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碳排放约束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差异性和产业智能化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缩小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省域间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考虑碳排放约束，发现碳排放约束正向调节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西部地区由于自身产业结构和区位因素，抑制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最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子维度在产业智能化和区域经济差距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且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的作用较小。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刻画不同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综合考虑营商环境等多维要素与信用体系建设的协同效应，利用1999～2018年中国省级城市面板数据和2017～2019年城市信用监测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显著为正，说明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2）营商环境与信用监管水平的交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3）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信息流通和共享，推动了城市治理和服务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和营商环境，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利用2017～2020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其中，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治理和产业融合等细分维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其影响机制为企业外部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营商软环境的提升。同时，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在国有性质、存续年限更久以及规模更大的企业分组中更大。本文的结论对企业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决策，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在当下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地区差异，对西部影响最大，中部影响最小，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受到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不同地区差异分别提出建议，从而促进持续更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环境，以期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本文采用基于劳动收入的人力资本测算法，对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89个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时空演变分析与影响因素探究，以期为更好的发挥人力资本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的作用提供参考。研究发现：从时序特征来看，各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人力资本分布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人均人力资本绝对差异增大，相对差异减小；从空间特征来看，人均人力资本在空间变化上呈现出非均衡的分异特征，高值区多分布于西南地区与五大城市群城市；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营商环境、创新水平、政府教育投入、基础教育质量、医疗卫生水平对西南与西北地区的人均人力资本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垂直失衡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构建两个独立中介效应模型和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财政垂直失衡影响产业升级的渠道。研究表明：（1）财政垂直失衡总体上不利于产业升级；（2）财政垂直失衡可通过增加民生性支出和抑制新型城镇化两个独立中介渠道对产业升级产生负向影响；（3）财政垂直失衡可以通过 “增加民生性支出→抑制新型城镇化”的链式中介渠道对产业升级产生阻碍作用；（4）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中，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最为突出。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20个子行业2005～201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2005～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同时，本文通过对不同渠道下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总体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贸易溢出的影响不显著，FDI溢出抑制绿色生产率的提高，ODI溢出对绿色生产率有较强促进作用，但每种渠道技术溢出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渠道。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本文使用2009～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以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设立为 “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结果发现：（1）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使得企业能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质量。数字贸易对出口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大于非出口企业，数字贸易对两者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3）异质性分析表明，政治资源诅咒与基础设施限制，使数字贸易对非国有企业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更加明显；（4）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升级具有出口提升效应，数字贸易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品种类与海外市场。本文结论对理解数字贸易在我国制造业质量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数字贸易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4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近20年的面板数据，将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和碳排放结合在一起，分析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空间特征，采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结合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产业结构、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联系。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2）从直接效应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抑制本地区碳排放量的增长，但会增加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量；（3）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加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量。

本文在阐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ICT（信息通信技术）货物贸易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9年贸易流量数据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贸易格局与国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营商环境等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ICT货物贸易呈现出两边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产业基础是主要影响因素，并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2）改善本国营商环境、提高城市化水平、扩大经济体量是每个沿线国家（地区）改变其ICT贸易格局的有利举措。同时需要注意对外直接投资、汇率及关税的调节作用，重视经济合作组织的影响；（3）我国应充分发挥贸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积极拓展ICT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带宽需要及通信需求。

本文构建了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中国各省（区、市）的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老基建耦合协调程度，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11～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是造成全国整体差异的主要原因；（2）我国省域新旧基建的耦合协调等级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且耦合协调等级的省际差异有逐年缩小的趋势；高值集聚区域全部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区域，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及宁夏一些西部相对落后地区，且低值集聚区的数量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 “V型”变化；（3）全国各省（区、市）新老基建耦合协调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财政支出水平、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及利用外资等因素均对新旧基建的耦合协调水平产生了明显的驱动作用。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供应链领域政策的制定与发布，如何更好地评估既有政策带来的绩效成为政府进一步完善供应链相关政策的关键。本文选取商务部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商建函［2018］142号）作为研究对象，并构建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将试点企业经营绩效中的盈利能力指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Stata15.0对2015～2019年5年间覆盖3494家样本企业的面板数据，共15278个样本进行处理计算，以此对该政策实施对试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18年开始实施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对试点企业的经营绩效ROA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此外，企业规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率都对ROA有显著影响。其中企业规模和托宾Q值对ROA有正向影响，资产负债率和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对ROA有负向影响。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与债务违约相关的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经营风险存在双刃效应。本文运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将 “陆港通”政策的出台作为外生冲击，进行多期DID分析检验，得出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两个途径实现。本文从资本市场开放的实体效应视角，为企业违约风险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格局带来了新的冲击，其究竟是加剧还是抑制实体企业 “脱实向虚”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 “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实业投资，同时抑制其金融资产配置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数字金融对企业短期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 “脱实向虚”，应在合理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支持并推动数字金融发展。

2020年初，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国采取了严苛的防控措施。短期内的社会停摆对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抑制了碳排放量的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碳排放模块的开放经济CGE模型，根据冲击来源设定不同情境，量化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的宏观经济、产业扩散以及CO₂减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GDP的影响约为-2.74%，从冲击路径看，供给侧冲击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主导冲击路径，从冲击来源看，防控措施的影响远大于疾病本身的影响。在碳排放方面，虽然疫情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碳排放量，但经济代价极大，具有短期性和不可持续性。最后，基于后疫情时代，为经济恢复与碳减排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因各国天然气需求增加，全球天然气贸易局势愈加复杂，本文构建全球管道天然气贸易复杂网络，从静态网络结构特征与动态网络功能维度选取多个指标，运用 “熵值法”和 “时序加权平均算子”构建节点国家重要性动态综合评价模型，利用2013～2019年全球管道天然气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出口视角看，俄罗斯占据核心地位；哈萨克斯坦和挪威等靠近网络中心、出口稳定；荷兰、美国和英国起贸易枢纽作用；阿尔及利亚和加拿大等虽出口量大，但贸易关系单一。德国、法国和中国等国家，受限于能源禀赋，在进口端占据重要地位。美洲、欧洲地区管道天然气贸易流转速率和市场化程度优于中东、亚太和非洲地区。最后，本文提出了优化我国管道天然气进口的相关建议。

本文采用2009～2020年254个企业OFDI及所处城市空气污染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OFDI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地区空气质量；（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OFDI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方式改善空气质量存在最优区间；（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环境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东道国而言，对高度开放且环境规制程度良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能有效降低母国的空气污染水平；就母国而言，处于严重空气污染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使空气质量得到更显著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