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性涉及产品质保期、品牌效应以及产品绿色性等。本文在不同产品特征下，考虑零售商回收、制造商生产新产品并将回收产品进行再制造的闭环供应链，利用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3类决策模型：模型Ⅰ中考虑产品需求受价格和产品质保期的影响；模型Ⅱ中考虑产品需求在受价格和质保期影响的同时还受产品品牌水平的影响；模型Ⅲ中考虑产品需求在受价格和质保期影响的同时还受产品绿色性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的制造商、零售商以及CLSC利润均优于模型Ⅰ。同时，通过灵敏度分析发现，相比质保期，市场上品牌水平或绿色性水平对需求的影响会对定价决策产生更显著正向影响。最后，研究为制造商努力方式的选择提供了参考依据。

跨界活动的本质是知识的流动过程，创业者常借助参与跨界活动以实现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及获取关键、稀缺性资源等目标，而跨界活动对创业者成功的作用及影响因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与资源拼凑理论，通过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探索外群体信任、跨界活动及创业者成功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外群体信任较高的情况下，创业者更乐于参与跨界活动；跨界活动可以通过经济回报、心理满足感与社会地位等方面对创业者成功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认识创业者的跨界活动行为，也有助于从资源拼凑理论视角认识外群体信任与跨界活动对创业者成功的影响，并对相关主体制定政策或指导创业实践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启示。

本文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利用2017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截面数据，研究了资本结构与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资本结构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高管团队的性别结构会加重上述抑制作用；高管团队的年龄结构、任期差异将会显著缓解这种抑制作用；而高管团队受教育程度对两者关系无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若干优化高管团队结构的建议。

掌握跨境能源管道脆弱性是确保沿线地区能源输送安全的重要基础。针对跨境能源管道在系统内部要素和结构与外部威胁的特点，本文提出了包括管道条件、管理组织和沿线国家三方面的正逆双向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改进突变评价模型。通过对我国现有4条跨境能源管道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俄原油管道脆弱性最高，中哈原油管道脆弱性最低，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和中缅原油管道处于中间水平。同时，结合原始数据，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各管道脆弱性的主要成因。

本文通过建立具有公平偏好行为的零售商和公平中性的制造商组成的两周期供应链动态博弈模型，旨在探讨两周期供应链中具有公平偏好行为的零售商的信息分享策略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零售商的最优策略是两周期均不向制造商分享信息；而对制造商来讲，零售商选择两周期均分享信息策略，制造商可以获得最高的效用；（2）零售商的公平偏好行为对自身有利，单位公平偏好系数对零售商效用的影响大于信息精确度对零售商效用的影响；（3）若零售商向制造商分享信息，则增加信息精确度可以弥补零售商公平偏好行为对制造商带来的损失。

为研究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内含投资专有技术冲击机制的中美两国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基于中美两国1981～2017年实际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数据，应用贝叶斯推断，发现加入专有技术冲击机制能够提升模型对真实数据的契合度。实证结果表明：专有技术冲击相比于中性技术冲击更能够解释经济中的短期动态变化；正向中性技术冲击下的劳动生产率呈上升态势，而专有技术冲击下的劳动生产率呈短期内下降、长期内上升态势；中国受专有技术冲击响应速度和幅度要大于美国。专有技术进步体现于先进装备更新换代，建议推动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促进我国先进装备的推广应用。

为了全面把握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趋势与特征，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自1997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局公布公告的全部有效专利申请信息，识别绿色专利，揭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变化趋势、时空分布、行业选择、技术领域、创新主体和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通过省区面板数据，利用计量回归分析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并考察其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绿色创新在过去十年规模上升10倍有余，但创新方向并未明显转向绿色化，质量在2015年以前也未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替代能源生产、储能、交通、废弃物管理等领域，覆盖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全部二位数行业，集中分布在东、中部地区，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中国绿色创新的重要促进因素是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 “十一五”以来的政策引导；其中政策因素在促进绿色转向和质量提升方面作用最为突出。资本深化、国有资产、FDI主要起阻碍作用；教育水平和技术市场发展并未很好地转化为绿色创新能力；西部地区对东、中部地区存在追赶效应；物价水平、进出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本文为构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体系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工作。针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特征，需要综合并协调环境政策、科技政策、区位政策的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被誉为全球第六大城市群，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群，其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也要做到工业绿色发展和工业创新发展。本文通过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18个重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创新发展效率和绿色创新协同程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保持稳步增长；创新发展效率整体偏低，发展缓慢；绿色创新协同效应显著，平稳增强。总体而言，上海、浙江的整体效应优于江苏，江苏省内扬子江城市群优于苏北。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协同效率的发展，应加快创新技术研发，推动绿色生产技术改善；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建立产业生态补偿制度；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建设开放创新平台。

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VAR方法，探析了金融生态环境、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与制造业的企业创新效率之间为双向促进作用，且均具有长期促进作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抑制作用。基于制造业所有制性质进一步研究发现：（1）金融生态环境对国企、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均为长期促进；（2）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可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且均为长期促进；（3）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抑制了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其中对国企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企；（4）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非国企中不存在这一关系。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试图对国内、外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梳理，以期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的研究有所促进，进而推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

本文基于我国物流业与金融业之间多层面多维度的耦合与互动关系，构建两者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算出2003～2017年我国物流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关联度和协调度，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两者耦合效应中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我国物流业与金融业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经历了由失调到良好协调的状态改变；铁路营运里程、物流业就业人口数量、物流业投入产出比、社会融资规模和存贷比是物流业与金融业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

本文基于大数据和AHP-DEMATEL分析法构建了区域VR产业知识基础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测度了国内主要经济区域VR产业知识基础，对各地区VR产业的发展环境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VR产业知识基础最好的区域是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东北地区，未来产业发展也将围绕这两个区域展开，当前我国VR产业知识基础整体呈现出东部较强、中部一般、西部极弱的态势。本研究的有关结论对科学指导各省根据自身情况有的放矢地投入创新资源来促进VR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针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危机影响因素多、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联、样本信息采集困难等问题，本文结合财务危机理论构建了上市公司财务危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基于粗糙集理论融合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方法，提出了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预警了未来3年的财务危机情形，对比了该模型与传统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预测效果。结果表明，粗糙集融合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能够有效提高预警效率，反映各控制因素对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影响，计算结果与样本值拟合精度较高，满足实际应用要求。

在对以往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明确了管理创新能力的基本内涵。通过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指标建立评价模型，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及因子分析的方法对管理创新和企业绩效进行量化分析，验证了管理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有较大正向影响，从而进一步确定了管理创新在制造业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针对一个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纳入制造商的损失厌恶行为，以制造商Shapley值为参考点，构建损失厌恶型双渠道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集中式、风险中性分散式和损失厌恶分散式决策下最优定价、减排策略和利润，并对3种不同情形下策略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集中式决策下减排水平和供应链利润都高于制造商风险中性分散式决策；制造商具有损失厌恶行为时，减排水平和供应链利润进一步下降，批发价格则升高；而3种不同情形下线上和线下零售价格大小关系取决于减排成本系数；（2）随着线上偏好系数增大，线上零售价格不断增大而线下零售价格不断减小；（3）损失厌恶型分散式决策中，随着损失厌恶程度增大，减排水平不断减小，批发价格不断增大，而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则不断减小。

为提升大气污染整体防治水平, 环保部等部门于 2010 年 5 月发布了 《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本文利用中国大陆 241 个地级市的数据, 对联防联控政策效应及其实现途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空气污染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 联防联控政策确实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且联防联控政策主要通过控制空间相关效应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进一步地, 本文发现当前空气污染会抑制经济增长, 而联防联控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工业企业高污染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 应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 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我国已实施全国统一碳市场，同时开展了用能权交易试点。由于节能与减排具有协同效应，用能权交易和碳市场在覆盖范围、配额分配等关键问题上可能存在重叠，进而对试点地区以及试点企业的利润、产量等关键参数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用能权交易与碳市场同时存在时的数学模型，并以两个典型高耗能行业为例进行了实例分析，旨在研究两种市场化减排机制的协同效应以及高耗能行业的减排策略。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允许交易范围的重叠，两个市场均具有非常大的关联性，通过市场内在机制二者能够互为补充，为交易部门提供多种政策选择，使其能够在能耗目标框架下对策略进行优化，获得更高利润。

联盟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降低经营风险的有效策略。本文基于网络博弈动力学理论分析企业联盟演化过程，并结合熵值TOPSIS算法提出企业联盟博弈模型，研究在企业联盟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功能。研究发现：创新能力是企业在联盟博弈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企业更多关注联盟能否给自身带来收益，增加联盟收益能促使企业参与联盟；制造业的企业联盟对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经济关联影响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单个城市地位和层级的影响力更强；促进企业联盟对扬州、马鞍山、温州和徐州等城市融入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集群，无锡、常州、宁波和芜湖等城市融入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具有显著意义。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41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2000～2017年面板数据。通过随机前沿模型构建包含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要素投入的生产前沿函数，测算各时期的城市经济效率。实证结果显示：土地投入对城市经济产出未产生正向作用；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城市间、省域间具有较大差异，地区内发展存在不平衡性；能源消耗、产业结构优化度和基础设施均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效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效率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提高经济效率未产生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