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熵值法对2009～2018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韧性水平进行综合测算，明确出其空间差异，并通过α、β收敛法实证分析了城市韧性水平的空间收敛性。结果显示：（1）东北地区大多数城市的韧性水平增长缓慢，并呈现出沿着哈大交通经济带向东西两侧递减的空间特征，经济带内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高度韧性的城市为区域核心城市，中度韧性的城市多是资源型城市；（2）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沿着哈大交通经济带向东西两侧递减，经济带内也呈现出南高北低的态势；铁路沿线上的城市社会韧性水平较为突出，辽中南城市群、吉林中部城市群、哈大齐工业走廊上的城市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征；城市生态环境韧性整体上处于中度韧性水平，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向四周递减；城市基础设施韧性水平同样沿着哈大交通经济带向东西两侧递减；（3）东北地区城市韧性水平呈现出α发散的趋势；东北地区、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也呈现出β发散的趋势，辽宁省没有呈现出收敛或发散的迹象。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剖析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间存在最优匹配特征，理论表明随着经济发展，专业人力资本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普通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减弱，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具有强外部效应。本文采用200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和2016年企业数据，通过分位数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从不同行业层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表明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经济特征，精准定位人才需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而不是 “从众性”的抢高端人才；区域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才政策着力点应该放在激发和培养企业精神上，完善营商环境，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正外部效应；企业家受教育程度、职工培训投入、雇佣员工质量、企业资本投入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企业家精神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着结构性差别。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通过四万亿投资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该方案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遗留问题，其中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政府投资会对私人投资造成何种影响。在当前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阶段，重新研究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的挤入挤出效应就更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当前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东北地区，政府投资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怎样的效应成为了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选取东北三省2000～2017年地级市数据，并利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 （One-steps System GMM）进行计量分析。在总体上研究了东北三省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关系，得出在规模层面上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的结论，并分别对每个省进行了具体分析；探究了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机制，并将研究重心置于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活力以及创新能力上；最后根据东北三省的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关系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从地理和历史角度选取了金融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基于2003～2018年间中国29个省际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研究了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完善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金融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中介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助推下，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大幅度增加，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诸多学者实证证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贸易的影响是积极的，通过创造就业机会、转让先进技术等方式，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但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是什么使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更有吸引力。本文利用2003～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贸易额的增长；另外，信息通信技术具有调节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信息通信技术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而对进口增长率的影响则存在滞后性。研究建议：中国应向东盟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加大对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帮助它们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打破目前信息和通信技术不平衡的困境，助力双方的贸易合作和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1992～2018年间中国主板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生存分析方法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企业IPO后存续时间和生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影响企业IPO后的存续时间，可以降低企业61.4%的生存风险率，实质性创新更有益于企业存续和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非国有中等规模中西部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存续的积极作用更大。本文为上市企业IPO后质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其生存率，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运用了基于前景理论的演化博弈分析法来探究在突破性技术创新决策过程中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只要突破性技术创新项目成功率较高，企业的收益大于投入与税额之和，即使没有政府补助，企业也会自发选择创新；政府补助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效果不显著；价值函数的风险态度系数和损失规避程度的敏感性较强，适度增强企业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信心和决心是引导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举措。政府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创新补助程度、降低税率以及提高监管努力程度等举措诱导企业进行创新，其中税率的敏感性最强，监管努力程度的敏感性最弱。

对新常态下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前后各区域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效率进行比较研究，能够有效评估国家重大战略在工业研发创新领域的实施效果，为战略进一步在各地深入实施提供重要参考，实践指导意义不言而喻。本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的研究发现：研发创新效率地域差异明显，区域间研发创新各项效率指标表现参差不齐，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大多数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推动作用显著，部分省市研发创新效率未升反降的情况值得重视，对于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政府可以大有作为，推进区域整合与地区协同发展迫在眉睫，高质量发展要促使创新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进一步促进研发创新效率再上新台阶。

本文基于2006～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基准模型检验多渠道国际技术溢出及制度环境优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并构建动态门限面板模型，验证在制度环境门槛下FDI、OFDI、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作用。结果显示，3种国际技术溢出均存在显著的制度环境门槛效应，随着制度环境进入更高的门槛区间，FDI、OFDI、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长期内3种国际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主要表现为正向的冲击作用，其中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冲击系数持续为正且延续性较强，表明长期内对外贸易是我国通过国际技术溢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最佳方式。

现有关于绿色技术的研究，更多关注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忽略了企业在实践中应用绿色技术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视角对企业绿色技术应用与监管过程进行分析，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并对其进行求解与仿真，分析中央政府监管地方政府和企业时重点关注及考核的指标对企业应用绿色技术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用绿色技术的努力程度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效益考核系数正相关，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程度正相关，与企业环境效益系数正相关，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谋导致中央政府的环保利益受损。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提升绿色技术应用效益、加大政企合谋惩处力度、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公众参与度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规制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并激励企业绿色技术的应用。

本文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上市公司2015～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为了排除企业粉饰真实业绩和财务状况的影响，通过因子分析方法透过财务报表的常规披露对企业绩效作出更趋于本质化的评价 （即盈利质量），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探究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盈利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助、研发投入、盈利质量之间两两正相关，并且研发投入对政府补助和盈利质量之间的关系产生中介效应。研究认为，应坚定通过政府补助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陆续完善资本市场的各项法律法规，构建更加公平的政府补助机制既有利于激发这类企业的创造性，也有利于改善盈利质量，提高其真实绩效。

本文基于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微观面板数据，探究了大股东掏空行为、非效率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借助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PSM-DID）排除了内生性偏误。研究发现：大股东掏空行为通过资源转移路径和治理结构扭曲路径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非效率投资在这一传导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更多地体现为使企业陷入投资不足困境，而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激发则并不显著；大股东掏空对生产效率的侵蚀作用在高融资约束和由非独立经理人控制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为深刻理解大股东掏空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运作机理提供了经验依据，并为中小投资者保护政策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微观层面上的论证，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而基于供应链的物流金融，以“N+1”模式，通过多主体的利益捆绑来提升融资担保或收益，并实现整链效益的优化，是破解融资困境的最佳选择。针对此，本文基于供应链网络物流金融模式的内涵及优势，深入探究3PL主导、银行主导及捆绑式3类供应链网络物流金融模式的运行机制及适用特点；同时，结合不同融资模式的共性特点，基于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通过文献梳理的方法，从供应链、企业自身及外部环境3个层面提取、归纳出供应链网络物流金融模式下，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因素；利用调查问卷方法，基于路径关联假设，通过验证性因子CFA分析各因素的影响性，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提升中小企业融资可获得性。

在我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实现高质量转变的重要基础，政府补贴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是产业升级的决策主体，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双寡头企业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政府补贴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认为政府补贴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两阶段效应，当补贴力度较小时，补贴对产业结构的边际影响较小，当补贴力度较大超过某一临界值时，补贴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影响要大于第一阶段，并采用门限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因此，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应把握补贴的力度，以最小的代价发挥最大的作用。

新形势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加强区域合作和交流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发挥沿线国家比较优势，尤其是出口占比较大的工业制成品比较优势值得研究。根据产品空间理论，产品密度会影响产品和产业升级路径，产品密度与比较优势产品有某种联系。本文选取1997～2018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数据，研究工业制成品比较优势与产品密度的关系。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制成品比较优势与产品密度呈U型关系，工业制成品转型初期，上期产品密度对当期成为比较优势产品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上期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品成为当期比较优势产品的影响较小。沿线国家应根据本国产品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规律，积极寻找产品密度高且集中在核心区域的工业制成品进行重点培育，更好地发挥工业制成品比较优势和推动经贸可持续发展。

本文基于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探究了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集聚水平的提升显著的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理论上的倒 “U”型作用关系以及门限效应，实际呈现出正向且边际递减规律。同时，这种非线性特征还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随金融集聚水平的提升而边际递减；在西部地区，二者却呈现出了边际递增的作用规律，这与我国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差异较大不无关系。总之，现阶段我国金融集聚尚未达到最优集聚水平，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为了解决海绵城市PPP项目中政府与私人企业间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问题，本文在HM委托代理模型中引入监督机制，建立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两种情形下的地方政府私人企业的激励监督模型，并对模型的均衡解进行了算例分析。研究发现：同时引入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可以促使私人企业更好履行合约；私人企业的最优努力水平与地方政府的激励水平、监督水平正相关；当代理人私人企业具有公平互惠偏好时，地方政府给与私人企业更多的 “恩惠”，在特定条件下，双方的效用可以得到改善。本文将监督和激励机制纳入博弈中，为地方政府在海绵城市PPP项目的决策上提供了参考，并进一步完善了生态环境PPP理论。

本文针对内外部环境交互变化引起的企业战略不确定性展开研究，通过分析企业在应对复杂环境变化期间技术范式的变化趋势，从5个维度梳理出了影响企业技术范式转换的19个因素，构建了基于动力学传播的技术范式转换理论模型。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对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了企业在具有混沌、非线性、动态等复杂系统特征的动态变化中应当如何主动把握技术范式转换节奏，保持自身竞争力。研究发现企业的技术范式转换受制于自我创新的战略决策，而企业内部的运行状态又影响着自我创新的战略决策，并从系统熵动力学传播的视角，打开了企业创新机会选择的黑箱，厘清了企业内部稳定性的变化过程，解释了影响技术范式转换的作用机理，提出了对技术范式变化的适时监控和对技术范式转换的及时预警方法，为企业实施创新战略决策和推进技术范式转换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