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为企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然而，现有研究对于这一效应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层面，缺乏对企业长期树立环境治理的责任意识的探讨。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展开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环境治理费用，强化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意识。进一步地，这一效应还受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制度规范的影响，内部治理结构越复杂越容易形成掣肘效应，而外部制度规范则扮演着“看不见的手”的角色，强化了责任意识的培育。本文为企业如何利用好数字化转型从而为企业践行“双碳”目标提供了实践启示。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整体以及三大经济区域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从国家整体视角，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区域视角，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创新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从空间视角，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本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空间直接效应，还对其他区域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的空间间接效应。对此，应制定发挥多方主体协同优势、增强区域联动效应、鼓励企业跨省域数字创新合作等举措，以更好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

本文通过收集2009～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和PSMDID方法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进一步剖析以企业创新能力为传导路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未转型企业，生产率提升效力在57.0%左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西部地区企业受到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相对更强，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本文对于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转型、融合数字化产业化改革，激发数字经济潜力以助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理论分析数字贸易对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对两业融合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两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进行工具变量与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字贸易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与扩大消费需求促进两业融合发展。采用灰色关联度与引力模型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发现数字贸易对两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经济关联较强的省（区、市）更易获得数字贸易发展带来的“溢出红利”。本研究为厘清数字贸易赋能两业融合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复合系统协同创新的机制，构建了协同视角下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我国2011～2020年相关数据，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了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水平，并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协同创新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但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水平最高，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差。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提升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协同创新协同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本文应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来探讨基于现金流稳定性比率模型的风险管理和预算管理集成化。研究结果表明： （1）本文创立现金流稳定比模型能帮助公司有效地推进风险管理与预算管理集成；（2）企业加强经营过程的预算管理和健全供应商预算管理制度可增强现金流稳定，有利于风险管理和预算管理集成化；（3）现金流稳定比模型的指标体系促使预算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与风险KRI（Key Risk Indicator）的融合，而且能促使不同业务部门协同管控从而提升其效率效果；（4）从风险管理和预算管理集成化的双案例研究结果导出了与现金流稳定比有关的4个可测试的风险管理命题，对风险管理理论体系做出增量贡献。

发明家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发明家高管团队的创新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整理分析2008～2020年A股战略性新兴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数据，深入探究了高管团队研发经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中有发明家高管以及发明家高管的人数占比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和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得知，这种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与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发明家高管团队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提升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研究结论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角度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企业延迟投资收集信息后可以选择调节产量或者退出市场，从制造企业生产能力建立阶段出发，结合产品短销售周期特征，构建了成本差异竞争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模型。结果表明，两家企业选择延迟投资的固定成本不小于两家企业不选择延迟投资的固定成本时，只会存在两家企业都不选择延迟投资或者成本优势企业不选择延迟投资而成本劣势企业选择延迟投资；当成本劣势企业选择调节产量而不退出市场的概率大于某一临界值时，两家企业都不会选择延迟投资。成本劣势企业选择调节产量而不退出市场的概率越大，两家企业都不选择延迟投资的可能性越大，成本优势企业不选择延迟投资而成本劣势企业选择延迟投资的可能性越小，其它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变。

绿色信贷是推动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以2012年银监会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信贷对“两高一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两高一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通过恶化资本配置效率和抑制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的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激励“两高一剩”企业绿色转型，实现经济与环境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本文运用ACW（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以中小民营上市企业2011～2020年的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普惠金融纾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机理与效应，再从民营企业的科技含量、资产经营和生命周期3个异质性特征出发，进一步研究了这一纾解效应。结果发现：（1）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普遍存在，普惠金融发展能较好地纾解融资约束；（2）科技含量低、重资产经营、成长期的企业，其融资约束较严重；科技含量高、轻资产经营、衰退期的企业，其纾解融资约束的效应更好；（3）加快数字金融规制、创新和发展，是破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根本措施。该研究突破了传统金融模式，着眼于数字金融理念，对更好服务中小民营企业发展，提振实体经济，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充分发挥中国在高铁这一新型基础设施上的优势来促进国内区域间资本流动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要求。本文搜集整理了200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层面详细的跨区域投资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高了企业跨区域投资强度，这种影响效应因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型、产权性质、区位特征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此外，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投资分散化效应、同伴效应、空间扩散效应提高了企业跨区域投资强度。因此，要充分发挥高铁在促进资本要素跨区域流动、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积极作用。

智慧城市推进是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20年中国22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且通过Bacon分解、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政策主要通过资本要素、劳动要素以及要素流动的调节效应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3）智慧城市建设对非资源型城市和较大型城市的政策施行效果更好。本文为统筹规划智慧城市设计，助推要素流动，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

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是京津冀区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0～2020年京津冀面板数据，构建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京津冀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但两系统均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表现为北京市优势明显、天津市次之、河北省相对较弱。京津冀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同样呈逐年递增趋势，2020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分别处于良好协调、中级协调、勉强协调阶段。各省市两系统关键障碍因子存在一定差异性，但也呈现出一定集中性。未来，政府应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深入挖掘数据创新要素潜力，鼓励市场导向化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地区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互促。

本文采用空间竞争博弈模型描述了非区域要素与区域要素之间的匹配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以及区域组织结构的形成机制，通过模型推导分析发现，可以流动的非区域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通过增加与区域要素的匹配程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吸引更多的非区域要素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非区域要素流动成本以及拥挤成本较小时，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非区域要素流动成本较大时，虽然非区域要素的集聚可以增加要素报酬，但较大的流动成本阻碍了非区域要素的流动，从而形成各区域彼此分割的对称结构。

本文采用空间竞争博弈模型描述了非区域要素与区域要素之间的匹配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以及区域组织结构的形成机制，通过模型推导分析发现，可以流动的非区域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通过增加与区域要素的匹配程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吸引更多的非区域要素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非区域要素流动成本以及拥挤成本较小时，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非区域要素流动成本较大时，虽然非区域要素的集聚可以增加要素报酬，但较大的流动成本阻碍了非区域要素的流动，从而形成各区域彼此分割的对称结构。

本文从能源效率视野切入，审视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要素利用效率，利用“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数据，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效应，并对作用机制与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 “新型城镇化”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要素利用效率的提升来自于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以及城镇化内部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市场化环境改善与创新活力增强。这种提升因城市规模、区位分布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为此，需要进一步通过推广试点经验、促进城市经济内部结构调整、完善激励机制来推动新型城镇化，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探究制造业服务化与创新质量的关系，本文以中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区域，基于199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如何影响高技术产业的实质性、可持续及协同性创新。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会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此外，制造业服务化有异质性特征，不同细分行业的制造业有不同效应，其作用于创新质量的方向和程度有所差异。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创新集聚是制造业服务化促进创新质量的作用渠道。以上研究结论为创新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来自制造业服务化和创新集聚的新视角。

为准确测度中国产业升级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法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逐年趋向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二者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加入控制因素以及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甚至更换估计方法后该结果依然稳健；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没有中、西部地区明显；城镇的影响效果低于农村。

本文以2017～2022年国家层面出台的9项工业互联网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构建PMC指数模型，通过文本挖掘、内容分析设定10项一级变量和50项二级变量。研究结果显示：（1）9项政策的PMC指数得分在X₁、X₄、X₅、X₈、X₉五方面具备优势，而在X₂、X₃、X₆、X₇四方面需要强化；（2）9项政策中有1项为完美，7项为优秀，1项为可接受；（3）9项政策的凹陷指数与凹陷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排列为P₇>P₆>P₃>P₈>P₄>P₅>P₂>P₁>P₉。据此提出工业互联网产业政策优化路径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