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大型零售商开始联合上游供应商共同参与质量创新的现状，本文构建了零售商分别基于供应链系统和自身利润最大化分担研发成本的两条不对称竞争链，比较了上述两种不同分担方式对供应商的创新研发激励及在不同环境下的优劣。研究表明，基于供应链系统利润最大化的分担方式总能保证各成员激励相容，且当产业技术水平较高时，该分担方式的优势更为明显。基于零售商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分担方式可能导致合作研发对供应链成员激励的不一致，进而产生“囚徒困境”；而仅当产业技术水平较低且下游产品同质性较强时，该方式保证了供应链系统利润高于竞争链。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大量资源向粤港澳大湾区的集中，造就了区域制造业高效的规模效应，也引致了“资源拥挤”下的创新效率低下。本文从制造业要素集聚的双向影响入手，基于粤港澳大湾区2000～2018 年的城市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要素集聚过程中对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并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度的多重门槛特征。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尚未触及要素集聚的饱和值，要素集聚过程对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系数在制造业的分类别分析中是有所差异的。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已经开始出现集聚过度情况下的“拥挤效应”，门限回归结果也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要素集聚与创新效率的联动中存在显著的“倒U 型”结构。

企业创新作为经济转型的核心环节，不仅是企业（创新主体）关注的重点，更受资本市场、社会公众乃至国家层面的关注。本文基于社会网络与资源诅咒的整合视角，通过Wind 数据库收集新三板企业的PE／VC 投资明细数据，形成了2008～2018 年658 家新三板企业1261 条投资观测值面板数据库，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为目标企业带来社会网络资源，但资源的行业属性差异决定了资源将为目标企业带来的是福音效应还是诅咒效应。风险投资社会网络规模与目标企业的创新绩效之间表现为倒U 型关系，存在着最有利于目标企业创新发展的最优规模。风险投资与目标企业之间的行业距离也会影响风险投资参与目标企业的最优网络规模。

本文采用DEA-Malquist 指数法测算了2002～2018 年苏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演化趋势，同时基于“反事实”框架，测算了要素扭曲以及部门扭曲对苏南地区TFP 配置扭曲的贡献程度，得到主要研究结论：（1）苏南地区经济增长降速换挡的同时，TFP 稳步增长，创新引领优势明显；（2）苏南地区TFP 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技术部门TFP 的推动，而传统部门对TFP 稳定作用显著；（3）苏南地区要素配置扭曲状况略微改善，但尚不足以满足新时代对苏南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的引领作用要求；（4）尽管资本要素扭曲一直是苏南地区要素配置扭曲的主要贡献者，但已呈现逐步改善态势，然而，劳动要素扭曲却越来越成为重要力量；（5）苏南五市要素配置效率排名依次为苏州、无锡、南京、常州以及镇江，但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和科教大市，潜在TFP 遥遥领先。

创新知识增量成为科技型企业创新的驱动力，更多的企业有意愿与其他组织结合形成创新网络结构进行协同创新。从创新网络结构的联结特征来看，可划分为以价值链为导向的“纵向网络”和以企业竞合为导向的“横向网络”。在分析科技型企业创新网络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网络环境及特征要素，对诸要素对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分析。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测算了我国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的主要影响要素，其中关键环境要素包括：市场运行环境、政府政策环境；关键创新网络结构要素包括：网络创新导向性、网络位置、网络异质性。最后，从促进科技型创新绩效的视角提出了加强创新网络联结的改进措施与建议。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20 个发展中国家，先从理论上厘清我国对这些国家OFDI 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的内在机制；然后基于修正后的L-P 国际R＆D 溢出模型，运用我国31 个省市2003～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OFDI 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OFDI 会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中部地区更明显。进一步探究地区差异化的原因，发现研发强度、R＆D 人员和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我国吸收效应的能力，但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明显。

汇率和股价是宏观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变量，它们的变动对金融稳定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动态条件相关系数-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DCC-GARCH）实证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和股价之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汇率的变动会通过经常账户使股价发生变化，人民币贬值会使股价上涨，汇率和股价之间的关系符合流量导向模型；（2）随着经常账户规模的增加，汇率对股价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结合我国实际，本文提出加强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完善衍生品市场建设、建立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体系、优化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等政策建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已经被确认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迄今为止共有19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地区经贸发展日益紧密。本文通过2001～2018 年数据，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拉美30 个国家贸易潜力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与多数拉美国家的贸易属于潜力开拓型，未来仍有较大的贸易空间。应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与拉美的对接，加快推进中国与拉美的自由贸易协议升级和自贸区建设，加深中拉经贸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

当今，大多数国家正在加深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本文以OECD-TiVA 数据库为基础，尝试从附加值贸易的角度来计算具有代表性的40 个国家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者服务进口对所有样本国家制造业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从而探索各国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的问题。研究发现，整体生产者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正向的影响，其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往往大于发达国家。从分部门进口生产者服务中间投入的视角分析，发现金融服务与运输服务进口对样本国家的影响较大，且不同的生产者服务进口的影响程度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探究了运输时间不确定的集装箱多式联运路径优化问题，将运输时间、转运时间设为随机数构建多式联运机会约束模型，另外将碳排放成本内部化为总成本，探讨碳税税率逐渐增加时总成本和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针对本文构造的模型设计了包含路径节点和运输方式的编码形式，用遗传算法求解，可对任意的起终点对进行运输方案的规划。研究结果表明，碳税值逐渐增大可以有效促进多式联运承运人选择更为低碳的运输方案，在满足运达终点的时间窗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铁路与水路的优势，对经济和环境都能产生有利的结果。本文对如何调整运输结构，促进多式联运提速发展，早日实现交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更多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不同因素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视角出发，利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在不同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2）在低技术创新水平时，环境规制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中高技术创新水平时，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3）在低人力资本水平时，环境规制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中高人力资本水平时，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未来应该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本文以2008～2018 年我国31 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度指标体系，建立半参数回归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1）对外开放度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N”型非线性关系；（2）对外开放度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层面的差异性。二者在沿海三大经济圈地区呈现近似“N”型关系，而在非沿海三大经济圈地区呈现正相关线性关系；（3）考虑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水平上升的调节效应时，二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波动更小。

近年来，我国经济产业发展迅猛，重污染行业的发展为提升国民经济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环境保护意识的缺失，经济增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环境。作为重污染行业之一的化工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同时，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提高绩效，因此化工企业对外披露环境相关信息对环境与企业绩效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5～2018 年沪、深两市164 家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根据企业披露信息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指数，分析其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指数越高，企业绩效越好，最后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关于提高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建议。

鉴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注重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投资者购买股票时考虑公司治理水平。然而鲜有学者将公司治理水平考虑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公司治理水平是否会对股票资产定价产生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基于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创新性地将公司治理水平作为溢价因子考虑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进行实证分析，对传统的Fama-French 模型进行了扩展，旨在基于扩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探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是否会对股票资产定价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有益于诠释股票组合的收益率，表现在公司治理因子回归系数显著，但扩展模型的R2 相比于传统的Fama-French 模型提高比率较低，说明公司治理水平对股票异常收益率解释力的提升程度较小。基于此，本文从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两方面分析了原因，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及股票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于资本市场开放是否存在增长效应，各方观点不一。本文选取2013～2018 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分别以QFII 持股比例和陆港通样本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核心变量，通过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微观增长效应。本文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提升企业TFP 增长率水平，同时增长效应的发挥具有一定的门槛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解决。未来政策上应同步审慎推进贸易自由化与资本市场开放，提升出口企业绩效水平。

在股权集中公司的治理中，大股东成为上市公司经营与财务决策的实际控制者。本文从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出发，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选择动机为实证对象，研究了历史业绩、股权集中度、信息不对称、未来经营风险4 个因素对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定向增发影响显著，即股权集中度越低的上市公司越具有定向增发动机，而增发门槛低以及西方信息不对称、监督效应等定向增发动机的理论并没有得到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实证支持。

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升格为国家战略背景下，考查长三角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影响因素至关重要。本文选取2005～2018 年长三角地区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文献梳理筛选出11 个影响因素，并综合运用灰色关联和动态方程模型分析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固定资产投资与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关联最大，其次为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发展；（2）人力资本发展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均呈现“倒U 型”。针对研究结果建议长三角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发展需优化资本投资结构、获得高质量劳动力及高端化对外开放。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新常态下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选择。物流业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其协调发展决定了丝绸之路贸易发展水平。本文基于面板数据，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沿线9 省区市为例，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物流业支持因素、物流业需求因素3 个维度构建物流业协调发展的指数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双维角度对沿线9 省区市2008～2018 年的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11 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沿线省区市物流业水平持续优化且耦合协调度逐步上升但省际差异明显；（2）9 省区市物流业协调发展差距逐渐扩大，物流业需求因素成为影响各地区物流业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性技术，探究人工智能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能够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测度了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和产业转型升级程度，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干预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人工智能水平与产业转型升级程度的动态面板模型，以我国31 个省市自治区2009～2018 年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两步系统GMM 统计方法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相对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我国产业升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