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价格因素引入模型中，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指数模型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分析我国的资源错配状况及其来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价格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高估问题，技术进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日趋显著，由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是现阶段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进步和价格扭曲加剧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改善了资源错配，而市场分割和工业占比则起到抑制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以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改善地区价格扭曲程度。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加快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培育开放的市场化动力、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启示。

创业板汇集了大批高成长性的科技企业，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市场风险。本文考虑创业板市场的非对称性和厚尾性，在偏t分布下利用5分钟高频数据构建已实现GARCH模型衡量其波动率，同时考虑到微观结构噪声影响，在RV的基础上引入对噪声稳健的BPV已实现测度，从而提升高频VaR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对创业板指和深证成指的实证结果表明，已实现GARCH模型在参数显著性和模型预测准确性方面均优于低频下的ARMA-fGARCH-VaR模型；基于RV和BPV的已实现模型没有显著差异；相比于深市主板，创业板面临的尾部风险更大。同时，为更好地监测与管控创业板市场风险，从政府和创业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为了探索中国和美国证券市场的惯性和反转收益异常现象差异，本文参考了Jegedeesh和Titman的累计超额收益CAR研究方法，选取了2000年1月～2020年2月美国证券市场和中国证券市场股票数据构建了不同时期的收益期和检验期惯性和反转策略。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加入24个月和36个月的窗口期。同时，为了比较两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差异，本文构建惯性策略并选取企业规模、价值和波动3个指标来衡量两国间投资者差异。结果表明整体美国市场短期内具有明显的动量效应，而中国市场在短、中、长期都具有显著的反转效应。两个市场中，中国市场的投资者偏好小市值、高成长价值和高波动性的股票，而美国投资者则偏向大市值股票和低波动性股票。基于两个市场的差异（新兴市场和有效市场），本文找到了一些美国市场的先进投资经验，它对规范我国投资市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问题关系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1988.8亿美元。为促进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机制进一步走深走实，本文基于动态DEA模型，选取亚非欧60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2013～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亚非欧60个国家的OFDI总效率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国别差异较大，国家间差距呈现出亚洲>欧洲>非洲的情况；各项指标效率表现为欧洲>亚洲>非洲；三大区域IDI、ET、FR效率值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为此提出加强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合作，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双边贸易关系等对策建议，从而促进“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深入开展，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和国际合作。

私人投资者是PPP项目公司的股权投资者，其之间是退出门槛较高的长期资本合作。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了PPP项目资本合作网络的理论模型，以2014～2019年财政部PPP项目库中执行阶段项目的数据为基础，构建了私人投资者资本合作网络，对网络基本特征、最大合作集群和节点的中心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私人投资者之间的资本合作已形成了社会网络，且网络规模仍将继续增长；（2）总体来看，最大合作集群的平均度随时间的演化而减小、平均路径长度随时间的演化而增加；（3）最大合作集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金融机构中心性。

本文基于集聚经济理论探讨了产业集聚对碳效率的影响机理。通过匹配2010～2019年间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不同产业空间集聚对碳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城市碳效率影响显著，且各产业的集聚效应呈现显著异质性。其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改善本地及周边地区碳效率均发挥显著正向作用，而制造业集聚则对城市碳效率发挥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门限回归方法，以市场化指数作为门槛变量，检验产业集聚对碳效率影响的门槛特征，并证明了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改善集聚效应对碳效率的影响。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19年6月～2020年9月共16个月的月度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分别就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业中的快递行业、金融行业、公路货运行业和进出口行业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对快递行业和金融行业的影响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进出口企业和公路货运行业有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采用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地区异质性与禀赋异质性检验后发现，疫情对东部地区的快递业影响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快递行业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疫情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进出口总额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西部进出口总额影响不显著；疫情对东部、中西部金融存贷款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疫情对东部地区公路货运量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中西部的影响显著为正。疫情与2019年卫生人员三重差分模型显示，对快递行业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对公路货运量和进出口影响不显著；对金融存贷款影响显著为正。疫情与2019年人口资源禀赋三重差分模型显示，对快递行业收入、进出口总额和金融存贷款影响显著为正；对公路货运量影响不显著。

受当下企业产业链扩展的影响，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服务型制造业已成为制造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主要为客户提供产品服务方案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产品模块与服务模块如何组成已成为决定服务型制造企业能否转型成功的关键所在。本文以产品服务系统方案的形成过程为基础，刻画了产品模块与服务模块的选取过程，基于Choquet积分算子构建了在产品服务属性相关联下的产品模块与服务模块的决策模型，并给出了相应求解方法，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该理论的实践性。研究结果表明：产品模块与服务模块属性的关联性有助于实施产品服务方案，解决客户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带来新机遇，为了探究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本文基于Un Comtrade数据，对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进行分解。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数量边际，贡献率为82.45%；而价格边际与扩展边际的贡献率分别为7.00%与10.55%。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系列因素对机电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影响，主要包括进口国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与我国的地理距离、高层互访、基础设施状况、我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亚投行的金融支持、地理邻近以及是否与我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带来新机遇，为了探究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本文基于UnComtrade数据，对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进行分解。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数量边际，贡献率为82.45%；而价格边际与扩展边际的贡献率分别为7.00%与10.55%。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系列因素对机电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影响，主要包括进口国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与我国的地理距离、高层互访、基础设施状况、我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亚投行的金融支持、地理邻近以及是否与我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本文通过综合运用VAR模型和MVGARCH-BEKK模型，在“8.11汇改”前后对样本进行分段，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间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全样本期间，人民币汇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同时产生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不产生溢出效应；（2）“8.11汇改”后，经济政策不确定和人民币汇率的联动关系发生了改变。汇改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不产生溢出效应，汇改后出现了波动溢出效应；汇改前汇率变化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正均值溢出，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负均值溢出；（3）汇改后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外汇市场的联动性增强。

为探究城镇化发展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本文基于工业生产率地区差异视角展开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不存在自发产生的“U”型演变关系，但工业生产率水平对两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因此，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提高工业生产率水平。同时，加快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实现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

为了解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行为模式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统计了230个城市在2010～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通过OLS法还是工具变量法，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扩张均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且土地财政扩张在带来规模效应的同时会对技术进步和效率产生抑制；而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扩张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分布，即当人均出让收入的对数小于1.52时，土地财政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抑制作用。这表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会导致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和房价上涨，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

东盟作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一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关注对象。评估东盟各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可以更好的判断投资环境、识别风险，助力双方互惠共赢。本文通过构建东盟国家的政府治理指数，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盟国家政府治理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东盟国家的政府治理对其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抑制了中国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未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应更注重长期效应，重视营商环境以及国家吸收外国投资的能力，根据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差异，实行“一国一策”的投资策略。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重要制度之一，专利执行保险通过降低技术溢出损失和外部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2012～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专利执行保险实施背景下专利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明显，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技术溢出损失效应和外部融资约束是影响专利执行保险创新激励效应的重要机制和渠道；专利执行保险和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显著，其中对滞后5期内的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最为明显。研究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激励作用探讨，加快专利执行保险试点推广以及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提供理论价值和政策启示。

针对区域创新要素协同水平测度问题，本文基于区域创新协同发展的特点构建了考虑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5～2019年京津冀地区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系统有序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区域创新要素协同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三地创新要素有序度和三地之间创新要素融合水平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状态；北京市的创新要素有序度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低；北京和天津的创新融合度较高，明显优于北京与河北、河北与天津。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泉。本文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选取36项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0个省市2000～2019年的区域创新能力相对总得分，分析了其时空演变过程，并用空间杜宾回归模型对其溢出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局部与整体基本上都呈现增长型演变格局，但存在区域间的差异性，而且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环境规制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负；城镇化水平、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程度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并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参考建议。

在当前我国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以下简称PCT申请）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本文使用2009～2019年创业板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专利国际化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会正向促进企业专利国际化，且当高管既有海外求学背景又有海外任职背景时促进作用最强；相较于非CEO高管海外背景，CEO海外背景更能促进企业专利国际化；从内部治理因素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专利国际化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治理因素看，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的地区，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专利国际化的推动作用更明显。本文的研究拓宽了国际专利申请的影响因素以及高管海外背景领域的相关文献，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专利国际化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的“投机-挤出”效应大于“储蓄-维稳”效应，总体上增加了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非国有工业企业金融化对其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更大； （2）作用机理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资产渠道和收益渠道作用于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工业企业金融化——主营业务投资减少/金融资产收益占比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3）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存在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减弱，且国有工业企业的门槛值要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