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该结论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中央环保督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中存在技术创新效应；督察行动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但非国有企业对中央环保督察的敏感性更高；在督察行动中不存在模仿效应，但政策效果在东、中、西3个地区呈现异质格局。中央环保督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政策效果不具有长期性，因此，需要确立中央环保督察的常态化机制并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本文以2019～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风险投资对科创板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效应。通过Logit模型实证分析风险投资进入前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选择效应；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风险投资进入后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是否存在增值效应或攫取效应。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进入前对科创板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存在选择效应；（2）风险投资的参与以及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的增加都会显著地促进科创板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表明风险投资进入后对科创板上市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存在较强的增值效应。

为探究银行信贷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DEA方法测度科技创新效率，使用空间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基于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0个城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银行信贷规模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涓流效应”能够带动周边城市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3）财政科技投入对区域间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间的科技创新效率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的到来，互联网与三次产业之间从浅层联系到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互联网发展、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实证方面，基于2008～2019年31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互联网发展指数；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互联网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程度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发展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2）互联网发展能够加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3）相邻地区具有相似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正向的空间关联性；（4）技术创新在互联网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在明确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和特征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比了我国四大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及变化情况，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较低。四大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名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且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现出增大的趋势，可持续创新产出和可持续创新活力是制约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本文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信息化技术推动下，智慧供应链的发展大大提升了供应链的运作效率，智慧供应链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智慧供应链发展水平的重要方法，也是当前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从智慧供应链的创新性水平、协调性水平和可持续性水平3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智慧供应链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组合赋权法对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计算分析。研究发现智慧供应链的整体发展水平在近年来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其中创新性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协调性发展水平处于缓慢提升状态，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在于对服务质量的优化，可持续性指标整体趋势处于上升水平，但还需特别重视。最后，本文对进一步发展智慧供应链提出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对我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冲击。为了研究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造成的影响，本文建立了ARIMA模型进行预测分析。与此同时，本文运用协整检验来探究国债指数、上证指数和企债指数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疫情冲击下股债市场间可能的风险传递路径。经研究分析后发现：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会对股票市场形成负向冲击，而对债券市场形成正向冲击；且上证指数、国债指数和企债指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风险首先从股票市场传导到国债市场和企债市场，并且国债市场也反向影响股票市场，两者相互传导。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机制，并搜集数据进行验证，发现银行效率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而降低，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保持不变。本文使用风险承担作为调节变量，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银行风险承担越高，效率损失越大，说明风险承担是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效率的传导途径。高资本充足率的商业银行比低资本充足率银行的效率损失更小，而资本储备具有抵御风险的属性，从而再次验证了风险传导途径的存在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上市银行、大规模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效率损失相对更小。本文的结论表明了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同时对监管部门、商业银行自身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下提升银行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2004～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构建金融抑制、资本扭曲指标并运用熵值法测算“科技－金融”耦合脆弱性指数，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金融抑制、资本扭曲对“科技－金融”耦合脆弱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科技－金融”耦合脆弱性整体为中等偏高态势，呈现空间聚集效应，且地区间差异较大，中西部脆弱性指数高于东部；各区域金融抑制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金融抑制显著加剧了耦合脆弱性；资本扭曲程度与脆弱性之间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资本扭曲的部分中介效应，即验证了存在金融抑制→资本扭曲→ “科技－金融”耦合脆弱性这一传导机制。

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直接与间接影响路径的理论分析，统计与分析我国273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推动本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还将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出来，人力资本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均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对于充分、高质量就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产业分布结构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以来我国及西南三省（区）的就业结构变化，并运用协调系数、结构偏离度、相似系数对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及地区间趋同度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全国及西南三省（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均有所提升，全国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水平最低，存在较严重的劳动力过剩现象。西南三省（区）产业结构趋同化趋势明显；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不断提高的同时，仍存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错位”问题；西南三省（区）产业与就业的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三次产业的协调性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推进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优化建议。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在RCEP框架内实证分析了2014～2019年中国对13个国家OFDI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实测的OFDI效率进行了多维度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与东道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OFDI前沿水平有正向影响，而东道国技术研发水平会阻碍OFDI前沿水平的提高；（2）东道国产权保护度、法治水平、政府诚信度、商业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与OFDI效率正相关，东道国贸易开放度、宏观经济稳定度和劳动力市场效率与OFDI效率负相关，而东道国金融自由度的积极效用并不显著；（3）观测期内中国对13国投资效率总体偏低但有所改善，投资潜力仍亟待释放，对外投资总体回归理性且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的比重增加。最后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沿边地区是我国当前新发展格局的开发开放战略前沿。设立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试点旨在支持沿边地区贸易方式转变、深入推进兴边富民，但是其政策效果如何有待验证。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69个沿边县域的面板数据，将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视作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分析和检验了政策试点对沿边县域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沿边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使实验组比对照组提升约18%。进一步分析发现，重点开发开放区政策试点的建设，尚未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或虹吸效应；相较于第二批次设立的重点开发开放区，第一批政策试点对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相对更强；与非少数民族区县相比，试点政策对少数民族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强。

自2007年开始，我国的会计财务报告准则向国际趋同。在此形势下，本文研究我国A＋H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对其年报所展示出来的净利润、净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三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评价，以评估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效果。虽然我国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效果显著，但仍有一小部分的差异，研究表明这些差异与中国的制度相关，需要进一步结合时事政策和中国国情进行完善更新。

企业在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会如何配置金融资产？本文基于上市工业企业年度数据，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总体上会促进企业金融化；区分金融资产类型后，发现企业会增加流动性金融资产，而减持逐利性金融资产；这表明在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金融化倾向更甚，但其动机主要表现为流动性寻求。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基于企业杠杆率、成长性、盈利能力，风险承担能力、规模的异质性特征；但这种特征仅显著存在于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上；这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企业在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的风险态度差异，体现在流动性寻求方面比在利润追逐上更明显。而外部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影响均存在于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配置上。

本文从成本粘性的视角，从2002年第1季度～2020年第3季度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削减投资的调整成本增加，进而强化了企业成本粘性，且这种强化效应在高财务冗余企业与投资机会较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中国制度环境的研究发现，上述影响还会受到国有产权与政治关联两大制度环境因素的干预，表现为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将国际油价不确定性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从财务决策拓展至成本管理决策，从成本粘性的视角揭示了国际油价不确定性对企业成本决策的影响，同时丰富了企业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8年我国20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开通高铁作为“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高铁开通对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异质性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对自选问题进行缓解处理后仍然成立；高铁开通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三线城市较明显，而四线与五线城市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对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即使是四线城市与五线城市，高铁开通对两类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在传导机制方面，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与人口集聚对数字普惠金融产生影响，技术创新在全样本与三线城市均存在传导效应，而人口集聚仅在三线城市存在传导效应。研究结论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洞见。

本文将人工智能分为劳动型和资本型，通过构建多要素二级CES生产函数，发现：劳动型人工智能和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广义劳动和广义资本的替代弹性、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发展阶段，是人工智能影响工资水平的中间机理。通过构建Hauthakker模型，基于中美劳动力市场数据，测算出：在中美当前工资水平下，当两国劳动力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替代弹性分别大于1.8649和1.900时，人工智能的应用会造成“技术替人”现象；当此替代弹性在中国和美国分别超过2.35和2.73时，无论两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如何，“技术替人”都不可避免。

本文在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5个方面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作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投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建立了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模型，利用200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开展了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联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投入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