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方物流（4PL）凭借其在供应链资源整合方面的独特优势，在供应链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4PL供应商的特征分析，挖掘出影响4PL供应商选择的主导因素并构建了包括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管理组织能力及市场竞争能力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客观赋值方法——信息熵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构建了通过引入灰色关联系数改进VIKOR方法下的4PL供应商优选决策模型。最后，对4PL供应商进行优选决策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基于信息熵－VIKOR模型的优选决策模型在新经济条件下4PL供应商优选决策中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及适用性。

本文在构建“团队断裂带——交互记忆系统——团队绩效”基本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后，基于来自44个样本团队的255份问卷有效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发现：（1）社会分类断裂带对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信息认知断裂带对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交互记忆系统在两类断裂带与团队绩效的关系中均起到显著的中介效用。

近年私家车数量的迅速增加导致了严重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新能源车辆及共享汽车模式的出现有效缓解了这一问题。随着大众消费理念和政策的变化，渠道选择成为汽车厂商面临的重要决策。本文分别构建了纯共享、纯销售以及存在产量下限要求等情况下的两阶段模型，分析车辆技术水平对厂商渠道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没有产量限制的情况下，第一阶段的技术水平越低，共享渠道越具有优势；第二阶段的技术水平越高，销售渠道越具有优势；在存在产量下限的情况下，厂商的最优策略是共享渠道和销售渠道兼具，且当第一阶段的销售价格与该阶段的技术水平相等时，厂商总利润达到最大化。

本文将利他偏好引入双渠道供应链，分析在供应商Stackelberg博弈、零售商Stackelberg博弈及Nash博弈3种结构中的渠道最优定价，以及其所受利他偏好和博弈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直销价不受利他偏好和博弈结构的影响；批发价与供应商利他程度成反比，与零售商利他程度成正比，且其在供应商主导时最高，零售商主导时最低；零售价在不同博弈结构中受利他偏好的影响不同，且其在Nash博弈中最低，在其他两种博弈中，利他程度更高的一方作为主导者时零售价更低。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得出：供应链成员的利润及总利润都与利他偏好有关，且供应链成员利润在自身作为主导者时可达到最大，供应链总利润在Nash博弈中最大。

本文在物流外包和物流自营两类不同物流模式下，构建了政府同时补贴制造商和拆解企业的闭环供应链模型，运用博弈论方法，对两类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1）补贴分配系数仅仅影响回收转移价格大小，并不会对供应链节点企业利润造成影响；（2）无论是正向供应链还是逆向供应链，当物流服务成本较小时，制造商、销售商和拆解企业均偏好于选择物流外包；当物流服务成本进一步增加时，制造商偏好于选择物流外包，销售商和拆解企业偏好于选择物流自营；当物流成本较大时，制造商、销售商和拆解企业均倾向于选择物流自营；（3）闭环供应链系统中，物流服务成本相对较小时，物流外包模式下的系统利润高于物流自营模式；物流服务成本较大时，物流外包模式下的系统利润低于物流自营模式，物流服务成本的大小决定企业物流决策。因此企业可以通过物流服务成本的大小制定相应的物流策略，以维持供应链的长期稳定性。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对结论进行验证。

PPP项目围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构建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在决策或招标阶段制定合理的投资回报水平是建立政企之间长期合作的关键工作，事关公正、公平和项目可持续健康运营。本文基于资本资产定价（CAPM）和加权平均资金成本（WACC）模型构建资本金和全投资回报率测算模型，并以污水行业为例，实证得出了近年来污水PPP项目资本金和全投资回报率合理范围，不仅为污水PPP项目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而且为其他行业PPP项目决策提供模型参考。

近年来，国际贸易隐含碳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合理测算国际贸易隐含碳有助于世界各国制定可行性能源环境政策及建设性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策略，进而合理划分碳排放责任。本文旨在对这一领域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分析。全文以1994～2017年Web of Science与CNKI数据库为研究对象，从文献计量分析视角对国际贸易隐含碳研究文献进行总量及特征分析；评述了国际贸易隐含碳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及关于中国的研究现状；展望了该领域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构建多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国际贸易隐含碳与加工出口贸易隐含碳相关议题将是该领域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数，在考虑控制空间因素和内生性的基础上，通过贝叶斯后验概率确定了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存在正向空间协同性；空气污染表现出明显的“漏出效应”、“叠加效应”和“警示效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性，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最大；从新型城镇化的微观层面来看，人口与生产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所占权重最大，该因素加重了空气污染；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对空气污染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为减少空气污染，应加强空气污染联合防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新型城镇化提质发展。

绿色金融作为以保护环境为出发点的金融发展新模式，与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完美契合。因此，对于中部地区来说，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大力发展创新绿色金融既体现了自身发展对绿色金融的需求，又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积极响应，同时也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本文选取了中部六省2004～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试图探究绿色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效应，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绿色金融发挥的作用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本文将生态效率分解为3个组成部分，即销售利润率、总资本周转率和可持续杠杆率，以此来确定企业生态效率的价值驱动因素。选择京津冀地区重化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价值驱动对企业主要污染物——SO₂（排放）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和预测。研究发现：（1）当企业的可持续杠杆率较低时，较高的经济效益并不能弥补其较低的生态效率；（2）不同企业污染物的排放（生态）效率与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生态效率较高的企业具有资产回报率升高的潜力；（3）万元总资产的污染物（SO₂）排放量的年下降率在临界值t＝t_δ＝0.0476以下时，污染物（SO₂）排放量逐年递增，反之则逐年递减；（4）通过对2018～2050年企业的环境负荷预测，发现当企业的单位总资产SO₂排放量不变时，实际SO₂排放量与总资产同步增长。因此，单位总资产SO₂排放量，即可持续杠杆率指标，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年下降率，这一指标是重化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驱动因素。

本文在环境税开征条件下，构建了多寡头排污企业间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各企业间产量博弈，研究了环境税对企业竞争的内在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的调整变量K_k满足一定条件时，整个行业的产量竞争是收敛的，我们可以求出此均衡解，并据此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环境税对于整个社会的环境改善大有裨益，环境税制下，企业排污大幅下降；（2）环境税存在税收扭曲，通过价格机制使得一部分税额转嫁于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负担；（3）环境税的征收使得整个污染行业的竞争格局发生转变，由环境税产生的成本差异促使清洁企业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行业向着绿色化转型升级。

城镇化进程加速带来了庞大的住房需求，房产市场供不应求，房价涨幅攀升。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相互促进发展，房价持续高涨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8～2017年全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针对城镇化、第三产业和房价的关系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城镇化水平和房价、第三产业产值和房价均显著正相关，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会带来当地房价的上涨，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优化第三产业结构，有效调控房价水平。

境外矿业投资普遍面临着来自于各方面的巨大风险，其风险因素繁杂且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本文将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应用于境外矿业投资风险分析中，在传统净现值法的基础上，以概率分布的形式描述关键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以Crystal Ball软件为工具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对投资的净现值进行分布情况预测与敏感性分析，定量地分析境外矿业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并以某境外铜矿投资项目为实例，得出了具体的风险分析结果，验证了该风险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本文将物流业增长划分为物流运力与物流规模，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提出以货物周转量、物流业增加值、GDP以及物流专利数量作为研究变量。根据我国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运用所建模型表明，经济增长与物流运力、物流技术创新和物流业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物流规模、经济增长与物流技术创新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有时间滞后性。为相关物流业、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研究提供依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7年物流业与经济的统计年鉴数据，从物流业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构建物流业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3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线性加权法构建综合评价指数函数，分别测算物流业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数据。基于综合评价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物流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物流业的正向影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是物流业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贡献仍较低，现阶段中国物流业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物流业总体规模不大，整体效益未能体现。

在产品质量供需结构错位的背景下，本文采用质量内生决定模型，基于2015～2017年制造业进口商品贸易指数的月度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层面的产品质量需求，并对其质量供需结构进行差异性分析。研究发现：整体层面，消费者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品质量需求分别呈现“正U型”和“倒U型”结构，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动，整体趋势稳定增长。行业层面，消费者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需求呈多层级，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需求一般、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需求高。企业质量供给能力整体落后于质量需求，仅4个行业处于低水平供需平衡，存在较大的进口依赖性。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增长及稳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和国民福利持续提高的最优消费率存在性已被众多学者证明，但关于最优消费率的测算、影响因素及政策如何影响最优消费率的研究则较为缺乏。本文在储蓄——消费行为内生化的拉姆齐模型中，将经济达到稳态时的消费率界定为最优消费率，给出了最优消费率的显示解，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得出我国最优消费率为63.02%，并讨论了各外生参数变化如何影响最优消费率，最后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二元Var模型，采用全样本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采用滚动窗口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这种长期关系的结构性变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对称关系，即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未能带动金融发展。更进一步，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变迁。这种结构性变迁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东北振兴战略”政策效应的显现，金融供给政策的推动效应逐渐放大，金融需求机制不断发挥作用。因此，要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金融供给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推进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原有过度“行政化”的金融发展模式。

本文基于共享经济点对点的经济特征，以双边市场为切入点，对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中的供给方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交易行为进行了有限次博弈和无限次重复博弈分析，在此基础上，引入平台这个中介因素，阐述了平台的介入对于双边市场信任机制形成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有限次博弈中，供给方和消费者都会选择“失信”的帕累托低效均衡解；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由于存在冷酷策略，供给方和消费者都会选择“守信”的帕累托最优均衡解；而平台的介入，对于双边市场中的供给方和消费者具有非常显著的约束力，通过奖惩机制改变了供给方和消费者单独博弈时的利益均衡点，推动形成共享经济信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