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美间贸易战的背景,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析了该事件产生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而相应提升,从而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并在政治关联、所处成长期、竞争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异质性;(2)基于融资的角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提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且会降低企业的融资规模,具体来说,融资约束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表现为 "遮掩效应",而不论是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都表现为 "促进效应"。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将2014年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经过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政策效应受企业规模、股权性质、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通过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中介效应作用于企业价值。

信息基础设施作为生产所需的要素资源,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以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前后企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差异,结果发现:"宽带中国"战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间良性互动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且 "宽带中国"战略的受益范围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具有扩散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所在地营商环境优良,且企业自身重视创新努力,则 "宽带中国"战略的积极效果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信息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本文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乌普萨拉模型进行改进,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的影响。根据战略三脚架,从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视角切入,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行业前景对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低,企业越倾向于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在初始对外直接投资中便选择较高投资速度;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投资行业前景越好,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低的企业越倾向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水平高、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上述结论更显著。

本文选取汽车制造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充分考虑供应链风险管理对供应链整合的影响,对供应链整合和汽车制造企业上市公司运营绩效的关系以及供应链风险管理在汽车制造企业上市公司供应链整合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整合对企业运营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供应链风险管理对企业运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汽车制造企业上市公司的供应链风险管理对供应链整合与企业运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际2011~2020年有关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SBM模型计算了各省域的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数水平,并且建立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者耦合协调模型,然后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分析了东、中和西部地区耦合度差异的来源。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指数、技术创新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遥遥领先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全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系统耦合协调度近似呈现U型变化趋势,属于中等耦合协调,但波动不大,东部地区三系统处于高度耦合的状态,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低度耦合的状态;"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和 "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对三系统的耦合起到支持作用;全国的三系统耦合度基尼系数最高,接下来是东、西和中部,东、中与西部三系统耦合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最后提出继续提高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水平,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尽快实现各个区域间三者高度耦合协调持续发展的建议。

本文选取2013~2020年省级高技术产业数据,通过门槛模型,从产业规模和人才供给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 "虹吸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基础设施对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有显著促进效果;(2)当地区的产业规模以及在校大学生数量低于某一门槛值,数字基础设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促进效果会转为抑制效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对于产业规模较大且人才供给充足地区,应重点加强科创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而对于产业规模较小且人才供给匮乏地区,由于"虹吸效应",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将不可避免地被进一步压缩,因此政府更应关注其他民生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

作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座,数字新基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层面系统梳理数字新基建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采用2013~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具体作用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有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结论在经内生性检验后仍成立。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新基建能通过促进知识共享与增加绿色金融扶持等途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因此,应构建集群式数字新基建格局、采取差别化数字新基建战略、探索数字新基建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多维路径,不断拓展数字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技术创新融合的广度。

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在前列,对引领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军工企业特点,采用 "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梳理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利用DEMATEL模型识别其中关键驱动因素,并基于A股上市军工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水平、盈利能力、数据安全水平、行业竞争对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在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各因素对不同行业军工企业影响程度不同。为加快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应加大军工行业开放力度,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专项支持,构建以军工企业为核心的数字生态,让军工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借助绿色信贷推进电力生产低碳转型,成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稳健促进发电行业的低碳转型,且该效应在用电规模较大、对外开放程度和工业化水平较高地区表现更强;基于前端投入、发电过程和末端产出视角,绿色信贷通过激发绿色发电潜能、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出结构绿色化3个机制,推动发电行业低碳转型。此外,创新性细化技术创新方式研究发现,绿色信贷通过激励发电行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而非合作创新与技术引进,促进其低碳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转型金融稳步发展、鼓励发电行业通过自主技术创新等途径加快低碳转型,提供方向指引。

本文将中国化石能源开采业分为煤炭开采业和油气开采业,关注净能源生产、环境污染和经济效益3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05~2019年中国化石能源开采业及其子行业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1)2013年后,化石能源开采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后其净能源产量保持递增; (2)2013年后,化石能源开采业的污染物治理效果逐渐变好;(3)2005~2019年间,化石能源开采业的资本存量波动性上涨;(4)2005~2019年间,油气开采业的综合评价结果始终优于煤炭开采业。2016年后,化石能源开采业及其子行业的综合评价结果保持上升,我国化石能源开采业及其子行业正处于良性的发展之中。

在 "碳中和碳达峰"的政策指向下,我国经济正在朝着绿色转型升级的方向推进。商贸流通业作为市场的先导性与基础性产业,其健康发展对国内的整个产业链有着极为突出的作用,为技术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对应的,技术创新又是流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结合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构建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发现我国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耦合关系正处于耦合对抗向良性耦合过渡的阶段,技术创新相对滞后,协调关系则多表现为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各地区协调度变化具有一定差异,对此,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推动我国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耦合与协调发展。

低碳经济是近年来新兴的产业发展模式,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相比,更具优势。由此,本文在掌握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及内容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法,选取2005~2020年国家统计局、上交所和深交所公布的符合低碳经济新兴产业要求的1023个年度观测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和检验得到:(1)政府的碳交易市场运作机制及政策优惠和财政直接补贴对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的经济效益效率存在较大影响;(2)政府产业链及基础设施投资与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社会生产效益和信息披露质量呈现正相关回归关系,并且在1%水平显示统计的显著性;(3)在政府相关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经济效益的效率影响上,上市企业表现的趋势一致。

新经济地理发展下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以生产率差异为基石,认为高生产率企业具有低边际生产成本,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垂直异质性。本文试图讨论地区生产效率和质量投入双重异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市场非对称情况下,单独提高质量投入比单独提高生产率更有优势,单独提高质量投入会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而增加市场份额,单独提高生产率则会在运输成本降到一定阈值后导致地区市场份额的削弱;此外,生产率和质量投入 "两头兼顾"的方式虽然会增加地区市场份额,但是其所带来的集聚力会弱于单独提高质量投入的方式。总的来看,未来把握好地区的质量投入才是扩大地区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布情况的重要途径。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本文基于2000~2021年相关数据,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角度考察了疫情冲击下长三角26市2020年与2021年的经济韧性,并深入探讨了各市经济韧性的空间相关性,分析了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三角中东部城市的经济韧性较强,西部城市经济韧性较弱;(2)疫情对长三角的经济冲击是暂时的、可恢复的,2021年大多数城市已恢复到疫情前或更好的水平;(3)区域发展基础、科技创新水平、劳动力环境、产业组成、政府管理、对外开放程度是抵抗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卫生事业水平、产业组成、对外开放程度是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4)长三角地区经济韧性具有正向空间关联性,特别是2020年抵抗力的空间关联性较为明显,形成了 "长三角一体化"特征。

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是改善生态环境、实现 "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应有之策。本文采用2011~2020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体来看,能源技术创新可显著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以短期效应为主;从作用机制来看,创新要素集聚在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能源技术创新可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可正向调节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提出构建能源技术创新生态圈、建立绿色经济内外一体化发展机制、打造区域能源技术创新产业集群的建议,以更好地发挥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赋能作用。

本文构建政企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政企双方的行为互动机制,分析模型中双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并数值模拟政府补贴意愿、政府补贴额度、政府检查概率、企业进入新基建行业意愿等因素变化时,政企行为的演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新基建行业的高额收益是吸引企业进入的重要因素,但是高昂的研发成本也是企业进入新基建行业的主要阻碍;政府的补贴额度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政府检查概率提升对政府选择补贴策略与企业选择进入新基建行业均具有正向影响。政府应在给予企业适度的补贴资金扶持新基建发展的同时,成立专业的检查监督小组,及时了解企业的投资运营动态,提高补贴的有效性和精准度,以促进新基建良性、有序发展。研究结论为更好发挥 "有为政府"在我国新基建发展进程的作用提供了借鉴。

利用CGE模型中不同宏观闭合选择的情景分析,本文检验了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多种宏观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主要发现:(1)综合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观点可解释供给冲击压力,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偏重投资等形成供给冲击压力诱因;(2)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对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供给冲击压力有着不完全一样的解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冲击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则需要政府作用的适当发挥;(3)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产业链断链断供冲击对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远超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壁垒,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政策启示:(1)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协同对冲市场预期转弱趋势,沉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挑战;(2)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实现供给与需求在更高水平上的均衡;(3)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