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及能源产业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与其他全球性能源危机进行比较，发现了此次疫情危机的 “突发性”、“全面性”以及 “双向性”等独有特点，并对疫情前后全球能源大国的能源产业链发展趋势进行汇总分析，提出疫情冲击下能源产业链的 “四阶段”模型，认为能源产业链均会经历 “突发期”、“应对期”、“报复回升期”以及 “缓和期”4个阶段后恢复至正常水平，最后从 “四阶段”出发，对疫后能源产业的恢复以及风险防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从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对西方国家整个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减少做出解释。实证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针对不同细分行业本身的特点，这种影响存在差异，工业机器人应用存在边际促进效应递减的趋势；从地域层面来说，工业机器人应用量大的国家，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就整体而言，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减少了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即制造业所能容纳的工人数量在逐渐减少。

产业结构升级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本文结合引力模型和现有的文献基础，推导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具体来说，把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方面，而把城市化划分为人口城市化与生产率城市化两方面。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产率城市化的影响呈倒 “U”型关系，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生产率城市化的影响表现为正 “U”型关系，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生产率城市化的影响不显著，并对其原因予以解释。同时，本文加入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对其影响的直接效应与调节效应，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于人口城市化与生产率城市化的作用要强于通过政府调控机制作用于城市化的效果，同时，产业结构高度化比产业机构合理化通过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作用于人口城市化与生产率城市化的作用要强，并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为研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部财富的作用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本文从贸易传导渠道及金融传导渠道出发，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并阐述了双渠道传导下，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外部财富的作用机理，同时运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贸易传导渠道对外部财富起正向积累作用，并从金融传导渠道对外部财富进行负向削减，两者存在抵消效应。且我国第二产业产值比及第三、二产业产值比的扩大对外部财富存在区别影响。当下正处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关键时期，本文期望从调整外部财富角度助力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本文以2011~2018年我国稀土产业后端企业为研究样本，分别从风险和效率角度实证检验供应链稳定性对稀土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稀土原料供应价格不稳定性不利于我国稀土产业升级；当期以及滞后一期的原料供应价格不稳定性均显著加剧了后端企业的风险；滞后一期的原料供应价格稳定性通过降低后端企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对其生产效率产生负向作用。本文深入挖掘阻碍我国稀土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为推动我国稀土产业延伸提供一条新思路。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力和后疫情时代 “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下，科创企业研发投入有效性问题备受关注。本文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2017~2019年面板数据，建立了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研发强度与企业绩效在不同研发强度和产出规模下的非线性关系，并揭示了研发回报率和研发产出弹性在不同研发强度下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研究表明：（1）研发强度与企业绩效呈 “倒V形”关系，最优研发强度为2.42%~4.11%；（2）只有当产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使研发回报率和研发产出弹性最大的最优研发强度分别为2.42%~4.42% （或2.42%~4.11%） 和2.42%~4.59%。研究结果可直接辅助科创企业界定研发投入的最优区间，理性权衡短期风险与长期收益，并最终达成最优的研发强度。

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促进了处理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弱；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影响更大；相比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影响更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来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政府应该努力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本文从风险投资进入时间及风险投资投资期限两个角度考察了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进入时间越早，越能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但是风险投资投资期限与企业生产效率呈U型关系；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来看，对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风险投资投资期限与企业生产效率的U型关系不明显。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增加遗漏关键变量及Heckman两步法进一步研究，结论维持不变。这一研究为风险投资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立足供应商企业，基于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披露的上市核心客户信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金融资产投资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以考察客户金融化行为的供应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客户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企业的客户依赖度与商业信用规模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企业认为客户金融化行为是出于预防储备的 “蓄水池”动机，有助于降低企业感知的客户经营风险，促进其研发投入增加。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为国有控股以及客户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上述关系表现得较弱，表明该促进效应还要受到客户国有产权性质与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干预。

现有文献鲜有研究高铁开通引发的FDI流动对城市创新究竟存在何种影响效应。本文使用1999~2018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发现：（1）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的高质量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应用型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2）高铁网络引发的FDI流动导致沿线城市出现 “逆城市化”现象，进而抑制了城市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进程，其解释效力达到30%以上；（3）FDI借助高铁网络流动主要导致高研发强度城市产生了 “逆城市化”现象。本文为政府利用高铁网络在全国层面引导FDI合理流动并推动沿线城市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经验数据层面的参考。

随着股票市场与企业研发活动的联系愈发紧密，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虽然现有以公司治理过程中各主体为核心研究两者关系的文献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外部政府干预的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本文以 “中国制造2025”和 “一带一路”为例，对分析师关注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机制和政府创新激励对该机制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基于文献建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引入A股制造业企业2013~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机制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有负向的直接影响，但政府创新激励的信号发出后分析师关注对相关企业的研发投入又具有独立于原有效应之外的正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分析师关注会基于“施压机制”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而政府创新激励的出台则能创造条件使这种 “施压机制”激励企业为研发活动投入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分析师关注原有的消极影响。

本文利用沪深A股2009~2019年间的技术并购数据，实证检验技术并购中资金要素流出即现金支付和技术要素流入，即目标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静态创新要素企业自由现金流和技术存量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技术并购中现金支付对企业当年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对企业当年和次年的创新产出均具有负向影响；目标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无影响，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自由现金流对现金支付的挤出效应具有缓解作用，技术存量能进一步促进目标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

中国经济历经复苏和快速增长阶段后，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变化导致了GDP增速放缓。2016年初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 “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刺激经济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源与能源产业的一般均衡模型，量化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表明，在去产能政策削减上游资源产业的产出后，政策冲击会传导至下游能源产业，导致化石能源相对于绿色能源产量下降14.04%，能源结构实现优化。随后的政策对比实验引入了新能源补贴、碳排放税征收及资源税收缴等财政手段，与去产能政策进行效果对比。实验结果显示，3种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能源结构调整，其中征收碳税的政策使化石能源占比降幅最大，但同时会使资本利率上升，加重企业融资成本；新能源补贴与资源税的政策也可以实现调控目标，但与去产能政策相比效果更弱。

金融支持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建立绿色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体系，测度绿色金融指数和产业结构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2010~2019年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性，结果发现：从时间上看，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以保持稳定为主；从空间上看，各地区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一定的差异，北京、黑龙江、浙江、安徽、湖北、海南、重庆、青海处于初级耦合协调状态，多数地区处于低度耦合协调状态。

基于我国普遍存在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投入背景，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废物排放、废物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4个方面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上升，但是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仅起到有限的激励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对在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带动下，智慧供应链正在快速发展，与之相关的城市智慧供应链发展也成为当前供应链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然而，传统的供应链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难以直接应用到智慧供应链评价中。为此，本文从企业视角和区域视角出发，从城市智慧供应链基础设施情况、人力资源投入情况、资金投入情况、企业创新情况、供应链效率和效益6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智慧供应链的发展评价体系，设计了基于改进的TOPSIS方法的评价方法，并进行了中国城市智慧供应链发展指数评价，为城市管理部门量化智慧供应链发展水平提供了方法依据。

本文研究了由1个制造商和1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中的竞争与合作定价问题，其中制造商具有平台直销渠道。本文建立了竞争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分析了解的唯一性和合理性，然后给出合作定价模型和各渠道的定价策略，结果表明制造商和零售商最优策略是降低线下渠道销售价格而线上平台销售价格不变。通过对比表明供应链合作所增加的收益等于非合作下零售商的收益，并证明了顾客对线下渠道购买偏好越高，合作所增加的收益越大。进一步地，分析了在合作的情况下制造商是否放弃通过平台直销渠道销售商品的问题，并给出双渠道下供应链总利润比单渠道下总利润高的判定条件。最后给出一个算例，对所获得的结论进行验证和补充。

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市场发生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业绩承诺对标的资产溢价的影响，并考察资产评估机构声誉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双方签订业绩承诺会使得标的资产溢价显著提高；业绩承诺激进程度越高，标的资产溢价也越高；且与单向业绩承诺相比，双向业绩承诺对标的资产溢价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资产评估机构声誉能够弱化业绩承诺与标的资产溢价之间的关联关系，即资产评估机构声誉越高，业绩承诺与标的资产溢价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