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中小企业绩效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着力点。本文将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作为地方金融发展指标，通过建立地方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论证了地方金融发展影响中小企业绩效的传输机制。使用中国31个省（市）2008～2019年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中小板和创业板1194个制造业企业等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地方金融发展进程中，银行存在最优分支策略；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与中小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区域差异与企业性质对地方金融发展和中小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影响。上述研究结论对中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格局，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供应链金融已成为新时代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推进“放管服”服务中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分析了影响汽车制造业供应链中汽车零部件制造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的因素，进而构建中小企业在供应链融资模式下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汽车制造业6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运用核心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及相关因子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在预测汽车制造业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方面准确性较高，为商业银行、供应链核心企业及中小企业改善供应链融资困境提供建议。

本文研究重点是企业的非经营性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以及非经营性行为的经济性后果。本文通过研究2010～201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回报”行为，即股东分红和对外捐赠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发现两类活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也会对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处于不同外部竞争环境和拥有不同内部治理特征的企业，在两类活动的关联性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显著性。

本文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高层梯队理论和生物学的烙印理论，研究了CEO学术经历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发现CEO学术经历与企业战略变革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CEO学术经历降低了企业战略变革的可能；同时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CEO学术经历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大，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抑制效应也更强。考虑企业内外部因素的横截面分析发现，在资源禀赋较低、CEO权力较大、业绩期望落差较小、环境不确定性较小等情景下，CEO学术经历对企业产生的经济影响更大，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抑制作用更强。

本文以国内A股上市企业在2006～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对债务违约风险和企业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债务违约曝光前2年以及曝光后3年，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对企业的避税行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企业内部控制的高质量、激进战略以及企业的国企产权属性均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该研究结论对我国制定税收征管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参考意义。

具有公共属性的标准是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标准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如何影响具有发散性和不确定性的创新？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厘清标准与创新的概念和研究背景，从创新的5个环节入手，分析了标准对创新的影响机理，以及各主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标准对创新的知识、研发、生产、营销和联系5个环节起到了促进作用，政府、企业、高校等利益者之间的共同参与和协调互助，间接地加强了标准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后，在梳理总结当前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未来的研究重点。

本文引入地理邻近和技术邻近的交互作用，形成多维邻近与超度组合择优连接机制，构建了新兴技术创新超网络演化模型。通过数值仿真揭示其演化规律，结合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网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多维邻近与超度组合择优连接机制共同作用于新兴技术创新超网络演化，过程中新兴技术创新超网络小世界特征逐渐减弱，无标度特征持续存在；（2）超网络中旧节点重连组成超边占全部超边的比重较大时，合作创新关系的形成中多维邻近择优连接发挥的作用越大，网络整体创新合作越均衡；（3）超网络中新旧节点相连组成超边占全部超边的比重较大时，合作创新关系的形成中超度择优连接发挥的作用越大，核心节点创新活动的作用更加凸显。

促进先进制造技术（AMT）应用与小微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对实现制造业核心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将AMT应用分为设计类AMT、制造类AMT、管理类AMT以及将企业创新分为产品创新、组织创新、流程创新和营销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进而根据天津小微装备制造7个行业的调查数据，运用SPSS 23.0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AMT应用的3个维度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流程创新和组织创新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2）营销创新，产品创新模型解释力最弱。此外考察了AMT 3种基本类型与企业创新的具体作用结果，其中，设计类AMT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十分显著，与产品、流程和营销创新并无显著联系；制造类AMT和管理类AMT均对产品、组织、流程和营销创新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

传统经济理论普遍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直接增加企业的整体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企业销售利润的降低。而“波特假说”则提出环境规制对企业整体效益的影响并不是单一负面的，环境技术创新提高的生产效益可能弥补治理污染所投入的成本，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并可能获得高于预期的收益。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利用2008～2019年我国30个主要省市的面板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的门槛效应，并检验了“波特假说”。主要研究结论为：（1）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环境规制与地区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2）环境规制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地区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门槛值以后，环境规制才能促进技术创新。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核心地位，对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我国区域绿色创新发展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我国30个地区区域绿色创新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绿色创新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存在不平衡现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域绿色创新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在综合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中也存在某一方面指数明显偏低的情况，未来各地区需要取长补短、均衡发展以全面提升区域绿色创新发展水平。

本文基于1998～2018年全国30个省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以扩展的Kaya恒等式为理论基础，从时空分异视角下探究了城镇化、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7个因素对我国工业污染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我国工业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分异视角下，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呈现出区域异质性。人均GDP和单位GDP能耗在东部的污染效应最明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东、西部地区表现出加剧工业污染的趋势，而在中部地区则对污染物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在时间分异视角下，环境规制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缓解了中国工业污染加重趋势，但这种改善效果在不同污染物之间也表现出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城镇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技术变现等建议。

本文利用2000～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错配、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提升、政府环境规制以及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污染、金融资源错配、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金融资源错配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环境污染水平，其中银行资源和证券资源错配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降低本地和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提升、政府环境规制以及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够有效改善本地及周边地区环境污染水平。

本文使用ML模型测算了2009～2019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简称GTFP），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物流业GTFP的影响，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的物流业GTFP整体有所提升；当期环境规制不利于物流业GTFP的提升，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可提升物流业GTFP，滞后2期的环境规制对物流业GTFP的影响程度最大；环境规制和物流业GTFP的关系存在单门槛效应。可通过重视环境规制、鼓励技术创新、制定差异化政策，发挥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

管家理论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对传统公司治理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修正，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该理论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介绍了管家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框架，从理论应用及经济后果两方面总结该理论的现有研究进展。最后，结合我国的研究现状和社会背景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促进国内学者对该理论的关注，推动该理论在国内的研究与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爆发，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疫情防控与爆发的关键节点、矛盾核心。在疫情爆发后相当长的时期，人类对病毒的性质认识有限，存在着盲区，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防控，因此在经济学上无法实现最优解，达不到最优控制，只能在疫情防控与当前经济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与抉择，即“生命”与“经济”之间的抉择，这种权衡或抉择就成为矛盾的核心，并引发人们对疫情防控理念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本文勾画出一个疫情演变与防控的线路图，将关键节点、矛盾核心以及各种防控措施的成效梳理清楚，总结出中国的经验，有利于人类认识疫情及对其防控的规律，也可作为当代人留给后代人的宝贵遗产。

本文基于服务机器人外观角度，通过4组实验研究，探索了服务机器人拟人化程度对顾客多样化寻求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边界条件。实证结果表明：（1）服务机器人的拟人化程度会影响顾客多样化寻求倾向，相比于低拟人化，高拟人化的服务机器人能够导致更高的顾客多样化寻求行为；（2）新奇感知通过影响顾客的转换程度在拟人化程度对多样化寻求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3）身份威胁感知通过影响顾客选择数量在拟人化程度对多样化寻求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4）顾客的技术准备程度在拟人化对新奇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服务机器人拟人化设计和应用的理论解释，发展了顾客多样化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对服务机器人的营销实践提出了指导意见。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形成历史性交汇，科技进步已成为区域建筑业转型的基础，产业链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已逐步成为建筑业升级的聚焦点。本文以产业链角度，基于东北地区建筑业2006～2019年的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索洛余值法、DEA-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业人数和二级资质及以上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单位数的增多不利于提高东北地区建筑业科技进步效率，在R＆D经费投入方面，东北地区政府不仅要起到持续性的引领作用，更需要鼓励当地企业重视科技投入。科技进步促进建筑产业链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能较好的解决东北地区建筑业运作低效的问题，助力我国建筑业整体转型升级。

基于文献梳理，本文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创新定义数字经济内涵，构建我国2013～2019年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在高城镇化地区和高人力资本地区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能通过促进地区创新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测度方法，也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提供新视角。

针对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水平的测度问题，本文利用共同集聚指数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水平进行测定，选取了2014～2019年我国各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各地区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水平整体上呈上升的趋势，但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未来需要采取增加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投入、引导支持产业升级、增加科技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人均利用外资情况等措施，以全面促进我国各地区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