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2003～2017年面板数据，分析影响我国向 “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电气装备制造产品的主要因素，发现贸易方各自的GDP、共同边界与我国电气装备制造产品出口是正相关关系，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一带一路”国家的通电率与我国电气装备制造产品出口呈现负相关。依照我国电气装备制造产品对52个 “一带一路”国家的可拓展出口额，将其分为潜力巨大型、潜力开拓型和潜力再造型3类。“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自由度、信息化、基础设施指数和班轮运输指数有利于提高我国电气装备制造产品对其出口效率，“一带一路”国家的关税水平则相反。

本文以2007～2017年 “一带一路”国内沿线1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DEA模型测算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并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软、硬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区域差异较大，综合效率呈现东部> 西北> 东北> 西南的特征，各区域整体投资效率均有所提升但区域差异缩小的趋势不明显；（2）基础设施投资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的贡献程度大于规模效率，管理、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提升相比基础设施规模的优化配置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更大；（3）资本投入依然是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力，软、硬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后者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高于前者；（4）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经济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经济增长。此外，还发现交通运输能力同样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本地经济增长受外地交通运输水平影响不明显。

本文从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金融电商四方面构建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指标体系，对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整体效应、分区域效应和分措施效应等3个方面的分析。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沿线国国内生产总值、沿线国与中国接壤以及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能对中国向该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关税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沿线国首都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则会对中国向该国的出口贸易产生负向影响。

本文基于1996～2017年京津冀产业碳排放面板数据，采用脱钩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同步关系，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 （LMDI）分解分析模型探究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996～2017年京津冀产业能源碳排放平均年增长率3.50%，增加主要由河北拉动，工业、民用和交通部门是碳排放主要部门；京津冀三地产业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由弱脱钩转变为强脱钩关系；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是碳排放的两个主要抑制因素，并且抑制作用逐年增强，经济强度因素对碳排放有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对京津冀碳排放影响程度较小。因此，可以从严控高能耗产业、增加技术投入、借助经济杠杆、提高环境补偿等方面着手京津冀减排。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变异系数法对京津冀13个地级以上城市发展差距综合指数和分类指数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各城市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其中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差距明显缩小，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上的差距有所加大，并提出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路径，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本文基于2003～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对房价、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向作用，且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强；房价对人力资本结构没有显著的影响，反过来，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房价有正向影响，但该影响仅在东部地区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推动作用，但是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此外，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增加有助于推动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这一作用在东部地区不显著。

本文选择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测算低碳视角下的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0.33%的速度缓慢增长，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起辅助性作用；（2）四大区域均呈增长趋势，区域间差异明显；（3）全要素生产率对建筑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V型波动的倾向，仍呈现出粗放性的行业特征；（4）可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促进建筑业市场化来促进建筑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研究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及所需外源融资的影响，并检验外源融资在财政补贴影响自主研发时可能存在的中介及调节效应。回归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对专利产出影响不显著；财政补贴能显著促进企业获得研发所需的股权融资；两种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在补贴促进研发时既有直接的中介效应也有间接的调节效应，而银行信贷仅发挥调节效应；现行政策对环渤海、中西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对封装测试、制造、设计和装备材料环节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政府补助市场化运行方式有利于资金效率的提高；财政补贴对员工和资产规模较大企业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好。

随着 “工业4.0”时代的到来，汽车产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德国选取汽车产业率先试水 “智能制造”综合示范体系，进而带动中小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本文选取德国最具世界品牌价值的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为研究对象，整合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测算2008～2016年该汽车集团汽车产业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该汽车集团汽车产业发展能力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汽车产业发展能力由主导驱动因素、重要驱动因素和基础驱动因素构成。并对照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探讨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能力提升的发力点和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 “两缺口模型”和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入手，在测算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资金缺口的基础上，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聚类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促进作用会随沿线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减弱；（2）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阶段，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随着东道国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替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3）资本和劳动投入是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本文通过构建决策能力、知识管理和劳动关系之间的关系模型，对收集的259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和LISREL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决策能力对知识管理和劳动关系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知识管理中的知识整合对劳动关系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本文为外资企业通过提高决策能力与知识管理能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和研究启示。

中国经济正处于降排放、稳增长的转型阶段，信息产业是能够做到生产源头、过程和成品低污染的高效绿色产业，以信息化促绿色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DEA测度了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构建SDM模型分析信息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为明确地区间发展差异，进一步区分东、中、西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就全国和东部而言，绿色经济发展具有负外部性，中部则呈现出正外部性。体现出东部对周边地区的资源依赖性和中部的协同发展能力；（2）就全国和东部而言，信息化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但两者在中部呈现负相关。反映出不同信息化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3）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等因素也促进了地区绿色经济发展。体现了绿色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本文选取1999～2017年我国31个主要省市的面板数据，在考虑存在区域发展差异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房价与利率互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房价上涨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驻，但影响因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存在差异，发达地区房价上涨将显著吸引FDI，而对于中部欠发达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性；同时房价与利率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利率机制会使房价对FDI影响更加敏感。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合理利用利率调节机制，因地制宜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利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本文利用熵权TOPSIS法来衡量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基于2005～2017年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对城市基础设施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城市基础设施并非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在城市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的作用，中介效应值为46.3%；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及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为探寻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中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却没能带来创新质量提升背后的缘由，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围绕创新规模与质量，分别讨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异质性创新的影响；此外，结合企业创新中面临的现实融资问题，从融资渠道视角进一步分析企业内外源融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创新质量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2）企业创新规模的扩大及质量的提升更加依赖于外源融资；（3）外源融资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驱动下的企业创新尤其是创新质量具有更强的干涉调节作用，故为更好地推动创新质量的提升，必须注重融资环境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

本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结合DEMATEL方法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合作和创新绩效5个方面构建了我国区域科技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结合熵权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依据可拓学原理建立了我国区域科技创新的评价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实证评价，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后指出各省市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策略，为未来我国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提供决策指导和理论参考。

PPP项目涉及多方参与者，在项目各参与者间制定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方案是PPP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政府、纯投资者和特许经营单位3个部门为收益分配对象，对影响PPP项目收益分配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基于不对称Nash谈判模型的两阶段动态收益分配模型，即合作之初以参与者重要程度确定的初始收益分配方案，项目运营完成后综合考虑影响项目收益分配的参与者重要程度、投资比重、风险分担度、参与者满意度和成员绩效因素，对初始收益分配方案进行调整，从而构建最终的收益分配方案，并给出了各影响因素及分配因子的测度方法。实例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使用该模型得到的PPP项目收益分配结果更加公平合理，提高了参与者参与项目的积极性。本文在理论上补充了PPP项目收益分配问题研究的不足，为今后解决PPP项目收益分配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在消费者具有社会责任偏好的前提下，本文以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制造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节点企业在供应链中的权重系数，构建不同方式下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协同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分担问题。研究表明：当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采取SCSR协同治理时，相比于供应商、制造商一方承担或者双方共同承担但各自为政两种情况，其CSR水平和经济效益都有明显的提高。节点企业在供应链中的权重系数越大，其CSR努力对供应链系统的整体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越明显。而且，供应商作为核心企业领导的供应链结构更加有利于供应链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两个势均力敌的节点企业形成的供应链联盟最不利于实现双赢。

本文提出了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省级电网中长期投资规模预测模型。围绕新形势下以电量驱动的电网投资规模预测模型参数单一、线型拟合精度较差等问题, 本文分析了电网投资新环境、新方向、新要求; 探索了电网投资外部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从电力需求因素、电网安全因素、能源转型因素和技术创新因素 4 个方面, 结合灰色关联理论, 筛选关键驱动因素, 构建省级电网中长期投资规模预测模型; 最后通过支持向量机算法, 预测了省级电网 2019~2022 年投资规模, 实证结果表明, 本文构建的预测模型是有效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