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作为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中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要素,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工业绿色转型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其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均稳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且通过科技创新的提升来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具有非线性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分组回归表明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转型存在南北、省域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异质性。上述发现为认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相关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熵权法综合测度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经济能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且对高质量发展的不同维度影响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经济活力、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开放发展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间发挥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对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则表现为正向不显著;数字经济对特大、超大和大城市高质量发展发挥促进作用,对中等和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发展为制造业互联网供应链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以2014~2021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运用理论分析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建立大数据驱动互联网供应链产品服务能力测度指标体系,结合Malmquist模型对制造业互联网供应链产品服务能力进行测算。并从客户服务体验、产品服务创新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投融资效率和供应链治理能力5个层面,提出有效的互联网供应链产品服务能力创新策略。所构建的互联网供应链产品服务能力测度指标及模型,进一步丰富了产品服务创新和动态能力管理研究,同时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品服务创新提供了理论借鉴。

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的就业迁移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变动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我国城市级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迁移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推动了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的就业迁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的就业迁移效应更加明显。其中,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引致就业迁移。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加强跨地区协作以缩小发展差距,深化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中的作用。

本文采用2009~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自主能力、需求结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消费环境5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越大,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水平越低,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但近期有减弱趋势。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与我国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关联度最强的是消费环境,最弱的是需求结构。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恶化消费环境和消费结构、阻止消费升级来抑制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尊重区域差异性,制定协调发展机制;优化消费环境和消费结构,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可促进我国消费主导型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成果,对于中国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中欧班列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沿海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中欧班列开通对于内陆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中欧班列开通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研究结论既完善了中欧班列开通在绿色发展方面的评估研究,又为中国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参考。

建筑业海外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面临着复杂多样的风险。为帮助我国建筑企业更好"走出去",本文结合宏观风险和中观风险构建建筑业海外投资风险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赋权-改进Topsis法对"一带一路"合作61国的建筑业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分别分析风险的地理分布特点和风险特征聚类,根据研究结果为企业提出相应的投资建议。基于本文研究,希望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风险管理和我国建筑业海外市场拓展提供参考。

本文基于42个国家(地区)35个部门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结合WWZ方法对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分解,实证探究了知识生产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生产显著促进了出口增加值,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在知识生产提升出口增加值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生产显著促进被外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但对出口返销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同时,知识生产对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以及中间产品转运第三方国家增加值均呈现显著拉动效果。知识生产对出口增加值的溢出效应在不同学科之间、不同种类行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材料、生化遗传学科知识生产的溢出效应相对其余学科较强。门槛效应结果显示,知识生产在不同类型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中存在先增后减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应防止过度的知识产权产生"创新悖论"现象,并加快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为探究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通过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以及制造企业问卷调研数据研究探讨制造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组织惰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客户导向服务化相比,产品导向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U型关系更加平滑;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跨期效应,服务化持续时间越长,绩效增长越快;组织惰性对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U型关系起调节作用,且对客户导向服务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对于制造服务化的理论研究以及转型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

为明确资源型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或发展措施,实现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有效提升,加速"双碳"目标的实现进程,本文进行基于"双碳"目标的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从环境政策、组织与个体、网络组织3个层面展开,实证分析各层面驱动力及交互作用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实际影响。发现来自环境政策、组织与个体、网络组织3个层面的驱动力均会在相应程度上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推进产生正向影响,且此影响具有显著性;在环境政策和组织与个体层面的驱动力之间,有相应的增强型交互作用发挥出来,而与之相对应的,环境政策和网络组织之间的交互效应则体现出干扰性的特点,另外,在组织与个体和网络组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本文研究可以为资源型企业提供相应指导,明确今后为实现绿色创新与"双碳"目标所应做的工作。

本文基于2020年和2021年39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跟踪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创新型政府采购和创新券两种需求侧创新支持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创新型政府采购和创新券均具有显著的产出增量效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两种需求侧创新支持对小微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产出增量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创新型政府采购通过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投资及风险承担行为,创新券通过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投资及外部资源利用,最终促进了产出增量效应的形成。进一步组合效应检验发现,两种需求侧创新支持与加计扣除的组合具有正协同效应,而与创新基金的组合使用效果为无协同。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水平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实力上。为评估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以及"十八大"以来的变化趋势,本文采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区、市)有关工业企业创新的面板数据,运用DEA分析方法中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测算技术创新效率,并分省(区、市)、分地域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十八大"以来,全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各地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全国统一的技术大市场正在有序形成。同时发现,政策因素与外部市场环境是影响中国工业企业创新的主要变量,规模不经济仍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国企改革任重道远。

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而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央地关系、规范政府间竞争行为则是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2008~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多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通过扭曲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向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策略行为会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负向影响,而"为创新而竞争"则会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鉴于此,应通过优化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事权关系、培育主体税种、健全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等措施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切实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碳市场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与高耗能行业有着密切联系,研究碳市场对高耗能行业风险溢出,以及风险传染的路径,对于碳市场稳步推进高耗能行业转型,防范金融风险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TV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溢出指数分析碳市场与高耗能行业的动态联动性和风险传递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净配对溢出指数构造三阶段复杂网络,从网络视角分析不同时期碳市场与高耗能行业间的风险传染特征。实证结果表明,碳市场处于风险的净接收方,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国碳市场建立时期,对外溢出能力增强,碳市场与高耗能行业的风险传染网络更加紧密,风险传播能力增强。

本文基于1996~2021年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金融开放水平对能源安全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开放水平与能源安全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基于空间效应的分解检验发现,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邻国的能源安全指数从而形成邻国示范效应,但由于会在更大程度上显著降低本国的能源安全水平,所以总体效果是提升金融开放水平会显著降低能源安全。此外,本文还探讨了贸易开放程度对金融开放水平和能源安全指数的调节效应,以及金融风险指数和经济风险指数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贸易开放程度会降低由金融开放引起的能源风险,金融开放通过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影响能源安全。本文为金融开放背景下保障能源安全与防范能源风险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可持续发展要求日益束紧所导致的国际经营环境变化给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挑战,而ESG理念的出现可能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钥匙。为此,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基于商道融绿公布企业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ESG评级公布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ESG评级公布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机制分析表明:ESG评级公布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意愿,进而促进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评级公布对管理者短视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非国有企业研发国际化以及在发达国家进行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层面及企业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