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 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基于PSM-DID 模型， 实证研究了自贸试验区建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析了其影响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有效推动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资源禀赋下自贸试验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由东向西效应逐渐减弱。 知识产权保护是自贸试验区设立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 自贸试验区建设应当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 规范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更多内外资进入； 科学配置资源，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以我国2009～2020 年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 战略性金融投资和投机性金融投资为中介变量， 建立并利用单步多重中介模型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中介效应。 实证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 “挤入” 作用， 战略性金融投资和投机性金融投资在其中承担重要中介渠道， 且战略性金融投资比投机性金融投资中介作用更强； 政府补助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 战略性金融投资对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间作用起遮掩效应； 政府补助在中介模型下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差异显著。 本文为政府补助发放后在企业内部通过不同类别金融投资配置渠道作用于企业创新投资的微观机制研究提供经验证据， 并对政府创新鼓励政策和补助发放对象选择有一定参考作用。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 科技创新及科研成果转化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 本文利用我国 2003～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发现： 基础研究短期内对人均GDP 产生负向影响， 但长期过程中会对人均 GDP 产生正向影响； 应用研究在短期内对人均 GDP 产生正向影响；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存在相互溢出效应， 且对人均 GDP产生正向影响。 接着， 通过构建一个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 使用数值模拟方法， 对理论模型的收敛路径进行模拟。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在时间和经济增长两个维度上， 研发结构与它们存在倒 U 型关系， 即一国在发展过程中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比值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本文为新发展阶段如何制定研发创新策略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具有随机增长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分析政府土地政策如何有效权衡 “稳增长” 和所得分配不均双重经济目标。 研究结果表明： 面对家庭部门需求面冲击， 土地投放增速提高， 有利于维持通货膨胀、 利率和土地价格稳定性， 并能降低家庭部门和企业家收入分配； 但不利于维持产出、 消费和资本形成稳定性， 并会扩大家庭部门和企业家消费不均。 面对土地投放供给面冲击， 过高或过低土地投放增速不利于维持产出、 消费、 资本形成稳定； 同时低土地增速会扩大家庭部门和企业家收入差距， 高土地增速则会扩大家庭部门和企业家消费差距。 经对比发现， 土地投放增速为 0.5%左右能够较好地平衡 “稳增长” 和缩小所得分配不均双重目标。

本文利用美、 欧、 中、 日四大经济体 2000年 1 月～2021 年 5 月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 采用基于 TVP-VAR 模型的时变溢出指数法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效应进行测度，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 WBS 结构变点检测方法研究其结构突变及其与全球政治、 经济、 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关联， 并通过时变以及时点脉冲响应分析研究了各经济体在短期、 中期、 长期 3 个不同周期视角下的溢出特征， 以及在中美贸易争端、 新冠肺炎疫情两个重大外部事件冲击下的溢出机制。 结果表明： 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时变总溢出指数存在结构变化， 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 中美贸易摩擦、 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引发了溢出效应的结构转变。 早期美欧两大经济体是主要的溢出风险输出方，中日是主要的接收方， 但自中美贸易争端以来我国的净溢出指数呈上升趋势， 显示出我国抵御外部政策不确定性溢出风险的能力逐渐增强。 在金融危机之前， 各经济体的溢出效应以短期冲击为主， 金融危机之后中长期脉冲响应逐渐显现， 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各经济体的长期脉冲响应普遍激增。

本文采用 2011～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样本数据， 运用面板VAR的方法， 探究了金融生态环境、 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并且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遭受严重的融资困境时， 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并且不利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缓解企业遭受的融资约束问题， 改善企业所在的金融生态环境。 上述研究结果对金融生态环境、 企业融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文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融资环境、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近年来制造业金融化现实背景， 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 构建了企业金融化程度指标， 研究金融化对制造业企业实物资本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影响， 并运用 2015～2020 年 1097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制造业金融化对企业实物资本投资与研发投入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并在金融资产流动性、 企业产权与金融化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角度为金融化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 为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建议， 也为政府制定有关振兴实体经济、 防范金融风险、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等经济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基于经济 “脱实向虚” 愈演愈烈的趋势， 本文以 2008～ 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 研究发现： 异质性动机驱动下的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均不同， 长期投机型金融化通过减缓资本积累进而抑制就业； 短期储备型金融化则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就业， 且该过程的前半路径受到货币政策宽松度的正向调节。 此外， 本文还发现长期投机型金融化对就业的抑制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强， 而短期储备型金融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强。 本文的研究深化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就业的关系研究， 对于政府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机械制造业碳排量较大且收益率较低， 传统减排投资模式难以对冲生产成本压力。 为重塑机械制造类企业碳资产及减排价值体系， 本文运用广义动量模型， 并将机械生产工序描述为价值增值过程。研究发现： （1） 相比于减排技术投资， 制造过程管理亦可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且所需的投入更少； （2） 若实现碳收益最大化， 则需要对全流程实施碳排放控制， 并将碳资产测度融入对生产工序的考量； （3） 碳定价深刻影响机械制造类企业生产过程价值流， 且增加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从总成本视角重塑产品价值增值过程。 研究结论对机械制造类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拓展碳资产收益来源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公众参与的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监管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公众和地方政府参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监管的囚徒困境模型， 引入中央政府构建了三方非合作博弈模型， 对模型的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中央政府通过相关机制设计可以实现 “中央施加压力、 地方严格监督、 公众积极参与” 的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监管局面， 相关机制设计包括奖优、 罚劣和加大环保督查 3 个方面， 三者的作用具有互补性。 在此基础上， 从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 建立环境督查 “回头看” 的长效机制和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

本文基于 2015～ 2019 年中国省域数据， 建立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关联系数标准差测算指标权重， 运用证据推理测度我国物流业发展水平，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揭示空间分布特征及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 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呈现非均衡性和稳定性； 我国物流业于2019 年步入 “高质量－高速度” 发展阶段。 旨在为推动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供可量化的参考依据。

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 资本市场需要突破 “市场壁垒”， 参与碳交易市场建设， 以 “碳中和” 促改革、 谋发展。 本文基于 2013 年 8 月 8 日～ 2021 年 11 月 9 日中国八大碳交易市场非平衡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碳交易市场收益率非平衡性， 并运用 ARCH模型族对各地方碳交易市场进行异质性分析。 通过对碳交易市场进行全市场、 多维度研究发现： 中国碳交易市场整体具有明显非平衡性特征； 碳交易市场在碳价、 市场规模、 应对外部冲击等方面具有显著异质性； 此外， 投资者关注对碳交易市场收益有显著影响， 将投资者引入碳交易市场有助于激发碳交易市场活力。 研究旨在分析中国碳交易市场整体发展特征， 为全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路径提供理论借鉴； 同时深入剖析各个碳交易市场发展特点， 更具针对性、客观性、 前瞻性地指导地方碳交易市场发展， 有效推动地方减碳工作开展， 最终形成以全国碳交易市场为中心， 地方碳交易市场为基本点的 “一个中心， 多个基本点” 碳交易市场发展格局， 助力 “双碳” 目标和 “十四五” 规划如期完成。

本文基于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 市）的面板数据， 引入中介效应模型， 实证研究数字化基础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创业的中介效应及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 （1）数字化基础有利于居民创业； （2） 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化基础影响居民创业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且数字化支持程度发挥的中介作用最强， 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次之； （3） 数字化基础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创业影响具有差异性， 二者对城镇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 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 可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其对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并从区域内和跨区域两个维度展开。 实证结果表明： 基础设施对中亚区域内和加入俄罗斯后形成的中亚跨区域这两种情形的一体化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 即并不能依靠基础设施的改善来提高区域贸易比重， 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 而需要通过其他路径加以推进； 基础设施对于加入中国之后形成的中亚跨区域一体化， 则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 有助于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合作水平， 也完全契合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

经济增长与生态福利绩效存在内生关联性，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分析两者的双向作用性， 并以 2010～ 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 引入空间联立方程模型， 融合 Moran's I 指数， 实证分析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双向作用及时空演变特征， 并以 3SLS 估计方法及动态 SYS-GMM 模型验证双向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 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生态效率及福利效应的路径， 实现双向作用， 且该作用存在东、 中、 西部的空间区域差异性， 呈现 “H-H、L-L” 正相关的空间聚集性及溢出效应， 据此， 给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本文以中部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选取 2009～ 2019 年中部六省 9 种主要的工业能源消费量进行碳排放计算。 通过 Tapio 脱钩模型、 LMDI 指数分解法与熵值法相结合的方式， 对中部六省工业能源碳排放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 研究发现， 现阶段， 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增速减缓， 工业经济增长趋于平稳。 且中部六省整体呈现出从弱脱钩向强脱钩发展的变化趋势。 与此同时， 中部六省实现最佳脱钩状态的顺序为： 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安徽＞山西。 经熵值法优化后得出， 能源消费效应是促进碳排放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而能源结构效应是促进碳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 因此， 依靠优化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方式具有较大的潜力促进中部六省节能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