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作为创新活动的源头活水, 是全面提升创新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 "利剑", 全面提升就业质量成为各地区吸引和留住人才进而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 2011~2018 中国大陆 30 个省 (区、市) 的省级面板数据, 在使用改进的 CRITIC 法测算中国区域就业质量得分与随机前沿模型测算的区域创新效率的基础上, 将创新效率分为技术创新效率和商业转化效率, 基于非效率模型分析就业质量所包含的劳动报酬、就业能力与就业环境 3 个层次性内涵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就业质量存在明显差异, 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而就业质量的 "非效率" 则是我国创新效率损失的主要因素。此外在就业质量较高和居中的地区, 提升就业质量对技术转化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大, 而在就业质量较低的地区, 提升就业质量对商业转化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大。

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126家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特征因素对补贴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企业上一期的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对当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补贴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这种激励效应与被资助企业的规模、年龄、资产负债率和所有权性质密切相关；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据此提出完善我国政府补贴政策的相关建议。

利用2000～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专利合作研发数据，本文构建了企业间的合作研发网络，并分析了不同的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合作研发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不同的网络位置对二元创新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合作研发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利用式创新的影响大于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相反，企业合作研发网络结构洞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大于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此外，企业路径依赖导向在企业合作研发网络和利用式创新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在企业合作研发网络和探索式创新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研究从合作研发网络角度贡献于企业创新相关的研究，也为企业进一步维持长期竞争优势、平衡二元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产业集聚外部性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相较于外在的溢出效应，集聚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应该更注重要素扭曲配置的内在影响。本文基于资本、劳动力要素扭曲配置的视角，借鉴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分析产业集聚影响技术创新的过程和作用机制，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产业集聚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进行非线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产业集聚通过改善资本、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而促进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基于要素市场扭曲情况的门槛效应，超半数资源型产业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低，增加其产业集聚程度无法较为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

本文采用2009～2018年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索罗增长模型指导，对金融集聚、金融创新、金融空间挤出效应进行内生化处理，分步研究了金融集聚与金融创新的互动机制、两者互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集聚过程中创新驱动的空间挤出效应。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金融创新的积极互动可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而递增的金融集聚规模又可加速金融创新，为金融创新带来正向熊彼特效应与涓滴效应。各相关方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各区域及整体经济实现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增长。

股权过度集中所引致的大股东与小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冲突被视作第二类代理问题。本文基于2008～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第二类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二类代理问题会抑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存在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显著低于无实际控制人的公司，且实际控制人控制权越大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对于民营企业以及新兴制造业企业而言，实际控制人对于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实际控制人的 “掏空”行为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最终抑制其研发投入。本文认为，进一步健全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加强中小企业投资者保护，是改善第二类代理问题，提高企业创新研发的重要途经。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为提高全社会企业创新动力，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基于我国2017年A股全面实施关键审计事项的契机，本文考察关键审计事项的投资信息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改善作用与路径。以2017年的关键审计事项内容包含投资等相关事项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投资信息披露之后，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中介效应显示关键审计事项的投资信息通过会计稳健性来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公司异质性方面，在公司内部治理状况好以及非国企的样本中，其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本文较为全面地认识了关键审计事项对投资效率的积极作用，所得结论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管理层认识和评价关键审计事项内容的经济效果。

本文选取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同群效应的角度研究企业金融化产生的动因及其对脱实向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同群金融化投资行为会直接影响企业自身金融化投资比例；（2）从内部模仿机制来看，同群获利会导致企业盲目跟随行为，而同群亏损并不会形成震慑作用；（3）从外部模仿机制来看，行业竞争而非过往投资经验，是企业进行金融化同群模仿行为的重要原因。未来应进一步规范企业投资行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扩散。

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绩效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且非理性情绪即过度自信又普遍存在，而企业的运行与投资风险又与管理者的决策相随而生。本文选用2018年在我国深、沪两地上市的2938家公司作为样本，从行为金融角度出发，以上市公司不良资产为中介变量，对企业管理者非理性情绪过度自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非理性情绪负向显著影响企业绩效，且上市公司不良资产作为中介变量呈现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说明在我国现行的环境下，降低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不仅可以为企业管理者非理性情绪提供控制依据，同时也可以为公司绩效带来相应改善。

国家对创新的大力支持以及管理者对创新的重视使得创新一直以来都是实践界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研发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地剖析了CEO权力、融资约束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权力越大的CEO越倾向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会抑制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提升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且融资约束对CEO权力与研发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也更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提升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效率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构建了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考虑消费者效用受价格和服务影响，分别在制造商领导、零售商领导和纳什均衡的3种权力结构下，建立了制造商承担服务和零售商承担服务2种服务渠道的共6种闭环供应链模型，并通过模型对比和数值模拟，选出最优服务渠道。研究表明：（1）在有领导情形下，追随者承担服务为最优服务渠道；（2）在纳什均衡情形下，双方均不愿承担服务；（3）制造商领导和零售商领导情形下，最优服务渠道的服务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等；（4）当服务成本系数较低时，相比纳什均衡情形，有领导情形下最优服务渠道的服务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更高；当服务成本系数较高时，则相反。

本文根据期权定价思想构建准经营性PPP项目收益定价的理论基础，设计政府、社会资本、用户3方合作的一般均衡模型，采用系统动力分析方法研究收益定价及其影响因素、价格调整与支付方案。结果表明项目运营期资金收入与项目结束时净资产或有价值构成全部收益， “使用者付费”结合“可行性缺口补助”是收益的有效实现方式。劳动要素成本、资本产出效率、全要素技术水平是影响收益定价的敏感性因素，其波动冲击对于项目服务供给收益、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3类定价方案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强度存在差异。上述结论对于优化准经营性PPP项目的收益补偿、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方案具有参考价值。

区块存储容量的供给涉及区块链系统的核心资源保障和业务稳定运营。作为典型的分布式系统，区块存储容量的供给是由各个数据节点独立决策的。本文通过对区块存储供给能力进行建模，结合比特币系统运营数据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业务申请的服务费率对区块存储空间的供给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关结论为区块链应用设计人员、平台运营机构以及最终业务用户提供了策略参考。

商誉减值 “爆雷”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大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本文从实证角度，选取31家发布商誉减值公告的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发布公告前后的超额累计收益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发布商誉减值公告当天及之后会对交易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对公告前的交易市场不会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投资者注意对商誉减值公告效应的影响，本文以投资者历史累计交易金额衡量投资者注意，从小到大排列，取较高20%为高注意组，较低20%为低注意组，通过回归分析发现，高低注意组对商誉减值公告的市场反应存在差异，当投资者注意较高时对商誉减值公告效应的影响显著，反之则影响不显著。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工业机器人作为一种内生的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以生产率提高为主要传导机制，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市场产生负向影响。本文认为，未来制造业必然向着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对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重视教育和技能培训、引领劳动力向高技能发展，鼓励新型业态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失业扶持政策是平衡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就业的有效举措。

本文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研究中美贸易顺差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引入Cobby-Douglas生产函数理论作为变量选取依据，选取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将31个省份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检验其异质性，以及基于劳动力技能不同层次检验其异质性。结果显示，对美贸易顺差对各省的就业具有正向效应，对中部地区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效果并不明显；对美贸易顺差对低技能人员起到促进就业作用，对高技能人员却起到负向效应。研究表明，产业结构需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并且升级，劳动力结构也亟需升级，以促进中国各省经济和就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不同技能结构人员稳就业。

减贫是发展中国家始终关注的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新型城镇化作为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与减贫也存在紧密联系。本文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从减贫测度、具有减贫效应的要素概述我国减贫现状；从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公共服务优化三方面解释新型城镇化减贫效应运行机理；将城镇化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分为城镇化对减贫有正向效应、城镇化减贫效应为负或不显著为正和城镇化对减贫有倒U型影响3类，并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与展望，以期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减贫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利用2000～2018年面板数据，在测度黄河流域各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梳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的变迁规律，考察水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 （1）黄河流域各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关联程度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差别较大，山东、河南等省产业结构均衡性趋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差异较小，各省产业结构均表现出显著的服务化趋势；（2）水效和水质对产业结构合理和高级化均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科技投入无论在全流域还是分区域分析中均表现出显著影响；（3）黄河中上游产业结构改善空间更大，对相关影响变量的敏感程度更强。研究认为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提升用水效率，是实现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为分析金融供给与高端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本文基于71家高端制造业上市企业2008～2018年的财务数据，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阻碍度模型对二者的耦合发展关系进行了检验。耦合协调度检验表明，当前金融供给与高端制造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但处于逐年改善状态，这种改善主要来自金融供给发展综合效益水平的提高。阻碍度检验表明，当前阻碍金融供给与高端制造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高端制造业；流动比率和每亿元的高技术产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是主要阻碍因子。据此提出促进金融供给与高端制造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2007～2017年的统计数据，借助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与比较，研究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整体空间分布处于高水平状态，但各细分行业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与区域特征相关联的特点。鉴于此，可以通过发挥区域禀赋优势、充分利用原有工业基础、培养和吸引高技术人才、建立高技术产业园区、建立行业规范的法律法规、发展数字经济等方式提高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