关，在国有企业这种抑制作用更为突出；市场竞争可以有效缓解民营企业高能力管理者的风险规避行为，在国有企业影响则恰恰相反；薪酬激励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股权激励效果并不明显；根据以上结论，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科学地评价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对于促进高技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并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利用2009～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省际研发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及三大地区（东、中、西部）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对区域高技术创新效率水平作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9年后，我国区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总体显示出上升趋势，但是波动较大；从三大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创新效率高于东、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创新效率最低，区域创新效率的主要限制因素是纯技术效率不高。本文结论可以为我国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提供相应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智力资本、战略柔性和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模型，运用SPSS和LISREL软件，对收集的138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战略柔性和创新能力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战略柔性中的资源柔性对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得出战略柔性和智力资本对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国中小企业应该注重这两方面能力的提升。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地级市为例，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形成有效互动，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且不能通过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协同集聚经济效应的发挥更加依赖当地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只有当技术创新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若低于这一水平，协同集聚会抑制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发布的物流绩效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物流绩效综合水平，并运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物流绩效对中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物流绩效对中国机械运输设备的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贸易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数量边际的贡献上，对价格边际的贸易促进作用略高于扩展边际；6个不同维度上的物流绩效指数对中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三元边际产生不同幅度的影响，针对不同的贸易增长模式，需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的政策指导；物流绩效水平偏高国家的物流绩效对中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价格边际的促进作用显著，而物流绩效水平偏低国家的物流绩效对价格边际的作用并不明显。

围绕产品供应链与物流服务供应链之间的紧密关系，本文构建了两级产品供应链与两级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的概念模型，研究了分散决策与集中决策下各决策主体的最优决策及系统的总利润。研究表明：集中决策下的总利润、零售价格以及物流服务水平均随零售价格敏感系数的增大而减小、随物流服务水平敏感系数的增大而增大；与分散决策相比，集中决策下系统的总利润、物流服务水平以及产品销售量均较高；紧接着，本文设计了两级产品供应链与两级物流服务供应链协调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了整体利润的合理分配和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数值分析验证了利益协调机制的有效性和模型的分析结果。

“双积分”政策的推行，对社会福利函数以及新能源车企的生产研发决策函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三阶段博弈，对双寡头新能源车企在研发竞争以及研发合作两种情形中的最优产量、最优续航里程研发值以及政府关于“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的最优核算优惠力度进行了计算，分析研发合作以及研发竞争两种情形下的企业总研发值、总利润、社会福利函数的变化趋势，从而为政府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制定以及新能源车企的研发决策提供建议。

本文基于197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刻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禀赋重心和经济重心的时空演变轨迹及其耦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要素禀赋重心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重心较为稳定，资本重心表现出阶段性移动特征，劳均资本重心在不同时期空间上呈相对稳定的渐进式变化。在要素禀赋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关系研究上，经济重心始终位于劳均资本重心东南方向，前期（1978～1991年）二者位置关系不稳定性较强，后期（1992～2017年）二者呈现出“趋同——偏离——趋同”的演变关系，总体上我国劳均资本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耦合关系变化更多由区域资本存量变化引起。

以我国30个省份1998～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VAR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人口、经济、产业城镇化因素对水资源消耗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水资源消耗受到自身的冲击作用最大，省份的人口、经济城镇化程度高，则对水资源消耗有负向冲击作用，反之有正向冲击作用，大部分省份的产业城镇化对水资源消耗均有正向冲击作用，只有少数省份有负向冲击作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对水资源消耗都有负向影响，东北地区影响最大；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产业城镇化均对水资源消耗产生正向影响，其中东北地区的经济城镇化影响最大，中部地区产业城镇化影响最大。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型”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伴随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进程，产业转移趋势愈加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的建筑业、工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持续转出并由中西部地区承接，由此引致能源强度在空间分布和收敛性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选取2004～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建立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转移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南低，西北高的集聚特征；能源强度存在条件β收敛，人均GDP的增长以及产业转移的推进促进了能源强度的收敛，即省域间的差异会逐渐缩小。

本文在碳信息披露评价体系的框架下，完成了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指数的构建，同时以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2～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碳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与未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相比，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会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初创期企业，碳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碳信息披露会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衰退期企业，碳信息披露反而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

回归式产业转移具有以往产业转移不具有的优势，主要是通过增加就业收入、增加税收、搭建生产平台、促进产业集聚、参与社会规范和治理等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同时，制度资本在推动产业转移回归家乡和回归式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回归式产业转移在制度资本的作用下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是产业转移最新的模式，也是精准扶贫的最佳模式，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最佳路径，同时也对实现乡村振兴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最后，为使回归式产业转移成为落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制度、平台搭建、人才队伍等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对其市场集中度的精确分析有助于优化市场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由于房地产商品的不可移动性，房地产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其市场集中度的测度也应从全国市场和区域市场两个角度来考察。从全国市场角度看，中国房地产业市场集中度偏低，属于典型的竞争型市场结构；从区域市场角度看，不同区域市场集中度表现各异，大型重点城市的市场集中度略高于全国水平，但也仅是刚刚达到寡占Ⅴ型的市场结构，市场结构仍需优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房地产业市场集中度偏低会在企业规模经济、保障服务、泡沫风险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从行业内部整合、提升市场准入门槛、完善土地制度、加强品牌建设等方面着手，推动房地产市场适度集中，实现市场结构的优化。

近年来中国炼化产业投资冲动攀升，炼化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为了及时防治产能过剩风险、减少产能过剩带来的损失，本文采用CES生产函数法、利用2001～2016年炼化产业数据对中国各地区炼化产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对影响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炼化产业整体过剩，经济周期波动、市场需求和企业规模对炼化产业产能利用率有正向影响作用，政府干预对炼化产业产能利用率有负向影响作用；炼化产业产能过剩分布不均衡，中部地区产能利用率水平整体较高，过剩并不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东部地区产能过剩主要受经济波动和政府干预作用的影响，西部地区产能过剩主要受市场需求不足、企业规模化程度低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12～2016年数据，研究政府补助对投资者的投资引导的信号作用。研究发现：受到政府补助的企业能够得到社会投资者跟进，验证了政府补助发挥引导社会投资者的信号效应，当企业的盈利能力受到质疑时，理性的社会投资者会放弃跟进政府补助以追求自身的投资目标；而盈余管理的隐蔽性又导致部分理性的社会投资者不能有效识别企业盈余管理等深层次的操控行为，盈余管理对于政府补助信号效应起正向的调节作用。机构投资者能够识别企业盈余管理；对于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机构投资者不会因为政府补助而增加企业投资。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构建融资约束综合指标和SA指数，运用logit模型验证融资约束与OFDI的关系，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O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滞后性，并探究了融资约束对OFDI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融资约束会对企业OFDI决策产生抑制作用；（2）OFDI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该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3）融资约束在OFDI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了扩大振幅的作用，即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OFDI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