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构建由单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零售商信息共享和制造商产品创新策略，并分析了横向信息泄露和创新的纵向溢出效应对零售商信息共享决策的综合影响。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制造商进行产品创新能够激励零售商自发共享市场需求信息，尤其当制造商的创新能力较强时，两零售商即使在信息泄露的情况下也有动机向制造商共享市场需求信号，并实现供应链各成员期望收益的Pareto改进。当零售商没有动机自发共享信息时，制造商可以通过一定范围内的补贴进行激励，实现双方期望收益的提升。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实施，如何促进区域创新已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选取2007～2018年全国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将各地区的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与区域创新纳入统一框架下，对三者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居民消费有利于促进地区区域创新；中介效应显示财政支出可以通过居民消费促进区域创新。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发现创新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从城乡居民消费分组来看，较于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

本文基于123个资源型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划拨财力性转移支付的经济扶助，显著激励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且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效应逐渐增强；机制检验发现，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加大研发补贴支持、优化劳动力配置等途径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资源依赖程度越低，制造业发展水平越高，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明显。

本文应用PVAR模型对全国30个省份2002～2018年间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深入研究了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显著，但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显著。本文突破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发展单方面作用的传统观点，证实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本文从理论上为各省根据实际情况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能源强度收敛性问题是基于经济增长收敛逻辑而产生的，且目前能源强度收敛性日趋明显，而长江经济带作为经济战略重地，其亟需完成建设“绿色生态廊道”目标。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长江经济带能源强度收敛性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能源强度呈下降趋势，且区域内各个地区之间能源强度存在差距逐渐缩小；在未考虑空间因素时，长江经济带整体层面不仅存在能源强度绝对β收敛且存在条件β收敛，上、中、下游各地区收敛速度存在一定差异；而将空间因素纳入模型中则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层面、中、下游地区条件β收敛的速度明显加快，而上游地区收敛速度并无明显变化。

本文借助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工程机械的影响因素、出口潜力与出口效率。研究表明，贸易双方的人均GDP、“一带一路”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和共同边界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显著正相关，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显著负相关。以可拓展出口额为划分依据，“一带一路”国家分别归属潜力再造型、潜力开拓型和潜力巨大型。“一带一路”国家的铁路总公里数、港口基础设施质量、贸易自由度、海关清关效率和政府支出水平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效率正相关，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关税水平对出口效率影响尚不显著。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坚持绿色共保，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对长三角各地区碳排放绩效进行评价对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考虑时间动态和组间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非角度的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HDDF），对长三角中心区24个城市和非中心区9个城市2014～2018年碳排放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中心区城市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优于非中心区城市，且前者的环境生产技术始终领先于后者；（2）长三角地区低碳经济发展不均衡，碳排放绩效水平内部差异较大，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碳排放绩效平均水平依次降低，内部差异程度也依次扩大；（3）技术进步是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绩效提高的重要驱动力，而效率恶化对长三角地区提高碳排放绩效起抑制作用，其中安徽省内各城市效率恶化问题尤为突出。

港口与腹地的协调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为探讨较优的港口腹地协同发展机制，本文以天津港、营口港、青岛港等九海港型国家级物流枢纽为研究样本，基于2009～2018年统计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耦合协调度测算及机理分析。结果表明：九港口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同一时间截面下，港口协调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其发展模式可分为稳步增长型和间歇增长型；港口协调度主要受港口物流运作模式、腹地产业结构、区域集疏运网络的影响。

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任务，对协调推进环境的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系统梳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研究，基于鲍尔丁系统学原理构建协调度模型，对2018年我国31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差异较大，北京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天津、上海等6个地区处于中度协调发展阶段，河北、内蒙古等14个地区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黑龙江、西藏等10个地区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

前沿研究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大多基于静态线性模型，而忽略两者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系。为此，本文采用MS-VAR模型探究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的动态非线性特征。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经济系统具有“双区制特征”，且处于“缓慢增长区制”时表现为“惰性”特征；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易形成非一致性的均衡，即中国经济易形成“高技术低能耗”抑或“低技术高能耗”的均衡，平均持续期维持在6年左右，技术进步的能源“节约效应”的概率高于“能源回弹”效应；技术进步的能源消费效应具有“时效性”，缓慢增长区制内，以“节约效应”为主，且具有“时滞性”；相反，快速增长区制内，以“回弹效应”为主，且具有“即时性”，响应时长均为2.5年左右。

本文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1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绿色研发投入对碳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以及财政分权对上述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8年中国省域绿色研发投入和碳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加大本地区绿色研发投入不仅对本地区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还会带动周边地区碳生产率的提升；财政分权正向调节绿色研发投入对本地区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负向调节绿色研发投入对相邻地区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电力资源利用需协同供需两侧，才能实现减排目的，针对此，本文运用Tapio脱钩弹性指数，测评电力行业碳排放难以实现强脱钩性，减排的压力大。而后，基于“开源节流”的理念，透过供需两侧管理效益分析，阐释联合两侧进行电力资源综合利用优化的逻辑基础；同时，通过“开源”来优化供给侧的电力资源结构，并以能效电厂来实现需求侧的“节流”，据此，引入多目标决策方法，以全社会投入成本最低和碳排放量最小为目标函数，建构减排约束下电力资源综合利用优化模型，给出模型求解方法；最后，运用Matlab软件进行算例分析，结果表明模型减排约束性较强，且兼具经济性，值得实践推广。

本文构建了包括政府、银行与企业在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推演得出政府环境规制、企业环境治理与银行利率定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重污染上市公司2012～2018年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银行利率定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会显著降低银行利率定价；企业环境治理在政府环境规制和银行利率定价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相比于低质量环境信息披露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中，环境治理的中介效应更强。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控制权市场被不断激活为背景，聚焦公司在章程中加入反收购条款狙击“野蛮人”的现象，从堑壕理论和谈判收益理论出发，探究提名董事权条款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设置的经济后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PSM等方法验证结论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设置较高提名董事权比例的公司，被并购的概率会显著下降，掏空程度会显著提高，公司价值会显著下降。进一步的，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与审计质量将有助于减弱提名董事权条款对公司治理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为实务中监管部门合理引导反收购条款的设置、加强公司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提供了经验依据，同时也丰富了我国“法与金融”领域的理论文献。

本文基于溢出理论，探讨了产品召回危机对新产品绩效的影响，以及探索解决召回事件影响后果的方法和途径。本文选取了我国汽车制造业24家公司中的252个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召回危机对新产品销售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召回历史和新产品价格对溢出过程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历史召回事件次数较多的企业所受召回危机的溢出效应更严重，但是新产品价格调整可以部分弥补产品缺陷的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主体异质性视角，以2010～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外部环境深入分析异质性社会资本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异质性社会资本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权力性社会资本提高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而市场性社会资本则对权益资本成本起降低作用；外部环境在异质性社会资本影响权益资本成本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从影响机制来看，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分别在权力性社会资本、市场性社会资本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中发挥路径传导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构建社会资本动态调整机制、有效防范社会资本风险提供经验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信息革命蜂拥而至。伴随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经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动能。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如何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与变革，成为当下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通过梳理总结数字经济发展基本态势，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揭示疫情冲击后的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模型，实证后疫情时代下，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网络消费新模式开辟了数字经济发展新空间，也将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本文通过分区域回归和门限效应分析，考察创新机制调节作用下就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1）总体上，就业结构升级通过创新机制影响经济发展时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最大，产业升级次之，技术进步最小；（2）分区域看，三大地区的就业结构升级均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创新机制的调节作用呈现“西强中弱”的分布格局；（3）从门限特征看，基于创新机制的就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发展时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以创新环境和技术进步为门限变量时，经济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以产业升级为门限变量时，经济效应逐渐强化。

装备制造业是中国工业的心脏和国民经济的生命线，是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石。本文在使用DEA方法测算中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以200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方法从劳动力供给效应、居民储蓄效应、消费需求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四方面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可显著正向影响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其影响机制为减少劳动力供给、增加居民储蓄、增加消费需求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可从完善社保体系、发展银发产业、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方面入手发挥人口老龄化对装备制造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