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现有研究对高管团队职能背景与企业绩效之间影响机制分析存在的空缺，本文构建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特征-投资行为-企业绩效”的分析范式。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重新界定高管团队职能背景类型，实证检验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创新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中“职能管理型”背景成员占比与企业短期绩效呈负相关，“复合型”背景成员占比与企业短期绩效呈正相关；且二者均对企业长期绩效存在大小不同的正向影响。此外，创新投资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与企业长期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产品创新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建立产品创新保证量化评体系对企业评价创新能力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产品创新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设计产品创新保证量化评价体系，使其成为实操性工具。研究表明：产品创新保证量化评价体系可以识别产品创新管理问题及薄弱环节，为企业进行产品创新保证工作提供评价工具，确定产品创新保证量化评价体系的薄弱环节及改进空间，进而提出改进的建议，可以成为制造型企业通用的产品创新保证量化评价工具，提升企业产品创新管理能力。

为探究工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和空间分布格局，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创新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评价2011～2018年各城市工业科技创新系统的相对有效性。动态视角下联合Malmquist指数分析科技创新效率的变化，动静结合揭示大湾区工业科技创新效率变动的深层原因。从时空双维度出发，利用GIS技术探究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科技创新有效城市占比增大，非有效城市效率值呈上升趋势；（2）大湾区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主要源于技术效率的上升，技术进步是制约科技创新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因素；（3）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工业科技创新高效率区向大湾区东部转移，逐渐呈现连片化趋势。

本文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全行业的集聚效应对我国多主体协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三螺旋协同创新模式的建立，作为区域内创新主体集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协同创新效应的影响程度与显著性都有所提高。交通运输和公共管理等基础保障行业的集聚加快创新资源的流动，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协同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在协同创新进程中逐渐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贡献，侧面反映了新兴行业的出现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协同创新的重要性。最后依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提高区域协同创新效率。

企业金融化行为势必减少经营资产投资，那么是否一定降低其资本配置效率？企业创新投资能否调节两者关系？本文基于924家实体企业2012～2018年的均衡面板数据，以企业创新投资为门限调节变量，探究企业金融化行为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非均衡关系，实体企业创新投入比例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在创新投资投入较少时，企业金融化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随着企业创新投资比重增加，大于较低门限值后，企业金融化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由负转正，但当企业创新投资跨越较高门限值，企业金融化行为又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表现为抑制作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其金融化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均不同。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企业创新有利于占据市场先机，形成垄断优势，然而创新各阶段也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影响管理层的研发投资意愿。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这种负向作用主要通过加剧代理问题和高管职业忧虑进行传导，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环境中，企业更倾向于规避风险，谨慎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透明度具有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提升企业透明度能够缓解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消极影响。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应对这个状态需要进行战略思考和战略展望，其中尤其要关注云计算产业的发展，关注中国和美国在不同层面的相对差距及相对优势。在进行中国公有云现状分析及中美两国公有云发展的比较中，本文发现公有云计算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公有云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但有很大增长空间；中国公有云企业在中国市场表现良好，但在全球市场的绩效有待提高。在此基础上，识别中美公有云在市场规模、市场参与者、服务竞争等方面的差异及原因，对此，政府要进行战略思考，企业要进行战略布局，从实际出发，促进中国云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公有云供应商的服务优势及全球竞争力。

本文针对一个由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构成的闭环供应链，考虑消费者在回收阶段的价值共创，分别研究了集中决策、制造商领导、零售商领导和Nash均衡下的闭环供应链决策。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决策下闭环供应链的总价值、分散决策下制造商、零售商的价值和闭环供应链的总价值均随价值共创弹性系数的增加而增加。

本文基于2001～2018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升级系数的构建及实证研究，分别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层面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全国层面，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层面，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用高于西部，且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无显著促进效用；此外，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影响，地区产业发达程度与人力资本高级化的边际增效同向变动。

本文将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方向及能力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在确定出关键影响因素并将其分为5个维度的基础上，建立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能力的作用机理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和全国30个省市的制造业企业案例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归纳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当前经济阶段转型升级的基本特征、并据此提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优化企业核心增值流程、积极探索绿色制造方向等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策略建议。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持续推进，未成年人口占比下降、老年人口占比上升的不利方面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本文使用研发与增长模型和岭回归模型研究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使用Leslie模型对中国未来的人口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的老龄化会越来越严重，人口的结构问题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未来应当采取适度鼓励人口增长、充分发挥劳动人口的作用、实施积极老龄化策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等措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为样本，基于2005～2018年统计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分别进行全样本和分地区系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部分地区出口贸易对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不够显著。

本文通过对我国31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的收集，以相关理论分析为基础，从实证层面研究金融集聚的经济增长效益及其时空分异特点。研究指出，金融集聚可通过集聚效应与辐射效应的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现阶段，我国金融集聚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明显不同，但大体上形成了协同于地区发展的趋势，且基本一致于金融集聚在各地区经济溢出效应的强弱，即东部强于中部强于西部。有鉴于此，中西部地区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适当的政策引导与地区间协调的金融资源配置对其今后经济的稳健发展意义重大。

随着“振兴东北经济”到“再振兴东北经济”政策实施，东北三省的金融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评价东北三省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本文选取东北三省26个地区为测评对象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提取出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子，计算2009～2018年这些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结论表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基础发展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辽宁省整体金融生态环境最好，且其内部各地区发展水平较平均；吉林省、黑龙江省整体较差，黑龙江省内部差异大，存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最后对处于不同金融生态发展阶段的地区，因地制宜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不断进行调整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本文选取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异质性与融资渠道来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重企业的融资约束，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内部控制质量高、外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行业竞争程度低、市场竞争地位强的企业能够较好的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带来的融资约束加重的不利影响，从企业融资渠道角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同时影响了企业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在债权融资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收紧了对企业的信贷资金从而减少了对企业的银行借款，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水平并未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显著影响。

投融资活动是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企业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内部管理系统，以提高投融资效率，进而提高企业价值，也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的话题。本文以中小企业板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中小企业内源融资、内部控制以及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内源融资与投资不足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投资规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内部控制与投资不足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投资规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投资过度无显著相关性； （3）内部控制会弱化内源融资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强化内源融资与投资不足的负相关关系，强化内源融资与投资规模的正相关关系。

融资租赁渗透率是衡量一个国家融资租赁水平的主要指标。本文构建VAR模型，利用2003年1月～2019年12月月度数据，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与融资租赁渗透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和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研究发现：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能够引起融资租赁渗透率的相应增加，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格兰杰因果关系；PPI对融资租赁渗透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长短期来看，都不存在明显的冲击效应。以上研究表明，发展金融市场，引导信贷资金通过合适的金融工具进入到实体经济，扩大社会融资规模，对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现阶段，新发展理念已成为主流思想，绿色发展成为世界普遍形态的发展。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各地区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二者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阶段性影响。结果表明：（1）2008～2018年东、中、西部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梯度发展态势；（2）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具有显著差异；（3）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在产业结构的双重门槛下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N”型走势。根据所得结论提出合理调控环境规制手段、合理控制第二产业规模以及合理制定外商准入机制的建议。

本文通过测算全国31个省域2008～2018年FDI与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和对应的散点图以分析FDI与环境污染的空间依赖性，结果表明我国省域FDI与环境污染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高FDI流入、高环境污染省域与低FDI流入、低环境污染省域出现明显的“集群”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门限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FDI、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省域FDI、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且存在“门槛效应”。FDI与经济增长均恶化了省域环境质量，但影响程度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引资体量阶段存在差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引资体量的提高，FDI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减弱，但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恶化作用增强。

深入研究国际贸易对绿色发展究竟是诅咒还是福音，对能否通过开放发展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95～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方法测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ETFP），并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人均GDP与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考察国际贸易对ETFP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从出口来看，对于人均GDP跨越了门槛的省份，出口对ETFP有明显促进作用；省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能有效发挥出口对ETFP的溢出效应；（2）从进口来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进口对ETFP的影响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进口对ETFP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的双门槛效应，省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进口对ETFP的改善作用越强。以上结果意味着东部地区应加快贸易转型与拓展贸易发展空间以塑造新竞争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应引进与模仿关键设备与技术，并加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以释放贸易对技术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