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探究了制造商对供应商质量创新的激励机制设计，分析了信息不对称以及供应商的公平偏好对激励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对称时两部定价合同能够实现供应链协调以及最优的创新水平；而当信息不对称时，制造商需要用较高的批发价激励供应商的质量创新投入。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加剧，创新投入水平将不断降低，尤其是在需求对质量很敏感时。如果供应商存在公平偏好，制造商为了保障供应商的创新水平会不得不提高激励水平。

为科学评价科技创新系统配置效率，构建良好的科技金融环境，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基于2014~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科技创新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测算科技创新效率并揭示其内在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生产率稳步提升；（2）技术进步是促进科技创新生产率上升的关键因素；（3）不同城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变化存在差异，规模效率对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明显的阻碍作用，因而抑制了科技创新效率水平。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维视角，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方差分解、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补助与创新能力存在滞后1~2期的相互持续促进作用，政府补助政策绩效总体效果显著；（2）创新数量以及创新能力均能释放积极信号，以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但创新质量显著抑制政府补助的增加；（3）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促进作用效果显著，但对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效果显著；（4）创新能力对创新数量作用效果甚微，却显著抑制创新质量的提升。上述实证研究结论为政府补助政策以及创新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技术创新与就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衍生出两组假说：“技术创新破坏就业假说”与“技术创新创造就业假说”。本文立足于制造业，从“劳动生产率”视角，建立了技术创新、就业与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就业在制造业企业发展中是一对共生体，支持“技术创新创造就业假说”。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水平与就业质量始终与制造业企业发展显著相关；劳动生产率越高，制造业就业结构越倾向于高级化；技术创新与就业的交互作用在选择走高质量发展路径且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企业中最显著。

为探讨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合作网络及高管社会网络的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86家企业2012~2019年间的数据，分别建立企业专利合作网络和高管社会网络，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合作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专利合作网络中心度弱化了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弱化了专利合作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利用双重网络来利用优势、规避劣势，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基础。

产能过剩、能耗过高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阻碍，而技术创新是化解的关键。本文将结合耦合理论建构经济增长、创新效应及能源效应的逻辑分析框架，并引入VECM模型，分析在创新效应与能源效应单轮、双轮驱动下，经济增长的共同趋势及差异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从单轮驱动看，创新效应与能源效应均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2）从双轮驱动看，创新效应与能源效应彼此作用、影响，形成“聚合”驱动力，共同推进经济增长；（3）从单轮与双轮驱动比较看，两种效应的“聚合”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更优。可见，中国经济的高质、高效增长需要双轮协同发力，应以技术创新为引领推进产业及能源的全面创新，以更好的发挥两者合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为了在新基建领域中更好的推行开发性PPP模式，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资本的两种行为，即技术创新努力行为和提升社会效益行为，并设计了基于政府视角的开发性PPP模式激励机制模型，探讨多元参数影响下政府方对社会资本的激励问题；同时，本文运用多目标规划和一阶条件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并通过MATLAB软件和实际案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方的资源或能力禀赋、风险感知度以及经济社会效益权重系数均会对激励水平产生影响，政府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好前期调查工作，并调整相应的激励策略，以实现政府综合效益最大化。上述结论对于新基建下开发性PPP模式在各类项目中的良好运用具有借鉴意义。

在国家大力推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背景下，许多城市纷纷开展供应链创新试点，城市智慧供应链已经成为检验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开展城市智慧供应链发展水平动态预测有助于帮助城市认识其智慧供应链的发展水平，识别薄弱环节，促进城市智慧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基于改进的信号灯模型构建了中国城市智慧供应链的预警框架。（1）从智慧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人力资源投入情况、资金投入情况、企业创新4个维度构建了城市智慧供应链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2）基于信号灯模型识别了4个评价维度下二级指标的信号灯状态；（3）利用层次分析法改进了信号灯模型的权重设置环节。本文判别了不同二级指标的重要程度，计算得到综合警情指数，并给出预警信息，为政府部门提供智慧供应链的发展建议。

在质量供需结构失衡的背景下，本文基于质量内生决定模型，引用海关贸易数据测度2005~2019年制造业产品质量需求水平和质量供给能力，综合评估制造业产品质量供需结构，并运用SBM模型测算制造业产品质量供给效率。研究发现：质量需求水平和质量供给能力逐年提升并呈现联动式的周期波动，质量供需结构呈现“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供需均衡”螺旋式上升态势，现阶段属于高需求拉动型结构。质量供给效率与质量供需结构发展阶段存在关联性：供给效率呈现“供给推动阶段> 供需亚均衡阶段> 供需均衡阶段> 需求拉动阶段”。政府需通过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进行外部刺激，鼓励企业释放质量供给提升潜力，用“高质量”换取“高效益”。

本文研究了多周期第四方物流集成反馈网络设计问题，并考虑3PL运输供应商的信誉等级变化对整体网络配送完成率的影响。通过设计反馈调节机制和信誉评价体系，建立多目标规划模型来描述该问题。针对基本蚁群算法的不足和本问题的特点，设计奖惩蚁群算法，该算法通过增加奖惩因子，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和全局搜索能力，有效避免了算法陷入局部最优。仿真实验结果表明了模型的合理性和奖惩蚁群算法的有效性。

本文引入“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展程度”概念，研究细分业态下平台发展程度影响因素，把互联网金融平台分为P2P网贷、众筹、第三方支付平台。利用165家互联网金融平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P2P网贷平台发展程度影响最大的前3位因素是：平台类型、借款期限和运营时间；影响众筹平台发展程度的前3位因素是：公司规模、平台类型及媒体曝光度；创新业务能力、平台业务范围及注册资本则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发展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细分业态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展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第三方支付平台较其他两个平台差别更大。最后，针对细分业态下平台自身情况，从监管者和经营者视角提出提升平台发展绩效的建议。

本文分析了全球流动性变化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构建了全球流动性指标对其进行特征分析，并建立TVP－SV－VAR模型分析2003年6月至2020年6月间全球流动性、美元指数、VIX指数和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交互关系。时变脉冲响应研究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互动关系存在时变性，全球流动性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渠道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1）全球流动性变化会直接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2）全球流动性变化可以通过美元汇率和市场恐慌情绪的变化间接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200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整体、分维度和分区域角度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整体和分维度检验中发现，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随着分位点位置提高，正向促进作用愈加显著。但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5个维度的正向促进作用有明显差异。分区域检验发现，随着金融集聚水平提高，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普遍存在先降后升的现象；随着分位点位置提高，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在落后型地区呈逐步减弱趋势，而在明星型地区和平庸型地区其正向促进作用愈发加强。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微观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本配置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能够达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现实社会中或多或少的干预因素使得资本错配问题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中。本文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了资本错配测算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测算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得到境外上市（实验组）与境内上市（对照组）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指数，通过对比分析发现：（1）境外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显著低于境内上市的国有企业；（2）与境内上市相比，香港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更低；（3）近些年，境内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低于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4）与在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相比，香港单独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更高。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8年东北地区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东北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同时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考察了东北地区企业家精神是否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地级市间高质量发展的差异较大。其中，经济社会发展因子得分前3的城市为大连市、沈阳市、长春市；经济综合潜力因子得分前3的城市分别为大连市、沈阳市、长春市；资源环境发展因子得分前3的城市分别为长春市、大连市、哈尔滨市；综合得分排名前3的城市分别为：大连市、沈阳市和哈尔滨市。实证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对于东北地区而言，激发优秀企业家精神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本文基于企业内生动力角度，从公司财务信息及高管的内部特征方面实证研究了新能源上市公司R＆D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具有政治、金融背景的高管及良好商业信用等企业内生因素有助于缓解新能源上市公司R＆D融资约束。而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会导致R＆D融资约束加重。同时，高管政治、金融背景与商业信用的交互效应将有助于缓解新能源上市公司R＆D融资约束。

本文基于结构红利假说与新地理经济学，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将金融发展作为调节变量，利用我国2010~2018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碳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与碳生产率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溢出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均对本地区和相邻区域的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效应更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碳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碳生产率的影响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在金融体系的支持下，产业结构高级化溢出效应对碳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对碳生产率起消极作用。

本文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国内贸易、产业转型和强化环境规制的角度实证考察了市场一体化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的提高显著改善了本区域环境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邻近地区的环境恶化效应。从机制检验来看，市场一体化的提升使省际间贸易由隐含污染转移向显性污染转移过渡，使本地环境质量改善而邻近地区趋于恶化；市场一体化通过污染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改善了本地环境质量，对邻地影响不显著；市场一体化的推进显著强化了环境规制，加强了省际间联合治理环境的合作关系，优化了“本地—邻地”环境质量。

本文度量了2005~2019年中国267个主要城市和地区工业产值、经济增长与单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等主要观测变量时空动态演变，透视中国不同区域高技术制造业升级、资源环境保护和深度工业化进程。研究发现：（1）在大部分地区，当产出收益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弹性超过1时，单位工业产出的排污量将下降；（2）分区域、分类别城市工业环评与生态环境部 《2019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结论一致，全国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有序提高；（3）然而，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污染现象仍较为严重，以中低技术制造业为主的内陆地区，在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粉尘生成量等方面仍差强人意；（4）与中小城镇相比，大中型城市对环境保护的力度逐年加大，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得到较大抑制；（5）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化趋势；（6）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开启绿色技术升级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