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社会治安、人文环境、医疗卫生、劳动用工等社会环境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使得我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面临巨大的社会风险。为评价和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风险，本文采用独立性权重法、变异系数法和CRITIC权重法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49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社会风险评价，并基于风险相似度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分析发现，本文选取的49个样本国家社会风险等级可以分为五大类及两个孤立点，其中每一类国家的社会风险存在相同的风险特征。基于本文研究，希望为我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和社会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沿边国家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企业深化开放合作,在创新驱动及人才资源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经济发展和沿边国家双赢合作作出贡献。本文基于2016~2020年20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纳入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考虑,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创新驱动效率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分析了最优企业和低效的企业,探讨影响效率变化的原因,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西亚地处亚欧非交界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开展与西亚各国的经贸关系对 “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与西亚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为基础，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与西亚各国的贸易潜力，测算了双边贸易效率。实证结果表明：双方人均GDP、西亚各国的人口规模和区域贸易协定可以显著促进双边贸易，双边距离和中国的人口规模会阻碍贸易发展。据此建议中国在与西亚贸易往来时，应注重优化贸易结构、加强区域合作、发展港口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防范贸易风险。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企业异质性，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内部经营管理效率两个角度检验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最后实证考察数字化在行业内和城市内对企业绩效的溢出效应。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高，并且对小企业、北方地区、国有企业和数字化水平较高行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能够同时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提高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效率。企业所处行业和城市的数字化水平均会对其绩效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不同类别企业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企业自身数字化、行业和城市溢出效应均会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绩效，而在内部经营管理效率方面，只有企业自身数字化水平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单独境外上市企业占到境外上市企业总数的88.32%,但单独境外上市的研究明显与该数据不匹配,研究数量缺乏。为扩充该方面研究,本文以2012~2020年单独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境外上市与投资效率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单独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企业相比投资效率更低,区分企业上市地点后发现,规模大、信息透明度低、存在代理成本的赴港上市企业比境内上市企业投资效率低,规模小、代理成本高、信息透明度低的赴美上市企业比境内上市企业投资效率低。通过机制分析发现,信息透明度、境外上市和非效率投资三者存在"遮掩效应",境外上市企业未能受到有效的信息约束。

本文基于管理者异质性视角，以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CEO财务经历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CEO财务经历可以抑制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在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财务经历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CEO权利较大的企业中和CEO权利较小的企业中均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这种负相关关系依然显著，但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

本文选取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Heckman两阶段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系统检验担保网络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网络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且这一影响的具体路径是担保网络的 “风险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加入担保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越短、节点数越多，企业创新水平越低。研究结论揭示了担保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为促进担保网络内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参考依据。

本文研究由排污企业与提供治污服务的第三方企业组成的一对一环境服务供应链，基于排污权交易，分别构建排污企业与第三方的分散与集中决策微分博弈模型，以探讨供应链最优决策及协调机制设计。研究表明：较高的消费者环保意识与较低的治污项目运营成本系数均有利于供应链成员治污形成合力；当排污权价格超过一定阈值时，排污企业委托治污的经济效益可以抵消排污权价格作用下生产削减造成的损失，此衍生的红利驱使排污企业转向积极治污；排污企业与第三方任一方污染损害系数的增大都会使对方受益，而自身利润受损，仅当第三方污染损害系数增大时，排污企业出现 “搭便车”行为；激励与收益分配机制协调了供应链，企业各方利润及污染控制效果均实现帕累托改善。

数字化赋能供应链金融创新是推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稳定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在全球金融风险急剧增加的背景下，供应链金融与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相融合，成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授信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本文在对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价指标进行特征选择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动态变异的粒子群算法（DPSO）和AdaBoost算法对SVM进行协同优化和集成，建立了Adaboost-DPSO-SVM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价中，实验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模型相对其他评价模型具有更好的分类识别性能。

为明确碳排放规制的就业效应，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而在中等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抑制就业。因此，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性碳排放规制政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就业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网络模型，从经济物理学视角对比了2000年和2019年世界各国产业部门与其上下游产业部门间的紧密程度，考察了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相对位置。研究表明：（1）全球价值链网络发展整体呈异质性，但后向或前向产业关联中具有竞争优势可促进产业部门在另一侧的竞争优势提升；（2）2000～2019年，各国产业部门的后向和前向紧密度总体呈增长态势，但中国和美国在连接全球价值链中上游供给侧和下游需求侧的作用最为显著；（3）低技术含量、中高技术含量与公共和福利服务产业相对更加贴近上游供给侧，而基础类产业和商业服务类产业相对更加贴近下游需求侧。

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各国自主选择的市场化趋势，三元悖论对于一国汇率制度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本文基于74个国家1980～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基于三元悖论分析的国际汇率制度选择因素，研究表明：资本开放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对于汇率稳定性有负向作用，各国进行汇率制度选择时，三元悖论仍然是可信的指导原则。贸易开放度越高、国内金融发展程度越低，一国越倾向于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与一国汇率稳定性选择呈现倒U型关系，即仅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一国才会采用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外汇储备规模越高，央行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越强，一国汇率稳定性越高。

共享制造是优化制造资源配置的新业态新模式，是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共享共赢的中国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指标体系，利用2018～2020年我国39家共享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并通过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共享制造高质量发展效率进行动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2018～2020年我国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技术效率均值分别为0.897、0.919、0.883，纯技术效率均值分别为0.979、0.975、0.983，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916、0.942、0.898；2018～2020年我国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上升0.4%，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1.3%，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上升1.8%，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上升0.2%，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下降1.5%。2018～2019年我国共享制造高质量发展效率呈上升趋势，2020年有所下降，规模效率对我国共享制造高质量发展效率制约明显。基于此，从技术创新和规模调整两方面，提出促进中国共享制造高质量发展的若干对策。

本文利用我国1952～2020年的统计数据，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揭示物流业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间的增长关系。短期中，物流业增长率与三次产业增长率之间呈现少量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物流业发展受其自身冲击波动较大，受三次产业的冲击波动较小且持续时间较短。长期中，物流业与第一、二、三产业间存在两个长期协整关系，整合为一个长期关系时，物流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增长弹性分别为0.698、0.124、0.308，呈现正向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短期内的非均衡状态会得到大约24%的反向修正和调整。

本文基于2012~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表明,研发投入与财务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发现,研发投入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存在融资结构双重门限效应。当融资结构水平低于第一门限值和介于两个门限值区间时,研发投入增加会显著改善财务状况,但改善效应随融资结构水平提高而显著下降。当融资结构水平大于第二门限值时,研发投入增加会显著增加财务风险。采用替换变量法和滞后一期法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明上述结论成立。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财务风险影响的融资结构门限效应不尽相同,即有双重门限效应和单一门限效应之分。在不同融资结构水平下,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财务风险影响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据此,给控制或防范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因研发投入而引发的财务风险提出了相关建议。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分工的进一步推进，城市网络已然成为区域创新研究的重要视角。本文以成渝城市群为分析对象，以该区域内16个地级市间联合专利为分析变量，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该地区近10年来的创新网络，并借助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凝聚子群分析、网络密度等指标方法对该网络组织框架及其演进过程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1）网络密度不断提升，形成了以成都为绝对核心，重庆、宜宾、绵阳等多次中心的网络结构；（2）节点城市间网络地位相差较为悬殊，创新资源、创新能力相差较大；（3）内部子群数量逐渐减少，成员间合作模式日益成熟。

互联网具有"时空压缩"特质和新经济增长点"催化剂"效应,逐渐成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驱动力量。本文以中国30个省(区、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互联网发展指标体系,基于空间条件收敛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收敛具有促进作用,且呈现直接和溢出的双重促进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东、西部区域经济收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差距稳态趋同的作用,对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互联网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商务应用与发展环境4个维度构建互联网发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估算区域的互联网水平；基于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互联网与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有边际效应递增的促进作用，以知识积累、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时，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均存在明显的单门限效应；中国各区域的知识积累、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因此，应加强中、西部的联动效应，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加强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