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3年6月～2021年6月八大碳交易市场的面板数据，运用百度指数构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检验了投资者关注对碳交易市场收益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提前1日关注度提升意味着未来收益率会显著提升，而提前2日关注度提升则意味着未来收益率会显著下降。当日与时滞过长的投资者关注不能对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量价关系在碳交易市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但投资者关注对收益率的影响并不是量价关系的替代，而是信息流补充，能够对收益率产生额外的解释与预测作用。本文结论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与预测碳交易市场收益率，增强市场参与度，实现“十四五”规划中强化碳交易市场建设、助力“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早日达成的方针。

水资源效率低导致的黄河流域水资源供求关系紧张是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的阻碍。本文基于2007～2019年黄河流域56个城市面板数据，从河流生态水文分区视角进行划区。通过Super－DDF模型测度城市绿色水资源效率，构建Tobit模型来分析影响黄河流域绿色水资源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流域整体绿色水资源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不同分区效率值差异明显；（2）城镇化、环境规制、水资源可用度和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促进效率值的改善，水资源供求和水资源禀赋影响显著为负，经济发展水平对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曲线关系；（3）各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水资源效率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本文对提升黄河流域绿色水资源效率，缓解该流域用水矛盾，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政府政策是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Van Damme模型建立新能源汽车企业、政府、消费者两阶段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用MATLAB模拟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收益、成本以及政府对车企骗补处罚金额和比例变化时三者的策略选择，最终得出均衡状态。研究表明：三方最终会达到E（1，1，1）稳定状态，形成车企研发创新、政府积极监管、消费者购买的均衡策略。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考虑由财政补贴转向研发补贴，过高的补贴金额和过低的惩罚成本均不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将研发补贴策略与惩罚机制组合使用才能有效减少车企骗补的行为，以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共享经济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成员企业合作成为趋势。将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中电池制造商和汽车生产商所投入的资源分为物资及合作努力，构建合作模式下供应链的动态博弈模型，探讨均衡状态下双方的投入策略。研究表明：（1）合作的条件为电池制造商的收益与总收益之比大于一定的阈值；（2）双方的物资、合作努力投入量分别随物资损失程度的增大而减小，随各自收益占总收益之比的增大而增大；（3）双方投入的物资对合作总收益越重要，越倾向于增大物资投入量的比例；投入的总合作努力对合作收益越重要或物资损失程度越大，越倾向于增大合作努力投入量的比例；（4）双方物资之间存在不完全互补关系，物资与合作努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本文为探究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纳入金融发展的不同维度，通过门槛模型探究其在中国OFDI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过程中的门槛效应。本文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整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从影响效应来看，结构效应促进了碳排放规模的增加，而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均不显著；（2）异质性分析表明发达国家和OECD国家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小；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大；（3）门槛效应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结构对FDI的碳排放效应分别存在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

本文基于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探讨产业集聚模式对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存在互相影响的作用规律，多样化产业集聚对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的独立效应分别表现出不显著和显著促进的特征，协同效应依次起到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作用，而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独立效应和协同效应均不显著；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的虚拟变量，多样化产业集聚至少对中等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人口规模的一方面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专业化产业集聚只对小城市释放了经济发展红利。因此在比较优势下，中等及以上城市应选择多样化的产业集聚模式，“小而精”的专业化产业集聚模式与小城市发展更为契合。

平台经济正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对就业“量”的扩大作用明显，但对就业“质”的影响还有待研究。本文基于宏观视角，结合社会分工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配第—克拉克”定理分析了平台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利用2013～2019年我国1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不同行业间的平台经济水平差异较大，行业整体就业质量还有待提升；平台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显著。通过对控制变量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正向影响就业质量。

本文利用京津冀2011～2019年13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单一产业集聚与两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的不同影响，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上探究要素禀赋结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两业协同集聚模式是现阶段京津冀城市群的合理选择，对京津冀制造业TFP提升起促进作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单一产业集聚对京津冀制造业TFP提升起抑制作用；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制造业TFP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两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TFP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金融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并为后疫情时代金融治理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本文采用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综合考虑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银行业和保险业，系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金融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金融业各个金融市场或金融行业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加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并且金融风险会在各个市场和行业之间相互传染，产生风险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为我国后疫情时代金融治理体系建设提出了策略建议。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跨国投资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呈日趋增强的发展趋势。本文在分析双向FDI、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基础上，运用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双向FDI协同发展、OFDI、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与OFDI的交互作用均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而IFDI及其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交互作用则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从地区异质性看，OFDI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分别促进西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价值链升级，OFDI及其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交互作用均显著促进东部和中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双向FDI的协同发展只对东部地区有促进作用。

去杠杆政策意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推动实体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推行过程中难免存在偏差，资金进一步脱实向虚，汽车行业面临着较大下行风险，消费需求下降、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基于2012～2019年汽车上市公司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去杠杆政策对车企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去杠杆政策显著抑制了汽车企业的创新水平。且相较于国有车企和一线城市车企，这种抑制效应在民营车企和非一线城市车企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积极稳妥地推行去杠杆、释放车企创新活力具有一定启示。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待深入研究。鉴于中国市场资源配置和行政资源配置双规并存，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投入间的关系以及行政壁垒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市场势力存在最有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阈值；此外，行政壁垒对两者关系具有曲线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高强度行政壁垒会使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投入间的倒U型曲线形态更为陡峭、拐点左移以及企业创新投入最优水平下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政壁垒曲线调节效应在政治关联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如何营造良好竞争市场环境以激发制造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Malmquist－DEA方法对2012～2019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创新效率进行测度，重点分析了京津冀全域和京津冀各省（区、市）创新效率演变趋势，探究了创新效率变化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全域创新效率逐渐提高，技术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衰退，技术进步指数逐渐提升，技术进步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大于技术效率，京津冀各省（区、市）中创新效率增长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河北、北京和天津，表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成效逐步显现，河北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技术创新能力差距正在缩小。基于研究结论，从增强统筹协调能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建立创新共享平台以及推动协同创新体系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提高京津冀创新效率的对策建议。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受“三期叠加”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双升，区域经济环境变化导致地区银行资产质量分化加剧，如何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极为重要和紧迫。基于此，本文重点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梳理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08～2019年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分析了我国不同省级行政区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的区域差异；利用各省级行政区的不良贷款率计算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泰尔指数，进一步分析了区域内和区域间不良贷款的差异；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不良贷款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不良贷款率差异明显，2008～2019年期间呈现出“先降后升再分化”的变化趋势；（2）对比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不良贷款率，西部地区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差异最小，东部地区差异在两者之间并呈持续扩大趋势；（3）地区经济环境、金融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等区域因素对各省级行政区的不良贷款率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GDP增速、贷款余额占GDP比例、财政自给率对地区不良贷款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存贷比、产业结构比产生了抑制的作用。

为深入研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货币政策规则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建立TVP－SV－VAR模型，通过时点脉冲响应函数和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比较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时变影响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规则和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互动影响并呈现异质性特征，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程度更大，数量型规则的影响出现弱化。与数量型规则相比，人民币汇率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程度更大，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效应日趋紧密。

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背景下，商业银行机遇与挑战并存，人们普遍关注其生存与发展，因此本文基于风险承担水平和市场竞争结构的两个视角，结合2011～2019年我国8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通过理论分析、数理推演和实证检验，剖析了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水平和竞争能力的具体作用。发现：（1）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作用，且这种效果存在异质性；（2）金融科技能够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并且大规模较小规模商业银行的提升效果明显，进而改变整体市场竞争结构；（3）整体来看，金融科技在今后对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来讲是利好的。合理运用金融科技、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实现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和金融科技稳健推进。

代际传承情境下，家族企业将创业式传承作为解决“传承难”和“转型难”的独特路径，然而目前对于继承者在跨代创业过程中的心理机制研究还缺乏理论探讨。本文基于角色理论，聚焦家族企业继承人从管理者向领导者的转化过程中，继承者社会角色属性变化的影响，梳理继承人角色转换动态过程中角色转换困境的成因，构建基于角色理论的家族企业继承人的跨代创业理论模型。据此，本文基于代际传承情境下家族企业继承人社会角色属性转化视角，解释其跨代创业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对理解继承人创业行为和行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为确定合理的缓冲尺寸，减少不必要的安全时间浪费，本文基于项目的不确定性进行缓冲设置。本文衡量了资源紧张度、网络复杂度、综合位置系数、风险偏好及奖惩制度五项不确定性因素；利用熵权法计算资源紧张度、网络复杂度和综合位置系数的权重，用TOPSIS法计算各工序的不确定性系数，进而提取安全时间，再结合风险偏好及奖惩制度两项系数确定缓冲尺寸；进行蒙特卡罗模拟，将结果与剪切－粘贴法和根方差法进行比较，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与经典方法相比，本文方法有效减小缓冲尺寸和缩短项目工期，保证项目按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