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多式联运的运输效率，降低碳排放，本文对考虑碳排放的多个运输任务的路径和运输方式的综合优化模型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角度，建立考虑碳排放的多任务多式联运路径综合优化模型；设计变长符号编码机制的文化基因算法；通过设计算例并求解，发现整合后的总费用下降3.47%，证明了模型与算法的有效性；针对问题特点，提出多任务间的路径节点和运输方式整合策略。研究发现通过调整碳税的征收方案，可以引导多式经营人调整运输方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技术采纳决策是技术扩散的微观基础。本文以技术采纳决策为研究视角，分别基于智能体模型、演化博弈论构建了竞争关系、合作关系下企业技术采纳决策的博弈模型，并分别进行了不同关系作用下多主体采纳决策和技术扩散的仿真分析，指出了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技术扩散的演化研究阐释了技术标准的形成与锁定过程。

为解决东道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因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在HM委托代理模型中引入监督机制，建立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两种情形下的东道国政府——跨国公司的激励监督模型，并对模型的均衡解进行了算例分析。研究发现：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能更好地约束和规范跨国公司行为，跨国公司的最优努力水平与东道国的激励水平、监督水平正相关；当跨国公司具有追求公平偏好的动机时，东道国政府牺牲部分利益可以换得跨国公司额外的努力，在一定条件下，双方的效用均得到改善。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测算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实证结论发现技术创新通过提高实体经济的产出能力可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也可以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从地区来看，东部比中、西部提高的更加显著。因此，需要继续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加大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同时要继续扩大金融开放，消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促进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本文构建了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融资风险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相关指标的权重，结合风险因素评价集，进一步利用可拓理论得到整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融资风险的评价结果；通过实例分析证明本文提出的风险度量模型识别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融资风险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本研究对开发性金融机构识别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中的融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效率研究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大主题，本文从“瑞典悖论”出发，探究“金砖国家”是否存在“瑞典悖论”现象，并试图从开放经济视角对部分国家存在的产出与投入不相匹配的现象进行解答。本文根据36个国家2013～2017年的数据，构造了创新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体系，用超效率DEA方法，分别计算出这些国家5年内的技术创新效率、经济创新效率和综合创新效率，并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其它“金砖国家”的差异。将计算出来的效率值与相关影响因素进行Tobit回归分析，找出了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构建交叉项的方法，区分了发达大国、发达小国和“金砖国家”的不同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创新效率连续几年表现良好，在2017年居于首位，而技术创新效率稍有不足，原因在于科技论文产出成果还不能与快速发展的GDP水平相匹配。研究通过创新效率计算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发现部分国家存在着高投入和相对低产出的问题，印证了“瑞典悖论”的存在，并根据研究经济开放性与创新活动的相关性，对创新效率测量及创新模式进行反思。

汇率是国际贸易中现金流量的重要稳定器，也是影响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2005年7月～2018年11月的数据为样本，构建VAR模型，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技术创新和对外贸易升级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技术创新和对外贸易升级三者之间存在动态的长期均衡关系；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升级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人民币汇率是技术创新、对外贸易产业升级的格兰杰原因，汇率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具有滞后性，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通过“市场竞争效应”和“中间品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也会给对外贸易结构优化产生正向冲击。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综合理论模型，运用Meta分析技术，定量综合了国内外37篇实证研究的37个独立样本，用以分析中小企业创新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论显示，中小企业创新与其绩效之间具有显著正向关系。据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影响创新与中小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强度的不同因素，发现在创新过程中，创新产出的影响较创新投入的影响更为明显，内部创新的效果优于外部联盟，新兴企业的创新效果较成熟企业更为明显。

地区治理机制作为一种区域环境因素会影响企业创新产出，此理论已经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同时企业社会资本也会影响企业的创新产出，但较少有人研究地区治理机制对社会资本影响企业创新产出过程的调节作用。本文通过网络研究法和HLM模型对此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尤其是信息共享维度和群体认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影响，地区治理机制对该影响过程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即完善的地区治理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

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则是衡量地区发展状态的代表性指标，良好的区域发展状态应表现为二者在空间上的重合，而重心的时空演变过程也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的变化过程。为探究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经济与人口发展的协同程度，本文从重心法出发，计算并分析了199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及其演变趋势与特征。随后，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测算了三次产业重心与经济和人口重心的关联度，以分析三次产业对我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迁移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199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人口重心的东北方向，2013年以来，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均快速向西南方向迁移，经济重心的迁移速度大于人口重心；二者的距离由1993年的179.2千米缩小至2016年的173.6千米，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态渐趋协调。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重心与经济和人口重心的经度关联度均最高，而二三产业则是造成我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第三产业成为造成我国南北人口迁移的主导因素。

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理论分析老龄化影响制造业转型的基础上，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可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影响机制为通过增加老年人医疗消费、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转型，但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数量减少，并加剧了政府的养老负担，阻碍了制造业转型。此外，劳动力供给、城市化率对制造业转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程度对制造业转型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运用GMM动态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质量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显示：整体上，异质性产业集聚及其协同发展均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质量，且制造业集聚与城市效率之间表现为“U”型关系；从区域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均能够提高城市经济效率，但中游地区表现不明显，而生产性服务业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则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即前者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下游地区最强，其次是中游地区，在上游地区则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而两业协同集聚仅在下游地区能够显著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两业协同集聚效应的发挥不能仅依赖于单一产业的推动发展，更需要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因此，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特点，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

科技政策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力工具，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伴随着科技政策数量和种类的增多，科技政策在各自产生效应的同时，也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来发挥作用。因此，通过研究单一政策和政策组合特征对高技术产业成长的影响效果，可以形成对科技政策的科学评价。本文在对科技政策分类和量化的基础上，利用系列面板数据模型分阶段实证检验了2000～2017年单一政策和政策组合特征对高技术产业成长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单一政策的政策工具效果优于政策目标，波动上升阶段的效果好于成长上升阶段和平稳上升阶段；科技政策组合特征中的综合性效果始终良好，平稳上升阶段一致性和均衡性仍然存在问题。

本文以2004～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跨期经济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理论及实证两方面探讨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力。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环境的健康效应视角，环境污染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以SO₂排放总量和COD排放量分别作为解释变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恶性累积的负外部性，当门槛区间值越高，即期初城乡收入越大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张效应越强；城镇化、政府行为、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均衡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中，政府应注重环境污染成本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及固有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问题。

假设新顾客在购买新/再产品时需要支付一定的押金，老顾客进行以旧换新/再时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根据新/再产品的定价策略和以旧换新/再的折扣力度，新顾客决策是否购买再制造品，老顾客决策是否以旧换再，相应地求出4种情形下的产品需求函数。以生产商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决策了4种情形下新/再产品的最优定价；运用解析方法分析了新产品的生产成本、再制造品的生产成本、折扣系数和押金对最优定价和需求的影响；运用数值算例方法分析了这些参数对生产商最优利润的影响。

本文拓展STIRPAT理论模型，对工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04～2017年全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进行因果关系推断。研究发现：(1)工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即期效应、预期效应和溢出效应。专业化集聚程度降低和多样化集聚程度提高有利于本地及其邻近地区碳排放量的控制与减排；(2)多样化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正向的自我强化机制，而专业化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负向的自我强化机制。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应加快完善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走多样化发展道路以及加强地区间碳排放联合防治等政策建议。

本文提出利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方法定量计算能源消费量，选取了人口数量、经济增长、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固定投资、路网密度、对外开放、政策影响等作为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将样本的影响因素数据作为输入量，将样本的能源消费量数据作为输出量，利用训练好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作为能源消费量定量计算的有效工具。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的计算结果与样本值拟合精度较高，能较好且客观地反映各控制因素对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对制定科学有效的能源规划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厘清中小民营僵尸企业并预防新的僵尸企业的形成是促进中小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本文基于2013～2017年456家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企业家精神对中小民营企业僵尸化程度的影响，探讨企业家精神对融资约束与中小民营企业僵尸化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可以降低企业僵尸化的程度、抑制新的僵尸企业形成；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在缓解融资约束与中小民营企业僵尸化的关系中起关键作用。因此，促进中小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创新精神，积极履行对股东、供应商、客户的责任，合理筹划薪酬体系，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降低企业僵尸化的程度。

基于业绩反馈理论与企业行为理论，本文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业绩预期差距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审计监督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实际业绩与历史业绩预期差距的增大会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2)企业实际业绩与行业业绩预期差距的增大会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3)审计监督缓解了历史业绩预期差距、行业业绩预期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上述研究结果完善了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