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1~2020年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从绿色创新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工具变量估计、排除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基于地理位置和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不同于非核心内容创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突破性绿色创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发展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结论对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和协调城乡二元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其理论机理：（1）数据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直接投入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效应；（2）数据要素投入后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同时也会改变生产结构、促进禀赋结构变迁，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发挥间接效应。本文采用增长核算模型和发展核算模型，在对新古典生产函数以及新结构生产函数进行拓展的基础上，考察数据要素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在两种新生产函数下，数据要素积累均能产生直接效应；长期跨国收入差距均取决于技术差距和人均数据积累速度。此外，依据新结构的新生产函数，数据要素积累还能发挥间接效应；人均资本结构变迁差距和人均数据结构变迁差距也是长期跨国收入差距的原因。因此应该重视数据要素积累，发挥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加速实现中国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为处于"低端锁定"困局的国家提供了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绝佳机遇。本文基于2007~2019年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显著；（2）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对高、中高收入国家以及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分工地位具有更强烈的影响；（3）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一国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数字化投入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推动作用就越强。为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效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有益思路。

本文运用2011~2020年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城市层面数据，构建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企业家精神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家精神特征越明显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支持作用越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因企业规模、所有权属性、所处行业和所在地区的不同存在差异。本文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的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应，推动创新型经济增长提供经验证据。

厘清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效应及其耦合协调性，有利于优化高技术研发空间布局和数字产业发展战略，更好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本文以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布局，并且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低-低聚集，中部地区不显著，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福建省呈现高-高聚集；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进一步构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在二者之间。建议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低-低聚集和聚集性不显著的地区，要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入；国家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加快高质量发展时，要重视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

我国平台经济视域下的数字内容产业协同创新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本文依据平台经济理论，提出了包含创新资源供给方、创新资源需求方和平台企业的数字内容产业协同演化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主体产业协同创新的演化路径和演化稳定策略，明确了影响不同创新主体演化行为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建立健全创新资源供给的奖惩补偿机制、完善平台企业的监督考核机制以及跟踪分析创新资源需求方利用创新资源状况3个方面提出提高产业协同创新水平的具体建议。

本文立足市场参与主体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视角，全面剖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具有正向积极影响，且存在区域差异性；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利于开拓服务边界、丰富贸易形式、改善供需连接和指引创新方向，可通过市场参与主体创新行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产生影响。进一步验证影响机制得出，市场参与主体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助于驱动市场参与主体优化创新结构，继而通过提高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间接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据此，应从畅通国际合作通道、加强外资高技术产业关联度、建立高技术产业创新人才培育体系方面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活跃度提高。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研究如何构建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对于评估各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状况、加快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全国地级市2008~2019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特定方法计算各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综合指数，并根据计算指数，描述了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趋势和空间特征。结果显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整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研究在将现代产业体系评价指数分解为多个一级指标评价指数后，发现分项指标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异质性分析结果则发现，不同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有所不同，而且城市之间产业体系发展差距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缩小。

基于复杂网络视角，本文利用2012年、2017年、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以完全消耗矩阵、完全分配矩阵、关联度矩阵，分别构建行业间消耗、分配以及综合关联网络，分别计算各行业消耗入度、分配出度、关联入度、关联出度等网络中心度指标，定量分析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在经济复杂系统的重要性。同时，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申万二级行业收益率逐时段回归，以统计指标R方测度各行业在资本市场中承担的系统性风险。基于多指标的多年份动态分析，结果显示，关联入度作为行业中心度表征指标，对于衡量行业在经济系统的重要性更合理，且对于区分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暴露程度更有效。R方与行业中心度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分年份看数值分别为0.38、0.41、0.28，说明中心度越高的行业在资本市场中暴露的系统性风险更高。

本文基于传导机制对进口商品结构作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两大类型的划分，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定量分析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STIC对两类产品作进一步细分，细化分析经济增长受到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不管是长期均衡还是短期均衡，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类商品的进口均会在相应程度上发挥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短期进口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工业制成品的影响，长期则相反；在基于SITC分类的进口商品结构中，除了初级产品中的饮料及烟类和工业制成品中的原料类制成品与杂项制品以外，其他所有进口商品对经济增长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以建筑行业及其产业链为例，研究疫情防控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的传导机制及政策效果。（1）为捕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信息，本文采用LDA模型对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中26568篇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新闻建模，首次构建了中国疫情防控政策指数；（2）选择复杂网络因果模型对CSMAR数据库中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1743家上市公司进行传导机制分析，准确识别出疫情防控政策对经济复苏的影响途径与作用力度。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疫情防控政策有效阻止了新冠病毒传播，通过货币政策的配合，疫情防控政策对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房地产业、租赁业是正向因果影响而对房屋建筑业和建筑安装业是负向因果影响。

国际合作能够提高疫苗先进水平，进而对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国际疫苗合作局面能否形成，不仅要考虑各国参与疫苗合作的成本收益，其还受到各国疫情治理理念、疫情危害程度、国情差异等多方面随机因素的影响。本文针对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的疫苗国际合作研发态势的演化过程，构建了基于Moran过程的随机演化博弈模型，分别计算了收益和随机因素占据主导的情境下个体国家参与国际疫苗合作的均衡结果。本文研究表明，个体国家是否参与国际疫苗合作取决于国际关系亲疏程度、疫苗技术水平、随机因素、参与疫苗合作研发的收益以及参与合作国的数量。收益因素占据主导的情境下，参与国数量大于一定数值时，参与合作的策略侵占整个种群，国际疫苗合作的态势形成；随机因素占据主导的情境下，个体国家依据净收益决定是否参与国际疫苗合作，整体演化是否能够趋于国际合作取决于个体国家参与及不参与合作的收益值。两种情境下本国疫苗技术水平都会对国际疫苗合作产生不确定性影响，而国际关系密切程度的提升均能对国际疫苗合作局面的最终形成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情境扩展分析，本文还发现，美国疫苗霸凌行为对国际疫苗合作带来较大负面影响，而我国"动态清零"政策下应深度加强和促进国际疫苗合作；此外，在当前疫情发展态势下，国际疫苗合作能够更有效促进各国之间的优势互补，合作的积极意义越来越凸显。

投资便利化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对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省域视角，构建包括基础设施、制度质量、商业环境、金融服务、科教资源5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30个省（区、市）2010~2020年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省域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评估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省域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虽总体波动上升，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一级指标重要程度依次为：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制度质量、商业环境和科教资源。各省（区、市）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提升速度差距较大，而且区域差异明显。中国各省（区、市）应有的放矢，高效率精准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anagement'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MD&A）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决策准确性。MD&A中的创新描述与创新投入是否"言行一致"，能否预测企业未来创新绩效，仍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14年间16422个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首先实证分析MD&A中创新描述与公司创新投入关系，进而检验创新描述对公司未来创新绩效的预测作用。研究发现：（1）创新描述与企业当期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能如实反映企业的创新投入；（2）创新描述能正向预测企业下一年度的专利申请数，但难以预测下一年度的专利授权数，其对企业未来创新绩效的预测作用存在局限。研究结论从文本信息的角度丰富了企业创新绩效的预测方式，有效减轻上市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也进一步验证加强"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披露内容监管的必要性。

本文以沪深A股2016~2020年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并探讨了具体的路径机制以及对冲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环境不确定性通过提高实体投资成本和现金流波动性，进而削弱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进一步分析得出，环境不确定性会促使企业加大股权投资，恶化投资结构，导致"脱实向虚"。对冲机制表明，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能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产生的消极影响；此外，内部控制与管理层能力也是保障企业有效投资的重要措施。

本文利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Dagum基尼系数、传统与空间Markov链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揭示2015~2019年中国19个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19个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增长态势；整体、区域内以及区域间差异均呈明显扩大态势，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其时空转移特征呈现出"非对称向上"、"俱乐部收敛"和"跨层次跃升"的态势；在不同领域环境下，其转移特征表现出显著空间依赖性。研究结论对于缩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域差异与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市）的面板数据，以耦合协调度划分区域类型，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匹配区域的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而低匹配区域的环境规制阻碍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相较于低匹配区域，高匹配区域内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程度更大，作用时间更长；高匹配区域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对环境规制表现为负向影响，而低匹配区域内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对环境规制表现为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时刻关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协调程度，正确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避免盲目加大环境规制力度而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空前激烈的以经济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中，中国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需要制定科学的碳价决策方法。现有研究表明，我国碳定价机制不成熟是导致碳价偏低且波动较大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本文基于全国统一碳市场的视角，提出了碳价决策原则和具体方法，包括提高碳价原则、实际碳成交价与开盘价的趋同原则、逐月提升开盘价的设计原则和大宗交易价格折扣原则等。其中，逐月提高碳价的设计原则是一种惩罚机制，而按单笔大宗交易时间和交易数量进行折扣设计的方法则是一种奖励机制，这两种原则都有利于促进控排大户提前完成大宗交易并完成其规定的减排任务。基于全国统一碳市场的视角，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的碳交易数据为研究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碳价决策原则和方法对提升碳市场的有效性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已具备良好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