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建立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CRITIC-熵值法组合权重模型，对截至2012年上市的64家汽车制造企业2018～2020年的数字化转型情况进行了评价，提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4个研究假设，并通过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验证研究假设。结果表明：我国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良好，超50%的企业数字化指数在3年内有所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会通过降低企业营业成本率来提高企业绩效；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的管理费用率和销售费用率。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如何缓解城市贫困的基础上，使用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相对贫困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数字经济可显著缓解城市贫困，进行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相比之下，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减贫效果较大，东部地区较小；数字经济减贫存在单门槛效应，超过门槛值后，减贫效应明显提升；贫困程度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更明显；数字经济缓解贫困的机制为增加就业和激发创业热情；为发挥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本文从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建立长效扶贫机制等方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电子制造企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沪深A股电子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驱动效果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文化程度较高或企业处于衰退阶段时，与国有企业相比，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推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地区市场化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驱动效应也产生非对称影响。

本文采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际的相关数据，从互联网普及率、信息产业相关从业情况、数字产业相关产出情况等5个方面选取指标。测算出31个省（区、市）的数字经济水平。同时，从灰色关联度、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关联网络，实证研究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变化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形式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现象，区域差异明显；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区、市）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较高；数字经济发展较快，且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省（区、市）对周边地区的空间外部溢出效应更加显著。最后提出政府应该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效应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加强监管引导的建议。

本文基于“两化”融合贯标试点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以制造业上市企业为对象，对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二者的联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资本配置效率，该结论经过多次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促进作用；（3）通过异质性分析，相较于国有企业和管制性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竞争性企业中更加明显。

技术创新是引领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了解中国区域物流业技术创新的空间差异和演进过程有利于提出针对性对策以缩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差异，促进物流业协同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本文利用爬虫技术从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上获取物流业专利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中国物流业技术创新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并利用高斯核密度函数揭示其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中国物流业技术创新的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与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中国物流技术创新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各个区域呈现不同的动态演进过程。

持续性的创新投入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面对日趋集中的买方势力，保持创新的持续性是应对市场波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资源能力和知识管理视角，利用2013～2020年沪深A股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上游整车企业的集中度对零部件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买方市场势力与企业的创新持续性呈现倒U型关系。路径机制研究表明，战略差异度在买方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倒U型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力有助于平滑买方市场势力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处在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而言，成熟期企业战略差异度的中介效应最高。

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单元，其创新能力的提升能有效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本文运用重心模型、空间耦合分析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对西北五省2011～2020年地级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0年西北五省城市创新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4.39%，区域发展现状有所改善，但城市创新系统内部协同性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城市创新能力与创新环境的重心具有较强的空间重叠性，创新能力重心变动的核心驱动力逐渐由创新主体、创新绩效向创新资源转换，而城市创新能力空间分布的驱动因子主要集中在创新主体层面。

本文基于1989～2020年我国5G领域专利申请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合作网络视角下组织韧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内部知识异质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组织韧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有倒U型影响；企业内部知识异质性削弱了组织韧性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影响关系。

本文通过将工业绿色创新过程划分为研发与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围绕金融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研发效率及成果转化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展开研究，发现：（1）金融集聚可正向影响工业绿色创新研发效率，但其主要表现为本地效应，对临近地区的影响不明显；（2）产业结构及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均与工业绿色创新研发效率正相关，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研发效率负相关；（3）金融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存在瓶颈，本地效应不明显，但对邻近地区表现为负效应；（4）工业企业规模与工业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效率负相关，产业结构、地区基础设施及对外开放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正相关。

人工智能在21世纪以来发展迅速，它与各个领域的结合发展促进了各个领域的飞快发展。本文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量化应用，通过引入20个涵盖了价值、技术、动量、情绪反转等指标和8个机器学习算法对沪深两市股票收益率进行预测。从各个指标对模型的贡献程度来看，本文发现动量、反转和技术指标对股票未来收益率的影响程度最高。随后，本文按照这些股票的预测收益率进行排序并形成了交易策略。通过比较各个模型的结果发现预测收益率形成的交易策略在中国市场能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且深度神经网络的预测效果最佳，正则化的线性机器学习模型次之。通过机器学习深度挖掘各个因子指标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市场交易中的非理性因素。

本文基于工业机器人迅猛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平均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渗透密度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力平均工资将增加215元，即工业机器人应用产生了明显的工资溢价。在不同区域，工业机器人应用产生的工资溢价具有很明显的差别，在东部区域、中部区域、东北部区域依次降低，在西部区域，工业机器人应用反而会对劳动力平均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通过促进技能升级这一途径产生工资溢价。本文结论对于促进智能制造和劳动力市场协同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参考意义。

本文基于企业行为视角，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与区域异质性。利用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绿色信贷对传统能源行业有正向的就业效应，但随着绿色信贷规模的增加，这种正向作用会随之减弱；清洁能源需求量在政策效应发挥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绿色信贷的政策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由于对传统能源行业的依赖度较高，绿色信贷有较强的正向就业效应；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由于绿色信贷规模较低，其正向就业效应更强。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2～2020年全球风电设备贸易网络拓扑结构和社团结构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全球风电设备贸易网络联系密切，并存在小世界特征；个体上，各产品贸易网络节点中心性差异较小，其中，中国风电设备产业贸易地位逐渐提高，并在各产品贸易网络中居核心地位；空间上，风电设备贸易网络中心不断向东亚转移，形成了欧洲、北美洲和东亚三足鼎立的空间格局；各产品贸易网络社团板块演变特征表明，玻璃纤维贸易网络较为均衡，而风电设备零件和风力发电机贸易网络不均衡特征明显。

本文以2008年实施的环境信息披露为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DID）以及空间双重差分（SDID）模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地区经济低碳发展。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显著降低了碳排放，促进地区经济低碳发展，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环境信息披露促进地区经济低碳发展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的低碳经济促进作用在地理位置、城市行政等级、能源消耗强度、环境监管强度方面存在差异。进一步的拓展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降低本地区碳排放的同时，却导致了其他地区的碳排放增加。研究结论对于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碳排放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

在分析工业集聚、金融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后，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集聚、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工业集聚与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金融集聚可以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二者对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及样本观测时间的情况下，实证结果仍然稳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深化了工业集聚、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并为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政策参考。

发展建筑垃圾资源循环产业需要有效的政策体系支持，对相关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可以为政策制定、调整、优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以2001～2021年中国国家层面发布的80项建筑垃圾资源化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政策效力评价标准和PMC指数政策评价模型，并对其中6项政策文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建筑垃圾资源循环法律对其他级别的政策具有导向引领作用；样本政策文本的PMC指数得分均值属于良好级别，仍存在改善空间；政策重保障、轻激励，产业进程主要依赖企业，行业发展动力不足。据此针对政策制定者、企业、行业协会提出对策建议。

为了促进企业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恢复，提升企业恢复力，本文梳理总结企业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企业、外部环境等层面，建立了企业恢复力的研究框架；其次结合疫情及其防控的特点从动力学的视角建立了企业恢复的研究模型，解释了企业恢复力的组成及表征形式；然后探讨了企业恢复的动量、冲量、动能等，分别从时间和空间解释了恢复力对企业恢复状态的影响；最后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企业恢复的过程模型。模型表明领导者特质和能力、企业资源、企业规模、疫情冲击、政策援助等因素通过影响企业恢复力来决定企业恢复的加速度、速度、动量和动能，进而决定了企业恢复的状态。

知识是企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力量，企业在市场环境中依靠知识赢得竞争、博取经济利润的能力，可称为“企业知识竞争力”。企业通过反复循环的再生产过程，形成“通用性知识-专用性知识-专有性知识”三层次知识结构。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企业知识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和评价体系，并采用“级差赋权法”对2012～2020年计算机通信行业183家上市公司企业知识竞争力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计算机通信行业企业知识竞争力总体水平较低且“两极分化”现象较为突出；通用性知识、专用性知识和专有性知识对企业竞争力存在数量级的差异，其贡献程度依次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