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人类健康、造成情绪恐慌的同时，作为系统性外部冲击也限制了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而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正是投资者情绪波动和实体经济基本面变化的集中体现。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疫情发生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冲击效应，并根据不同指标（财务指标、类型指标、地域指标）分析了企业面对疫情冲击的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整体市场收益率显著下降而波动率显著上升，但动态分析显示收益率呈现震荡式变化而波动率呈现持续式升高态势。不同企业面临相同冲击时表现差异显著，如相对来说资产规模较小、非国有、外贸类、非武汉地区等的企业的股票收益率下降幅度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为后疫情时期针对性帮扶工作具有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疫情的发生令中小微企业生产销售受阻、成本上升、陷入经营困境、减少用工需求，进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大量劳动者失业，同时求职难度加剧。在此背景下，本文依据演化博弈理论和企业激励以及个体激励相关理论，建立了中小微企业决策和劳动者求职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演绎了促进就业相关措施实施前以及促就业相关措施实施后两种情况下中小微企业雇佣决策和劳动者求职的策略选择过程，通过演化博弈分析，明晰了中小微企业和劳动者不同决策选择受相关政策实施影响的激励机制。研究表明，我国稳就业、保就业的相关政策措施能够令中小微企业尽快恢复生产，摆脱经营困境，向社会供给更多工作岗位；也能够提升求职主体寻找工作岗位的激励，降低求职难度，推动稳就业、保就业政策目标的实现，最终达到中小微企业良好发展同时就业得到保障的“双赢”局面。

打造韧性供应链对抵御当前疫情挑战乃至今后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供应链的预测能力、适应能力、反应能力、恢复能力、学习能力5个维度构建了供应链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ISM模型分析企业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的结构，并通过熵权-TOPSIS法对新冠疫情下的汽车企业供应链韧性进行评价，得到韧性能力良好的结果。进而针对疫情暴露出的供应链体系短板提出发展建议，旨在实现供应链危机应对体系的合理重构。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人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而且对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金融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也反映出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全球代表性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市场间的联动关系。本文通过协整检验验证上证指数、道琼斯指数和恒生指数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而利用VAR模型探究全球股市收益率的联动性，最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动态冲击对收益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上证指数、道琼斯指数和恒生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此次金融风险在三大指数之间的传导路径为上证指数传至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与恒生指数相互传导；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股票市场的动态冲击具有持久性。

本文针对新冠疫情对居民时间分配和支出决策的影响，从家庭生产的视角，将三分法的时间分配引入DSGE模型，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事实校准参数，分析常态化防控的应对举措。情景模拟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减税降负，提升家庭生产效率、提高赤字率与减税降负组合实施可稳定投资和劳动供给，降低消费和产出的波动。为更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推进危机管理向危机治理转型势在必行，既要发挥财政政策稳定纾困的支柱作用，强化宏观对冲力度，更要调动企业、居民、社区等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完善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志愿服务等微观机制设计，健全多层次协同治理体系。

本文利用月度数据分离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变量，并构建疫情冲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模拟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财政政策及组合政策对冲疫情的效应。研究结论：（1）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消费、社会投资和进出口均会产生较大冲击，长期影响效应不显著；就业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对非制造业冲击大于制造业；（2）单一财政政策当期能够有效缓解疫情对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的负向冲击影响，但存在对消费和投资微弱的短期挤出效应；就业和通货膨胀压力略微缓解，但伴随较持久通货膨胀压力；对冲疫情对产业负向冲击效果显著，非制造业萎缩程度极大缓解。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比单一财政政策能够更大程度缓解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但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本文从行业污染异质性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工业结构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交乘项系数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和系统GMM方法等，在核算各省工业结构绿色转型、技术创新、环境规制等指数基础上，对假设进行检验与分析，并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如下结论：（1）当前我国投资型、费用型等环境规制均表现出抑制工业结构绿色转型的特征；（2）技术创新也抑制工业结构绿色转型，但其和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促进工业结构绿色转型。最后，从强化区域性环境规制政策调控与加快技术绿色创新进程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面对政策补贴退坡的外部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构建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并剖析其演化特征，可以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提供思路。本文以1999～2018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专利族数据为数据源，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和识别，进而构建各个阶段的创新合作网络，并从整体网络特征、核心创新主体位置特征、创新主体合作广度和深度的分布情况三方面对其网络演化进行动态分析。研究发现，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中，核心子网大规模连通，边缘小团体不断涌现，呈现去中心化趋势，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且参与合作的典型创新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文基于创新驱动视角构建了制造业创新驱动过程模型，从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支撑能力3个方面构建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突变级数法对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对技术创新能力及其变化幅度进行排序。结果显示，2014～2018年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均有一定提升；根据评价结果将制造业划分为高位高速增长型、高位低速增长型、低位高速增长型和低位低速增长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升不同制造行业的创新能力。

本文从综合效益视角出发调查了全国TRIZ应用者，通过获得的284份有效问卷分析了TRIZ的应用效果和综合效益。最终得出如下结论：（1）运用TRIZ能产生良好的经济、知识和社会效益，但工具间效果差异较大；（2）TRIZ的思维工具、分析工具、解题工具分别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知识效益贡献更突出。对此，本文提出3条建议：（1）对评价较差的工具实施针对性改进；（2）从“大工程观”视角出发，充分挖掘社会效益需求；（3）根据效益差别灵活选择TRIZ工具。上述结论打消了相关质疑，厘清了工具的效果差异，并阐明了TRIZ对综合效益的贡献。

本文基于1978～2018年中国的经济数据，运用计量回归分析识别影响潜在产出的因素，使用生产函数法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借助Logistic模型预测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研究发现：全球化、制度变革、科技创新和能源消费绿色化可有效提升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1981～2018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约为9.70%；结构性改革外移增长边界使潜在经济增长趋势跃升后缓慢下滑，2050年降至3.81%；不同情境下中国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队列的时间区间是［2025，2030］，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范围是［2045，2050］。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知识外溢效应，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本文在理论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及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利用1995～20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整体上保持稳定上升态势，且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两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存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介传导路径。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达到56%，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作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互联网贸易作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其诸多区别于传统贸易形式的新特点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互联网贸易与劳动力要素在内的双异质理论模型，基于2000～2018年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深入剖析互联网贸易发展对不同类型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贸易发展不仅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且能够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其中，互联网贸易规模的扩大与渗透能力的增强是互联网贸易发展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

根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本文构建长江经济带能源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内11个省市为样本，通过稀疏主成分分析得到反映能源发展条件、能源-生产协调、能源清洁低碳的3个稀疏主成分，测算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数，使用TOWA算子加权进行动态评价，并根据聚类分析进行地理分区。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能源高质量发展逐年上升，但区域发展不均衡明显，呈“东北部高，西南部低”格局，上海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江苏、浙江、重庆和四川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一般，湖南、江西、贵州和云南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重庆和四川清洁低碳能源发展较高但能源发展条件较低，江苏和浙江清洁低碳能源发展程度较低。

本文综合地理学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基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金融抑制作为核心纽带，采用MS-AR模型和ArcGIS平台阐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同步检验金融抑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融抑制水平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表明，区域金融抑制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曲折中前进，整体呈现良好态势；（2）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致金融抑制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表明，当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且对金融体系相对不健全的区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正向作用效果较大。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逐渐成为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两个维度来研究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能够明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有效的中介渠道，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传导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互联网发展能够显著促进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仅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影响。相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抑制了相关行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有负面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明显促进了企业投资，但投资效率却随之下降，进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干预较强地区企业和金融市场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基于离散时间的均值-方差模型，系统研究劳动收入风险下的多阶段投资策略。在长期投资组合中考虑投资者所面临的劳动收入风险，构建含有劳动收入风险的多阶段均值-方差模型，并设计改进的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最后通过数值模拟探讨劳动收入风险的引入及变动对多阶段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收入风险的变动对多阶段资产配置具有复杂的影响。当劳动收入风险与风险资产相互独立及正相关时，随着劳动收入风险的增大，投资者会增加无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当劳动收入与风险资产负相关时，随着劳动收入风险的增加，投资者会增加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减少无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