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瓶颈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对58篇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与理论视角整理，并对现有该领域四大研究主题进行归纳分类并阐述；针对现有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合作创新研究不足，从产业技术能力结构视角出发构建了“官产学研”合作创新背景下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与扩散动态演化框架。以期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并为我国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实践提供一定借鉴。

资金不足是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他们经常遇到“融资贵”和“融资难”的困境。本文研究了在零售商存在资金约束环境下，供应链上游企业的预算制定和预算执行问题。上游大型企业可以使用既定的预算，采用“先发货后付款”的方式解决下游零售商资金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将预算用于创新或投资，创新可以带来市场的扩大，投资可以获得固定收益。本文采用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方法进行分析，以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对问题进行求解，并对结果进行了数值分析。本文发现即便供应商不采用“先发货后付款”的模式，下游供应商也一定会选择从银行贷款；随着零售商自有资金的增加，供应商选择“先发货后付款”的意愿愈加强烈，且只有在零售商资金短缺情况很严重时，供应商才有动机进行投资。企业在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各种成本，如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市场成本。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身当前的状态会影响决策的结果。企业需要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综合考虑不同的成本，做出最优的决策。本文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面对资金约束及市场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的决策提供了支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下，基层员工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积极作用。在此时代背景下，本文对员工满意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员工满意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及价值创造能力均具有重要影响。从技术创新数量角度，员工满意度高的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更高，发明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更多；从技术创新的价值创造能力角度，员工满意度高的企业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更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增长。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从技术创新角度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档案数据层面的支持，同时对企业的研发及组织经营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文系统探析金融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和作用路径，构建多维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并运用我国2003～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金融创新不仅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金融创新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消费需求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此外，本文进一步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外部效应，发现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空间上的负向溢出效应。因此，应促进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引导消费金融创新发展；构建多元化资本市场；强化金融创新战略合作。

本文利用2006～2018年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社会网络关系与信息传递的视角，探讨企业应该如何处理其在社会网络中的联结关系才能更好地利用其社会网络资本，从而长期稳定提高其创新绩效。通过研究发现：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而企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时，其网络联结稳定性与创新绩效的负向关系会减弱；最后还发现企业的结构洞可以负向调节网络联结稳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经过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本文对进一步理解社会网络的价值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融资结构优化和银行业结构优化的双重视角，采用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结构优化对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关键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融资结构市场化导向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技术创新R＆D投入在融资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起到关键正向中介作用；银行业内部中小银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技术创新产出在银行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规模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小银行比重提升更能满足当前阶段下企业模仿创新产出的融资需求。推动融资结构市场化、银行业内部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布局、资本要素与技术要素的适配融合，将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合作研发是企业重要的战略投资决策，对企业价值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吸收能力视角和权变理论，分析了2008～2018年间的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合作研发事件的股市反应。结果表明：合作研发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公告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联盟治理机制和非竞争性联盟更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股权联盟治理机制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然而竞争性联盟负向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有效管理和利用研发联盟以提升企业价值提供重要指导。

本文基于2009～2018年中国对21个国家制造业出口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并从内在机理的角度探究创新在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创新不仅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具有直接促进效应，还能间接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负向影响；此外，对于低、中、高技术制造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抑制效应最为明显，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也最为显著，但创新不能帮助低、中技术制造业出口抵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

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框架，将互联网技术内生化于中心-外围模型，厘清城市拥挤视域下互联网影响制造业空间布局的非线性作用机理，并利用2003～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受限于空间拥挤成本差异，互联网对制造业区位布局的影响具有显著门槛效应，当拥挤成本处于低区间时，互联网促进制造业空间集聚，当拥挤成本处于高区间时，互联网推动制造业空间扩散，但扩散边际效应明显小于集聚边际效应；考虑区域异质性和城市异质性的影响，该结论仍有良好的稳健性。

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高度耦合、协调发展是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需求。本文在深入剖析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效应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上升，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于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耦合协调度由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发展为中级耦合协调阶段；从空间上看，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北京、上海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天津处于良好耦合协调阶段，广西、云南处于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其余省份处于中级耦合协调阶段。

研究我国碳市场与其他市场间的溢出效应，无论是从碳风险管理还是从缓解气候恶化角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VAR模型在传统能源市场中进行实证，选出对我国碳市场影响最为显著的焦煤市场，然后采用DCC-GARCH模型比较我国碳市场与国内焦煤市场、欧盟碳市场之间的溢出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碳市场与焦煤市场间短期调整能力较强、相关性持续程度较高，碳市场对焦煤市场的溢出效应强于焦煤市场对碳市场的溢出效应；欧盟碳市场对我国碳市场溢出效应相对较小，而我国碳市场对欧盟碳市场几乎没有溢出效应，说明国际范围内的碳市场间分割性较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各类市场中，国内焦煤市场与我国碳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最强。

本文采用2009～2018年我国A股房地产企业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会计稳健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并创新性地引入代表公司治理综合水平的公司治理得分作为调节变量。发现目前我国上市房地产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不高，会计稳健性的增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地产企业的税负水平，公司治理对会计稳健性降低税负水平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由此对房地产企业提出建议：增强会计稳健性，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新的角度为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和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参考。

本文从企业产能利用率视角考察了产业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探讨了产业政策扶持与企业正规金融融资间的关系，分析了基于产业政策扶持的信贷支持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性。研究结论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正规金融融资具有重要影响。相对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受到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正规金融融资。然而，这种基于产业政策扶持的信贷支持会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基于产业政策扶持的信贷支持所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对低下问题，在受到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市场化程度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本文在对2006～2018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城市群民营上市企业生产率均值要高于非城市群，即存在“城市群企业生产率优势”。在此基础上，基于“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法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方面对优势来源进行了识别，结果显示：“城市群企业生产率优势”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选择效应作用并不显著。且不同城市群集聚效应表现不一，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4个城市群内集聚经济占主导，而海峡西岸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内集聚不经济占主导，其他城市群集聚效应作用不明显。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海外背景董事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外背景董事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从作用机制上看，海外背景董事通过促进企业实业投资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拓展研究表明：董事兼具海外任职和海外学习背景以及担任关键职位的海外背景董事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相比短期金融化，海外背景董事对实体企业长期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海外背景董事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时，对企业董事会有效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为了厘清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方式是否会降低企业价值，从而导致市场面临逆向选择的问题，结合研发投入视角，研究股权质押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机制，以799家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研发投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这将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进而导致逆向选择问题。

劳动力成本、区域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使用2003～201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研究劳动力成本、区域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就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而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能够倒逼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样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就区域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而言，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有效提升区域创新水平。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选取长三角三省一市制造业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改进的CRITIC-熵权法组合权重的TOPSIS评价模型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创新、质量、人才是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2011～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一体化增长趋势；三省一市制造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江苏省与上海市、安徽省制造业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浙江省制造业有赶超上海之势。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一体化视角进行差异化分工，核心是提升创新能力，具体措施包括体制机制一体化、创新一体化、绿色一体化。

本文以中国2008～2018年省际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技术吸纳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高技术产业集聚可有效促进区域技术吸纳；人力资本是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技术吸纳影响的中介路径；制度环境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技术吸纳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一调节作用通过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实现，具体表现为，制度环境高分地区中介效应高于低分地区。促进区域技术吸纳，有必要补齐产业短板，积极引进人才，优化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