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实现创新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政府补贴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高端装备制造业、东、中、西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最强，而对生物技术行业及东北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政府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果呈下降趋势；机制检验发现，政府补贴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研究对于制定更加具体的补贴政策，最大限度地提高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以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供应链关系组合特征——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从企业议价能力、行业竞争程度、经济不确定性等角度探讨可能的影响方式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其信用评级越高，而供应商集中度与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议价能力较强、行业竞争较大以及处于经济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期的企业里，客户集中度与信用评级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本文还发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信用评级之间存在着遮掩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企业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利用2012～2019年医药上市公司并购交易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与进行自主研发相比，现阶段的技术并购因急功近利，未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并且这一影响在医药行业改革前后有所差异。政策执行之前，进行技术并购在短期内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是长期的协同创新效应为负；政策执行之后，进行技术并购从短期开始就呈现出负的协同创新效应。因此，企业技术并购应深入了解并购目标，知己知彼，才能最大限度实现技术并购的协同创新效应。

近年来，我国通过全面推行注册制、成立北交所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宏观市场条件，尤其是资本市场，使企业实体运营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进而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反之，企业也在持续发展中为国家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宏观经济增速、微观股权集中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速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经济增速放缓使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股权集中度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股权集中度能够抑制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

“一带一路”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提升风险应对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变，使“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和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以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评估共建项目，把握历史机遇，明确利害风险，甄选优质项目。为此，本文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构建了“一带一路”共建项目分层评估体系，包括：评估原则、评估内容、评估流程以及评估工具和方法。利用该体系对“一带一路”共建项目进行前期评估，有助于减少误判漏判，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本文利用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就人工智能影响区域创新发展的效果及其异质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对中部地区创新发展的促进效果最大，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次之，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在创新主体方面，人工智能对产学研三大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促进效果呈现出“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特征；在创新方式方面，人工智能对应用创新的影响效果强于基础创新。

为探究“一带一路”沿线省域金融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机制，本文在引入协同学理论对系统协同演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哈肯模型，利用2008～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省域的基础数据，从子系统和次子系统层面进行实证，进一步探析沿线省域金融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结果表明：在子系统层面，金融生态环境是系统动态演化的序参量，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对金融主体发展具有协同增效应。在次子系统层面，金融主体子系统动态演化的序参量是银行业；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动态演化的序参量是对外开放程度、人文环境和诚信文化，并且对外开放程度与人文环境、诚信文化存在竞争关系，人文环境和诚信文化呈协作关系，3个序参量通过合作与竞争共同主宰金融生态环境的有序演化。在此期间，沿线省域金融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较小且呈缩小态势，同时具有阶段性特征。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对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聚类分析，并运用莫兰指数、泰尔指数分解进一步探索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及其成因。研究发现，2013～2019年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在区域上存在“东高西低”现象，各省（区、市）差距逐渐扩大；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和非均衡特征。基于此，提出我国应依据新发展理念内涵全方位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明确重点方向和突破口，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与扶持、培育新型城市群，建立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削弱空间非均衡性。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并基于亚洲开发银行2007～2019年跨国投入产出表从国家层面考察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2）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依赖于发展水平、出口产品类型以及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特点；（3）中介机制检验说明，技术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可能渠道。

近年来，“数字经济”反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经济目标之一。本文基于数字基础、数字应用、数字创新、数字素养和数字变革5维视角构建我国2013～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测评体系，并采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对消费升级进行衡量测度，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基础上，探索数字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的联动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升级具有助力引领作用；（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居民应对风险能力、缓解居民当期流动性约束和提高网络化便利服务进而实现消费升级；（3）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升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也均为正向的。

本文构建网络DEA模型测度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分阶段特征，识别30省（区、市）间空间相关、区域差异及收敛规律。研究发现：（1）2009～2018年间，技术创新效率位于中低水平，上升态势明显，知识生产阶段高于成果转化阶段；（2）2019年莫兰指数变为显著变量，“高－低”和“低－高”类型居于主导；知识生产阶段仍为随机分布状态，而成果转化则显著为负值； （3）根据基尼系数结果，区域差异程度从中高水平变为中等区间，知识生产阶段低于成果转化阶段。收敛结果显示，全国及东、中、西部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趋势，条件β收敛速度略高于绝对β收敛速度，且东、中、西部差异明显。成果转化阶段是短板，技术创新资源空间溢出通道建设是重要的潜力方向。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是节能减排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举措，但创新的外部性与高投入特征导致企业创新内在激励不足，需要政府制定碳排放规制以实现对企业低碳创新的外部激励。本文基于政府监管视角，构建了碳交易和碳税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开展了碳规制工具组合交互性的仿真模拟。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效果受到碳交易价格、企业创新带来的可交易碳量和企业不创新时碳超排量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当碳交易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作用有限时，政府必须提高直接可控的碳税征收税率并配合以合适强度的监管才能保证政策协同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当政府对创新企业实行减税政策时，碳交易政策效果可以得到强化，进而政策协同促进企业创新效果得以优化。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对碳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同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生产率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高碳生产率，实现“减排促经”效果，并且随时间推移，这种正向影响逐渐增强；（2）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降低能源强度、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方式影响碳生产率的提高。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建议从进一步完善碳交易政策、降低能源强度、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等方面助力碳生产率提升。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规模－技术”的减排效应为传导路径，运用GS2SLS和逐步回归法，探析“新基建”与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新基建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且信息、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2）信息基础设施完全通过工业规模扩张和工业技术进步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3）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不仅通过工业技术进步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还能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不过工业技术进步效应对直接减排效应具有减速作用。基于此，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快新旧基建融合创新等建议。

本文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角度，建立了一个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在考虑到父母为子女未来买房储蓄时人口少子化和房价对消费的影响。模型认为当父母不需要为子女未来买房储蓄时，人口少子化会抑制消费率；随着父母为子女未来买房储蓄的增加，人口少子化对消费率的抑制作用在减弱。本文使用中国2005～2019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少儿抚养比来衡量人口少子化，以房价来衡量父母为子女未来买房的储蓄额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随着房价的上升，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消费率的促进作用在显著减弱，而且当房价的对数为0时，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且该结论是稳健的。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本文从经济结构、稳定性、福利和环境代价4个方面界定经济增长质量内涵。使用熵值法对粤港澳大湾区（9市）2000～2019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核密度函数估计、马尔可夫链等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9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演进特征。研究发现：（1）由于同处粤港澳大湾区（9市），经济集聚效应明显，各地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差异较小；（2）始终保持着以广州和深圳为质量增长中心，形成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佛山、东莞、珠海和中山为经济内圈，江门、惠州和肇庆为经济外圈的空间格局特征，即呈现中心－外围特征；（3）粤港澳大湾区9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分布演进呈单个“波峰”演进状态，没有出现“极化”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演进，核密度曲线明显呈现右移趋势，表明粤港澳大湾区9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绝对值是逐年上升的，而且更多地表现为平行增长的特征；（4）粤港澳大湾区9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分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动态演进呈现循序渐进的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发展，随着时间的推进，各市经济增长质量的递进能力增强。

数字经济时代下，创新生态系统构成主体之间呈现复杂的动态竞合关系，政府补贴与监管对创新主体的价值共创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构建包含核心企业、合作企业与政府的三方博弈模型，利用MATLAB模拟不同参数变化下三方博弈的演化路径。结果表明：开创性创新资源、协同创新系数、投机系数、违约惩罚、政府补贴等因素对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行为具有影响。为实现创新生态系统不同主体博弈的演化稳定均衡，企业要加强开创性创新资源建设，增强对外合作主动性；建立企业间良好的信任机制，强化创新资源安全保障；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激励作用，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