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中，社会资本不仅扮演着与政府合作的角色，而且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如何有效地解决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委托代理问题，是保证项目能否顺利建设、持续运营的关键。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两阶段委托代理模型、绩效激励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的最优努力水平与最大期望效用，定量研究了政府对社会资本补贴与分成比例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付出的最优努力水平能够优化公私双方的利益分配，降低政府补贴比例与分成比例，实现项目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本文的研究，为科学制定PPP项目的收益分配机制与激励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分析科技进步及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本文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选取指标构建居民福利指标体系，并使用1998～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多个维度实证检验了科技进步及通货膨胀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科技进步具有正福利效应，通货膨胀具有负福利效应，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大于通货膨胀的负福利效应。不同地区、不同水平和不同时间段下，科技进步的正福利效应存在一定差异，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服务响应模式是区块链系统规划设计的核心。不同的业务优先等级直接影响交易申请等待处理的时间。基于所有数据节点都是独立决策的理性个体的假设，交易服务费率的差异代表着不同的业务优先等级。本文通过对区块链系统的服务响应模式进行建模，结合比特币系统的生产运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交易激励对交易申请等待服务响应的时长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相关结论为区块链技术的开发设计和运营管理提供了参考。

本文通过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要素集聚作用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并基于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带2003～2018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集聚和基础要素禀赋集聚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总体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人力资本集聚和基础要素禀赋集聚对流域内城市具有显著的时间和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集聚大于0.8970时，才会表现为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各地区应当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的禀赋条件，合理引导要素集聚。

供应链成员的公平偏好行为作为影响企业利润的主要因素，已成为当前企业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之一。在考虑供应链成员异质特性和自主学习行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计算实验研究了绿色供应链中供应商的公平偏好行为对制造商生产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供应商的公平偏好行为会降低制造商的利润。当供应商的公平偏好较弱时，制造商应该将生产外包；反之，当供应商的公平偏好较强时，制造商应该自己生产。此外，消费者的绿色偏好水平和政府补贴力度也会影响制造商的外包策略。

近年来，由于低碳回收、绿色环保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绿色供应链金融已经成为国家和政府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及产业全面升级的重要手段。但由于绿色供应链金融兴起的时间较晚，因素的不确定性很多，因此绿色供应链中的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较为复杂和隐蔽。本文设计了较为完整的绿色供应链金融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有效性检验和敏感性分析对指标进行了优化处理，应用主成分分析将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并运用Logit模型对绿色供应链金融风险进行评估，进而与BP神经网络模型的评估结果进行对比。此外，由于针对沿海地区的绿色供应链金融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选取河北省内包含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等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选择的样本企业比较少时，Logit模型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更具有优越性，同时证实了绿色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准确地判断核心企业以及回收商的状况，有助于缓解融资困境。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2002～2018年工业绿色生产率GML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本文基于2009～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引力模型，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各省绿色金融对经济支持水平的空间关联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支持水平在省际间形成了社会网络，并无一省孤立，但联系不紧密，整体网络密度在0.22～0.32之间；绿色金融对经济支持水平的网络联系在各省间分布不均；绿色金融对经济支持水平的空间联系不稳定，2009～2018年，4个凝聚子群中所包含的省份均有差异。对比本文提出了加强区域间绿色金融经济协作能力，各省根据绿色金融发展特征明确功能以及建立有效的绿色金融经济群发展机制的对策。

本文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以2015～2019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社会情感财富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创新环境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本文将社会情感财富分为4个维度：家族控制、政商关系、家族认同和代际传承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控制和家族认同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有消极影响；政商关系和代际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家族企业所处区域的创新环境会缓解家族控制和家族认同对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并加强代际传承意愿对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高技术产业不同子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所受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高技术产业整体，特别是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子行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U型影响。可见，在老龄化前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受到的负向影响更为突出，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正向影响将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体现。

信息化与工业企业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信息化与工业企业科技创新融合水平测度模型，利用2014～2018年数据对我国各地区信息化与工业企业科技创新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信息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各地区信息化与工业企业科技创新融合水平还比较低，未来需要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推广电子交易，促进信息化与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信息化、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发展格局，进一步提升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水平。

开展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效率评价对最大化利用科技资源以及提升科技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建立了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效率评价体系，利用三阶段DEA模型进行评价和分析。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各省市间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吉林、上海、安徽4个省市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效率处于最佳的状态，江苏、浙江、广东、辽宁、山东、重庆6个省市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效率处于相对较好的水平，河北、山西等省市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效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需要提升技术管理水平和扩大发展规模，以全面提升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却很少有研究对其微观经济后果进行分析。本文从分权视角切入，实证评估了财政分权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的提高会降低企业进行税收规避的意愿，并在不同产权企业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降低会增加企业税收规避意愿，而财政支出分权降低则会表现出相反的效果；同时，本文研究还发现，在不同的市场发展阶段、法律制度等多个方面，财政分权的提高会对企业避税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本文研究不仅拓展了财政分权经济后果等方面的研究，还可以为新时期政府间事权改革提供一定参考。

知识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持续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知识定义，深入剖析企业知识构成，从理论上探讨知识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选取医药、汽车和计算机通信3个行业2012～2018年387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企业通过反复循环的再生产过程，形成“通用性知识－专用性知识－专有性知识”3层次知识结构，实现企业的知识进化，使竞争力不断提升；（2）3个行业的通用性知识、专用性知识、专有性知识均与企业竞争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经过内生性处理后的结果依然是稳健的；（3）不同行业知识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计算机通信通用性知识、专用性知识对企业竞争力贡献度最大；医药专有性知识对企业竞争力贡献度最大；汽车3类知识对企业竞争力贡献度均最小。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逐渐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器转为困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虽然关于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但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承担者，是否也受到政府举债行为影响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对2008～2018年制造业板块的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成长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融资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成长的倒U型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类检验发现，这一影响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和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探究地方政府债务对微观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理清政府经济行为在微观层面上所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测算了全球66个国家2001～2018年创业活跃度、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运用非平衡跨国面板数据回归的固定效应与2SLS方法，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探讨了一国创业活跃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1）创业活动小众时期先扩大收入差距，随着创业普及化逐渐缩小收入差距，创业活跃度与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2）创业活动通过促进产业高级化缩小了收入差距，通过加大产业不合理扩大了收入差距；（3）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相对于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影响更大；发达国家女性创业比男性创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然而发展中国家女性创业对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提出政策建议：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动摇；杜绝盲目创业，鼓励高附加值创业；改善女性创业软环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行业在A股市场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当前关于投资价值评价的方法没有考虑评价指标不同阶段的动态变化，而且专门面向人工智能行业上市公司的评价方法也很少，因此，本文旨在提出针对人工智能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动态评价方法。本文提炼出人工智能行业上市公司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使用TOPSIS方法衡量指标之间的差异性和变化趋势，同时利用时间加权法得到动态评价值并排序；最后，选取我国A股2013～2018年人工智能概念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投资价值的动态评价方法能更好地筛选出表现优异的人工智能公司，进而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

我国制造业始终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亟待通过技术创新进行转型升级，而“走出去，引进来”贸易战略下的技术溢出是驱动技术创新的动力源。针对此，本文将双向贸易技术溢出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为基础，从进出口两个层面阐释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及其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同时，选定2009～2019年我国制造业时间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超效率DEA－SBM测度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技术溢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显著影响，以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优化设计提供有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