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整合策略已成为企业整合渠道资源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竞争性战略决策。本文以纵向质量差异化模型为研究框架，考察连续双寡头纵向市场结构中质量差异化厂商在实施不同市场圈定策略前后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低质量厂商进行垂直整合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质量提升均会降低其竞争对手的创新激励；高、低质量厂商的垂直整合策略能够消除双重加价效应，降低最终产品价格，并将这种成本节约传递给消费者。对于下游两家高、低质量厂商而言，垂直整合策略下的市场销量和利润收益均有所提高，其中完全纵向市场圈定下的市场销量明显高于部分纵向市场圈定策略下的市场销量；部分纵向市场圈定策略下的厂商利润高于完全纵向市场圈定策略下的厂商利润。

商业环境复杂多变，为了有效平衡创新的风险和收益，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由不同企业接力完成研发过程。对此，本文提出了可接力技术创新，用可接力技术创新参与度来表示企业参与和完成可接力技术创新的程度，反映企业在研发节点的参与和退出策略，并就技术竞争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政策环境对企业可接力技术创新参与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竞争强度增大、机会成本提高以及政府政策的不利变化都会显著降低企业可接力技术创新参与度。财务压力、合作冲突与市场潜力等决定企业一般技术创新退出策略的传统因素，对企业可接力技术创新参与度的作用并不突出。

本文基于有限理性，构建创新型企业与模仿型企业的产量竞争博弈模型，分析博弈模型均衡点的稳定性以及创新行为在博弈模型中的作用，并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发现，Nash均衡点的稳定性与所有参数都紧密相关，创新行为的相关参数对均衡点的存在性、值与稳定性都产生重要影响。模拟表明，两类企业的产量调整速度对Nash均衡点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创新行为的相关参数确实对两类企业的均衡产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其中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利于创新型企业的均衡产量增加，造成模仿型企业的均衡产量下降。

创新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基于此，本文选择2007～2017年相关数据作为样本，使用DEA方法测算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制造业创新效率，并进一步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实证分析了科技金融对于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整体制造业创新效率有所提升，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2）企业自主创新和科技信贷可对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支持和风投支持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科技金融对于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3）科技劳动力水平和外资可对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京津冀产业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产业集聚作为产业结构特征，会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了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对产业政策、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创新补贴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专业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多样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U型”关系；专业化集聚对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

本文采用2006～2017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LMDI分解技术识别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污染排放强度变化，定量评估环境回弹效应（ERE）。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环境回弹效应集中在40%～90%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整体环境回弹效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北部、东部、南部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回弹效应明显高于其它经济地区，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为实现经济增长和污染减排的双重目标，应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降低技术进步对污染排放的环境回弹效应。

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基于非估计参数对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从绿色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大部分的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处于中上游阶段；从绿色经济的发展可以知道各地区绿色经济水平不均衡，中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较低，而东、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相对较高。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加快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转型。

本文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运用Tobit面板数据处理方法，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技术水平下降是主要原因；（2）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不均衡，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最低；（3）用各种指标度量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

提高生态效率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我国大力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也对生态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选取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相关数据，利用区位熵和熵权法测算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并将空间权重加入到耦合协调模型中，对长江经济带的金融集聚——区域创新——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的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在波动中不断演进且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以及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子系统发展均衡且高度发展型、创新滞后型、生态滞后型以及金融集聚滞后型4种模式。据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本文基于2003～2017年西北5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金融发展、城镇化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西北5省PM₁₀在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减霾效应；城镇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表现为促增，城镇化建设会加剧雾霾污染；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交互项对雾霾污染的综合作用表现为促增；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以及能源消耗等因素也会加剧雾霾污染。最后，本文从加大金融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协调城镇化建设及其环境效益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全球范围内，企业并购已取代绿地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本文以城市为企业并购活动的地理节点，将企业间的并购投射为城市间的链接，并基于2012~2017年中国境内所有完成并购的交易事件，利用社会网络、幂率分布、核密度函数等方法，揭示了并购投资网络向外蔓延、向内稠密化的演进趋势以及“富国俱乐部”与“空间距离衰减”结构特征。“富国俱乐部”表明并购交易属于典型的“循环累积”与“金融极化”过程，大多数城市受到“金融排斥”，少数城市占据主导地位；而“空间距离衰减”是信息不对称与跨越行政边界过程中制度障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短期经营具有负向冲击，但是激励企业长期绩效的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域、行业差异；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选择效应，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短期绩效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小；受政府支持与保护的企业，不仅短期绩效受到的负向冲击较小，而且长期绩效受到的激励效应也相对明显。

创业惯习是理解区域创业实践和地区间创业生态系统差异的有效工具，然而有关创业惯习维度和测量工具等都有待进一步开发。本研究针对这一研究空白，通过对近十年国外高水平期刊上有关创业惯习的文献收集和分析，系统归纳了创业惯习的维度和内容，建立了基于“市场——社群”双元逻辑的创业惯习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创业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得定性数据来提炼和识别市场惯习和社群惯习各自对应的内容和问卷条目，开发了创业惯习的测量量表，为理解和分析区域创业实践以及地区间创业生态系统差异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和测量工具。

构建新能源汽车企业与政府补贴动态演化系统是优化补贴监管策略的前提和基础，但在实际监管策略的制定中往往忽略了其动态性与有限理性。本文引入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有限理性条件下新能源汽车企业与政府“骗补——监管”的动态性，通过复制动态方程与雅克比矩阵分析判定演化稳定策略。研究表明：企业和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存在是有条件的，有四种情形存在演化稳定策略，一种情形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并且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系统存在两种演化均衡，政府的演化均衡策略都是检查。

本文从动态能力视角出发，提出商业模式创新、动态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假设，通过因子分析法和逐步回归法对11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及假设检验。研究发现，商业模式创新和动态能力分别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且动态能力在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结论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理论，并给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制造业企业以相应的实践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产业集聚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从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角度讨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产业集聚程度的加深，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分别起促进和阻碍作用；二者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相互加强的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主要在资源配置方面。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引导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加强技术引进和吸收、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创新提供了支持。

本文以2006～2017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协同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联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着基于科技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科技创新水平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共同作用于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才得以发挥。要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亟需理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推进两者协同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具活力的因素，也是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高科技产业具有与传统产业不同的特征：如知识和技术密集、研发投资大、附加值高、工业增长率高等，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技术密集性。本文在界定高科技产业、技术超越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欧洲、美国、亚洲等国在技术追赶与跨越过程中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借鉴进行了梳理，并据此提炼出技术追赶与跨越发展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了目前国内外的3个主要研究方面以及3个研究空缺与不足，研究不足将作为以后的研究重点，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升级与跨越发展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

基于2000～2017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本文构建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阶段性、区域性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高，将越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当土地财政依赖度小于57.97%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超过该比重则出现抑制效应，两者间呈倒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土地财政促进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演进，却显著抑制合理化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先促进后抑制产业结构高度化，极值点分别为：45.15%、18.92%，同样对合理化的影响也存在极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