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经济发展利于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智能经济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经济主体价值目标多元化和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有利条件，人口数量红利下降对经济发展造成外在压力也间接助推智能经济发展。针对智能经济发展现状，本文主要从其发展特点、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及挑战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提出通过专业数据库建设、复合型人才培养、传统产业的信息数据化、缩小区域间“数字鸿沟”、发挥政府职能以及5G站点建设6个路径来解决我国智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资金是企业运行的“血液”。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和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能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拓宽覆盖面，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工具。本文先从理论层面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工业智能制造的传导路径及其作用机制，然后综合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分位数回归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智能制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着智能化生产转型，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的中介渠道来推动工业智能制造；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工业智能制造的作用有异质性，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布态势。

本文采用Super－DDF模型测度水资源利用效率，构建Tobit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处于中等水平，未达到完全有效；②全流域来看，数字经济促进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在黄河上、中游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在黄河下游存在抑制作用，但结果不显著；③数字经济在制造业发展水平的调节下，有利于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在资源禀赋的调节下，不利于其利用效率的提升。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这种集聚对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SDM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论述数字经济空间集聚对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空间集聚对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为“倒N”型非线性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和异质性，并且产业结构在该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注意数字经济空间集聚对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不同阶段影响，增加新兴城市群建设，充分发挥空间外溢效应；推动“东数西算”工程，形成能源与数字要素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避免掉入产数融合不足和过度集聚造成能源效率递减的陷阱；最后在数字经济中后期着重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成能源效率的长效提升。

创新主体和监管主体反复博弈、不断学习和调整策略的过程，构成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监管的复杂系统。本文在基于微观主体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技术联盟创新合作监管演化博弈模型，讨论了大数据辅助创新合作监管的演化过程、稳定点和政策制定切入点。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建立良好的制度保证创新主体合作“绩效”大于不合作“补贴”，可以使得大数据以弱监管的方式辅助创新合作监管，长期来看可以通过增加不合作处罚、提高失职处罚率来实现，这是创新合作监管的根本所在，大数据监管成功率的提高能够实现创新合作监管“技术赋能”，从而有效降低不合作“补贴”。本文为促进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和理论支撑。

随着我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弊端频现，作为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至关重要，然而，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不同经济时期具有非线性效应。基于此，本文采取因子扩展方法和马尔科夫链对经典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改进，检验了改进后各类模型的参数估计性质，并以检验出的最优模型研究了我国不同货币政策类型在不同经济时期对三次产业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非线性作用。研究发现：我国货币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效应，在经济处于低迷时期，紧缩的数量型及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经济走出泥淖，在经济处于高涨时期，宽松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与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更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后建议结合不同经济区制的特点，配合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能够更精确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目标，实现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实施要求。

本文基于2012～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细分行业就业占比为研究对象，以工业机器人渗透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就业结构影响显著，导致传统制造业就业占比下降，但促进汽车与电气机械等行业的就业占比上升；工业机器人对服务业就业占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就业占比上升；机制检验发现，生产率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扮演着中介角色，而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存在差异。

本文基于修正后Lilien指数模型，测度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并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表现为先波动提升（2010～2016年），后平稳增长（2016～2020年）的发展态势，并呈现出东－东北－西－中部地区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在空间上具有明显正相关关系，“高高集聚”省（区、市）主要来自于东部地区，“低低集聚”省（区、市）则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科技投入、经济基础、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则对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为了解决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内部动力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紧缺三方面的困境，并研究其与转型升级绩效的组合关系，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sQCA）从企业内部－外部两个方面分析转型意愿、技术创新和社会网络特征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绩效的组态影响，探寻制造企业实现高效转型的最优组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可通过网络中心性－转型意愿主导型、网络中心性主导型、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结强度主导型、网络联结强度－转型意愿主导型4种组态获得高转型升级绩效。组态中提升制造企业网络中心性是核心，增强转型意愿和网络联结强度是关键。

实施双积分政策是引导传统车企加大节能减排研发投入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双积分政策构建垄断汽车制造商和竞争经销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研究汽车制造商同时生产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研发投资策略，探讨双积分政策和研发投资策略的交互影响。研究表明，在双车型生产模式下，双积分政策对燃油车燃油能耗的核算直接影响制造商研发投资策略，只有实际能耗和标准能耗适中时，汽车制造商才会同时对两类车型进行研发投资；提高研发投资水平总能增加新能源积分，但只有在其得分效率较高时才能增加燃油消耗积分；双积分政策对燃油车节能减排标准越严格，燃油车产销量越少，但并不一定能激励节能降耗的研发投资，车型能耗水平并不一定改善。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金融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来看，金融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起到了显著抑制作用；分类上来看，保险持股和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信托持股对金融化有显著推动作用，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金融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通过公司治理和融资约束渠道实现。这为金融机构持有企业股权能更好对接金融与实体经济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本文实证检验了本地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对公司冗员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密切联系的本地社会网络关系会形成公司超额雇佣员工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外在压力，一定程度上形成公司的冗员负担。在公司董事长为本地人时，这一效应更为显著。同时，在国有企业中，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加剧本地社会网络对公司冗员负担的影响。但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上述问题。进一步检验证实本地社会网络对公司形成的冗员负担最终会导致公司价值受损。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冗员形成影响因素的有关文献，也对企业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外部政策资源利用能力和企业内部创新资源整合能力两个角度，分析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对财政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补贴政策总体上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外部政策资源利用能力对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调节效应，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对实质性创新成果以及策略性创新成果的影响上，而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内部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对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且在创新成果绩效方面的中介效应明显高于经济绩效。

碳市场与有色金属市场关系密切，但对两类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的强度和方向研究较少。本文通过Paasche指数方法构建了国内碳市场统一价格指数，采用TVP－VAR模型对EUA期货市场、国内碳交易市场以及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的时变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利用基于TVP－VAR模型的时变波动溢出指数研究了三者之间的风险溢出强度和方向。实证研究发现：碳市场和有色金属期货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强度和方向具有时变和非对称的特征。碳市场和有色金属期货市场之间的时变溢出效应在滞后1期最为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溢出效应逐渐减弱。相比于国内碳交易市场，EUA期货市场是有色金属期货市场风险波动的主要来源。研究结果对投资者规避投资风险、相关企业发展以及决策部门实施有效政策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国内碳交易市场，以实现国内低碳经济转型。

近年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与日益显著的全球环境治理需求大背景下，传统化石能源的安全程度仍与国家发展紧密相关。本文组合运用TOPSIS法和熵值法两种分析工具，利用我国2008～2020年相关数据，基于资源、市场、环境和资源利用效率4个方面构建全新能源安全指标体系，针对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3种传统化石能源资源进行安全测度研究。测算结果显示，我国整体能源安全水平仍处于低位，但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后开始提升，仍需在国际合作、市场开拓、技术研发、能源替代等方面推进改革措施，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多元保障。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系，以“雾霾”治理为例，使用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基于PSM－DID模型的政策检验，对中国环境治理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考察。通过实证检验和机制分析认为：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符，检验结果认为“雾霾”治理对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存在负面影响，但其通过工业经济规模、技术清洁化和技术高级化对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为正。具体机制为：污染型产业外移、环境成本内部化促使产品价格上涨均为理论和政策上预计的正向效应，且技术清洁化和技术高级化的“创新补偿”效应显著存在。研究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两点：（1）进一步提升完善市场机制，继续通过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提升完善环境经济领域市场机制；（2）强化以中央政府垂直管理为主要管理模式，克服诟病已久的“逐底竞争”动机，提高地方政策财政支出效率，保障“创新补偿”效应的条件，促进技术清洁化和高级化升级。

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行打通了新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已成为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本文依据26个中欧班列沿线国家2001~2020年的贸易数据，建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并分析中欧班列对贸易效率的影响，最终结合反事实模拟，利用预期贸易增长空间和极限贸易增长空间两个测度指标，分析中欧班列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运输距离对贸易的抑制性明显，沿线国家的2020年平均出口和进口贸易效率分别为44.37%和46.04%，出口贸易效率的增速快于进口，出口贸易效率分布离散程度远小于进口；中欧班列的开通会显著提升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进一步，运输距离和运输时间的缩短均能显著提升贸易效率，对进口效率的提升程度大于出口效率；同时，运输距离的缩短会降低贸易效率的波动；根据反事实模拟结果，中欧班列开通使沿线国家的预期贸易增长空间达到16.70%~45.24%，对进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大于出口贸易。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北地区人口净迁出已经持续了10年之久，这使得东北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区域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受到抑制甚至负增长，本研究旨在探索人口迁移影响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形成及每个环节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2001~2020年东三省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迁移到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清晰可见，并且确已形成一个传导链条；利用好这一传导规律，引导东北迁移人口有序流动，稳定东北人口数量是扭转东北经济增长缓慢的关键抓手，是协调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