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选取2006～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衡量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数字经济水平，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创新产出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创新产出水平的提高是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机制。

数据要素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将数据要素引入新结构增长模型，研究数据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由数据要素投入直接带来的经济增长；间接效应是通过数据要素驱动生产结构升级和禀赋结构变迁间接促进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发现，随着数据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人均数据与人均资本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尤其是当人均数据超过人均资本时，数据/劳动禀赋结构占主导地位，经济增长主要由数据要素驱动。因此，充分发掘数据要素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可以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加速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水平；（2）数字化转型会通过增强企业动态能力，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3）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密集型和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前，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两者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增强经济韧性；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能力、创业活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增强经济韧性的3个渠道；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经济韧性，也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由此，本文的研究促进了对数字经济发展效应的理解，也为探索经济韧性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结构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2～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Dagumn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法探究其区域差异来源和结构差异来源。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中国各省市、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华东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中南、华北地区次之，西南、西北、东北地区数字经济欠发达；（2）研究期内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差异不断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其贡献率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更显著；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为明显；（3）华北、华东和西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是社会应用体系和核心产业体系，中南和西南地区则是核心产业体系和数字技术体系。

本文构建数字贸易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依托长三角2005～2020年的数据，分析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渠道。结果发现，数字贸易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渠道检验显示，数字贸易通过技术进步间接作用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为评估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长三角制造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高铁作为中国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其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关联、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4～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对城市绿色创新指数进行了测度，并利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能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高铁开通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而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方面，高铁开通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中心城市的绿色创新，而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非中心城市的影响较弱。

本文在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基础上，构建五螺旋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组态视角分析我国绿色创新绩效状况。研究发现：（1）高产业运营是实现高绿色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2）实现高绿色创新绩效共有4种组态：自然环境压力倒逼下的产研联合驱动型、自然环境压力倒逼下的产业与公众联合驱动型、政策和公众助力下的产研联合驱动型、市场和政策双元主导下的产业驱动型；（3）导致非高绿色创新绩效的是4种二阶等价组态，非高产业运营和非高政策驱动是核心条件。本研究不仅拓展了QCA和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应用场景，也指出了我国绿色创新发展背后的地区发展与制度逻辑的差异性，为地方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外部融资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投入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基于我国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试点启动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业全部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引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融资约束和盈利能力在金融开放影响研发投入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确实具有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投入的作用；（2）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是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并且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在金融开放改革中获得的红利越多，融资约束缓解程度更为明显；（3）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受到自贸区金融开放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更强，更有利于其加大创新投入。

财政补贴是政府激励新能源汽车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驱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集中度动态演进的有效措施之一。本文基于超效率ＳＢＭ模型测算2012～2020年间4家沪深A股上市新能源汽车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实证分析市场集中度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以及财政补贴的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集中度较高；市场集中度在超过一定门槛值后，才能驱动新能源汽车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财政补贴能够驱动市场集中度提高，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财政补贴与市场集中度的交互作用可以促进新能源汽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在研发投资和创新水平高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中效果尤为明显。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事件背景，选取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疫情爆发前后一定时间窗口期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组织冗余水平的提高，能显著减轻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关系；制度环境发展越成熟，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负向关系越弱。

本文聚焦于财政工具对金融市场的调控作用，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框架下，研究金融错配和政府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双边效应。双边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金融错配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政府补贴能够平滑绝大部分金融错配的负向影响，尽管两者综合作用下企业生产率仍低于有效生产率，但也体现了政府补贴作为财政工具对市场调控的有效性。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净效应低于民营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受到的影响净效应低于西部企业。因此，应注重金融市场的所有制歧视和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建立更加完善的政府补贴机制，在优化要素配置的前提下持续推动技术创新。

专利许可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但针对专利许可进行激励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本文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建立专利许可交易双方的成本收益模型，论证了所得税优惠抑制许可方的专利许可活动。利用高端装备制造业Ａ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结合面板二值选择模型Logit回归、面板负二项回归等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所得税优惠金额、优惠资格认定显著抑制许可方的专利许可决策、许可数量；所得税优惠显著抑制东部企业的专利许可，但非东部企业仅有所得税优惠金额显著抑制专利许可决策。研究揭示了所得税优惠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专利许可抑制作用的内在影响机制，并为我国税收政策设计和企业技术转让决策提供依据。

本文基于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与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空间效应及中间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本地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该种非线性特征同样存在于空间溢出效应之中；在人口密度、对外开放、经济规模3种中间机制约束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呈现非线性冲击。其中，人口密度与对外开放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经济规模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更换回归样本以及计量模型的情况下，实证结果仍然稳健。本文深化了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低碳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从供给侧角度为“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提供不同的治理思路与政策建议。

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是“十四五”时期中国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区域经济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和创新与进化能力3个维度分析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同时借助2011～2020年中国省域数据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政策支持在两产业协同集聚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过程中起增强型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合理加强“两业融合”，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思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动态评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图景，对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做动态测度。结果显示，2015年以来，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指数呈快速增长态势，创新发展是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区域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的质量亟待提高。“十四五”时期，协同发展政策设计的重点应向区域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予以倾斜，以消解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域内小循环”与“跨区域大循环”的开放新格局。

21世纪以来，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急剧上升，政府出台多种类型的经济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但同时也使得股票市场剧烈震荡。在此背景下，研究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与股市之间相互影响的差异性，对于全面把握不同类型经济政策出台的力度和组合方式，进而稳定金融市场、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VAR-MVGARCH-BEKK（DCC）模型，本文对比研究了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动态相关性及其差异性。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以及外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间联系最紧密，财政政策次之，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市间联系最弱；（2）货币政策以及外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股市有较强的负效应，且持续时间较长；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股市有正效应；（3）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外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市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呈现短期显著、长期缓慢衰减的特性；仅存在贸易政策对股市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4）货币政策以及外汇与资本项目政策不确定性与股市间存在显著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果可以为政策制定者维护股票市场稳定、防范风险传染以及投资者规避风险出台差异化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后疫情时代下，逆全球化加速，全球价值链呈现出整体规模萎靡、本土化等特征，国内汽车产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不确定性日益增大的市场环境要求汽车产业必须对自身所面临的风险进行监测、防控，因此急需构建一套有效的汽车产业安全预警体系。结合后疫情时代背景和产业安全理论以及国内汽车市场特点，本文构建基于WTC（WSR-TEI@I-CRITIC）方法的汽车产业安全预警模型，首先基于物理－事理－人理方法构建汽车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继而运用TEI@I方法论构建基于Stacking的LR-VAR-LSTM安全评价指标预测模型，最后采用CRITIC赋权法计算汽车产业安全指数，并构造预警区间，判断产业安全状况。实验表明，基于WTC方法的汽车产业安全预警模型显示出良好的预测效果，且能够根据后疫情时代下国内外市场变化及时做出响应。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油气市场剧烈震荡，价格陡然升高，给我国油气进口带来巨大成本压力。跨期勘探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增加油气供给，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建立1995～2019南海油气产能模型；将边界产能与实际产能对比分析发现，油气产能效率总体较高、每8年一个波动周期；随着时间推移，产能效率递减，说明北部近海油气已过峰值，未来增产的出路主要在南部远海深海；选择以满足南海经济圈（琼粤桂）油气需求为目标，构建了2020～2049油气开发跨期优化模型，带入7个一级指标，设计了5个约束机制。本文研究旨在促进南部海域油气开发零的突破，增加产能，弥补缺口，实现南海经济圈油气供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