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了融资约束背景下风险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并以中国获得了风险投资的全部新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定量估算融资约束、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双边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风险投资能够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起到激励作用，但风险投资由于受到融资约束的阻碍无法真正提升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因其正面作用无法抵消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专利成果的抑制作用，企业总体表现为创新产出不足；（2）风险投资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所发挥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强；有1／4国有企业的风险投资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创新产出的负向影响，获得了高于最优水平的创新产出。

本文利用沪深A股712家企业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两个维度，从环境规制因素、需求拉动因素和供给推动因素3个层面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需求方拉动和供给推动因素会影响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可能性，但会因绿色创新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绿色产品创新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经济绩效，绿色过程创新则不然；区别于非重污染行业，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和国内市场的竞争状况是驱动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

利用沪深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数据，本文分别从股权激励中介的角度和融资约束调节的角度深入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控制企业融资约束后，企业创新投资仍然与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正相关，但融资约束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创新投资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正相关关系只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组中，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企业创新投资反而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呈负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在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本文对深入理解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

本文基于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房价、金融发展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显著抑制了技术创新活动；金融发展促进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大于信贷市场；不同维度的金融发展在房价影响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具体为：信贷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加剧房价上涨对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缓解房价对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此外，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本文以熊彼特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为指导，以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变截距模型和控制地区因素的变系数模型，实证了城市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并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城市技术创新的波动与城市经济增长波动之间存在稳定的负向关系，表明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增长波动具有熨平效应。这种效应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由城市经济结构决定，预示着持续的技术创新是获得城市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是获得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本文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地区创新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正向相关性，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滚雪球”效应；（2）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金融集聚均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非线性；（3）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进行非线性检验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经过两个正向促进体制后，转为较强的负向抑制体制。

本文基于一个加入了债务因素的拉姆塞模型，考察了目前我国面临的“稳增长”与结构化去杠杆之间的政策困境。本文的理论分析发现，在预算软约束和隐性担保的情况下，国字号企业的债务扩张倾向和政府对于债务问题的被动应对会使得经济陷入难以兼顾“稳增长”和“去杠杆”的两难困境中。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短期内可以采用减税政策和去杠杆操作进行配合，长期内则需要政府着力统筹确立借债和偿债两个阶段的制度安排，做到国字号企业借债和偿债并重。

重化工业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类产能过剩行业，有必要区分其过剩产能与落后产能，本文以煤炭、钢铁、电解铝行业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对象，识别出其落后产能水平、落后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落后产能状况。研究发现：（1）传统产能过剩行业在考虑无偏的产能利用率时仅存在中度产能过剩，但将技术效率纳入计算后，均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表明虚高的无偏产能利用率会严重低估产能过剩状况，产能过剩的主体是大量落后产能；（2）落后产能受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影响，在不同条件下不同因素甚至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作用；（3）国有企业在无偏的产能利用率上要大幅高于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但国有企业没有产生显著的技术效率领先优势，存在着因落后产能降低无偏的产能利用率的风险。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时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内生的AK增长模型对该理论进行了阐述，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发展相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差异，当两者协调发展时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金融发展快于实体经济发展时可能抑制经济增长，这种负面效应主要是因为快速增加的信贷带来了资本形成率的下降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其中，区域双边贸易规模继续扩大，贸易结构和贸易格局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东北亚已成为世界上贸易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然而，东北亚地区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不利的国际商务环境、繁杂且低效率的通关手续等作为隐形的贸易壁垒，严重制约了该地区贸易的发展。因此，减少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从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是促进东北亚贸易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措施。为了反映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选取2012～2017年的相关数据，从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电子商务环境4个指标出发，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北亚贸易便利化发展合作的影响因素，并且提出相关建议，以提高东北亚贸易便利化水平。

针对供应链成员的减排努力具有外部正效应，且其行为策略因心理特征而广泛偏离最优的情形，考虑由上下游企业组成的低碳供应链中，只要有一方减排而另一方不减排，减排的一方就会感觉到不公平。本文以双方的Nash讨价还价解作为公平参考点刻画减排方的公平关切行为，构建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支付矩阵，研究消费者低碳偏好和供应商、制造商公平关切对链上成员减排投资策略和收益的影响以及成员间在减排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最终得到能够有效抑制对方搭便车并保证自身减排收益的公平条件。研究发现：从碳系数的角度，低碳供应链中只有一方减排投资时，减排方迫切希望其他行为主体也能够参与减排；供应商减排投资所带来的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增强效应大于制造商或者供应商减排成本效率小于制造商两种情形下，低碳供应链中供应商都应投入更多的减排努力；供应商的减排水平随其公平关切程度的增加而减小，而制造商的减排水平与其公平关切程度无关。上述结论能够为供应链企业的减排投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中小型节能服务企业融资难问题是阻碍合同能源管理模式顺利开展的障碍之一。本文通过结合合同能源管理的特点引入了网络联保信贷模式，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现阶段我国合同能源管理领域应用的优势，并结合修正的Shapley值法对网络联保信贷模式下节能服务企业的收益分配进行了分析，论证了该模式有助于提高节能服务公司收益，也能将企业在合作中的贡献及承担的风险转化为收益，是可以促进节能服务企业主动选用的融资模式。

本文将工业环境规制的非期望产出和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现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工业污染特征等纳入分析框架，运用SE-SBM模型测算出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工业环境规制效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的工业环境规制效率在2008～2017年间整体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差异较为明显；（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工业环境规制效率存在较明显差异，其大致分布态势与各省市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发展实力基本吻合；（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环境规制效率在具体指标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需要在政策投入、流域新污染治理等方面进一步改善。

本文基于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供求的视角，运用2005～2017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能结构演进存在中介效应，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作用，且技能结构演进的中介作用存在单门槛效应，当技能结构演进小于临界值时，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呈正向关系；当技能结构演进超过这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呈反向关系。研究结论为适度控制环境规制水平和技能溢价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长江经济带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面临着资源要素约束趋紧的巨大压力。本文在分析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关系的基础上，依据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正向推进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的提升，但是中游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未能有效提高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上游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低于下游地区；另外，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一重门槛和双重门槛效应。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调整能源产业结构是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

地方发债是地方政府引导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行为。本文利用2009～2017年地级市城投债发行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债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城投债发行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城投债债务投向不同行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债务资金投入到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传统基础设施行业对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显著影响，投入到综合类行业、房地产业、科技文化行业中将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投入到金融行业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对如何提升债务资金利用效率和合理规划地方政府债务投向提供了启示。

绿色效率是衡量绿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可综合反映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与产业绿色发展息息相关。本文建立了产业绿色效率指标体系，借助三阶段DEA模型，运用2SLS分析制造业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对我国30个省（区、市）产业绿色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后，效率值增加的省份个数要多于效率值降低的省份个数，绿色效率均值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全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显著提高了地区的产业绿色效率，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存在行业异质性。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化程度提升是提高产业绿色效率的重要途径，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绿色发展的动力不足，末端治理的环境规制方式不利于绿色综合效率的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带动就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进行界定，以2011～2017年两类产业的49个行业数据为样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然后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两类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虽然在个别年份出现下降，但整体上存在一个上升的趋势，现阶段全国整体上两类产业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且处于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阶段的跨越阶段；（2）传统产业中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对劳动力就业有着正效应，且影响作用最大。传统产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对劳动力就业也有着正效应，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就业效应是负的；（3）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销售收入的就业效应是正的，而工资的就业效应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