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供应链管理是在供应链层面落实 “双碳”目标的具体举措。本文构建消费者价格参照效应下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模型，在考虑消费者参照价格的基础上，研究绿色供应链在传统零售渠道和网络直销渠道上的最优渠道定价和最优产品绿色度决策，并设计二部定价契约以促进制造商和零售商实现共赢，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分析消费者价格参照效应对双渠道绿色供应链最优渠道定价和最优产品绿色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传统零售渠道和网络直销渠道的消费者参照价格对两个渠道的最优定价和产品最优绿色度均有正向影响，而双渠道中考虑价格参照效应的产品需求价格敏感程度与最优渠道定价和产品最优绿色度存在负相关关系。通过应用二部定价契约这一协调机制可以实现双渠道绿色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共赢。

本文分析了一个二级供应链中零售商的低碳宣传问题，构建了一个制造商对零售商低碳宣传费用进行补贴的成本共担契约模型，通过引入拉格朗日函数K-T条件，得到最大低碳宣传水平和非最大宣传水平下的最优解和契约达成的有效区间，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两种情况下最优解及有效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成本共担契约能否达成取决于消费者低碳宣传敏感度和零售商的边际利润，零售商的边际利润较大时，可实现最大低碳宣传水平下的成本共担契约，零售商的边际利润较小时，可实现非最大低碳宣传水平下的成本共担契约；零售商最大低碳宣传水平下有效区间范围与低碳宣传成本系数以及最大低碳宣传水平负相关，与消费者低碳宣传敏感度以及制造商低碳产品边际利润正相关，零售商非最大宣传水平下则相反。最后通过MATLAB仿真模拟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对高技术企业比较明显。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激发企业绿色研发投入的动力，且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更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绿色研发投入推进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绿色研发投入在促进高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传导作用相对更大。

为分析碳配额分配方法对低碳供应链减排提升的影响，本文分别基于历史排放法和基准法两种碳配额分配方式构建碳减排费用不同承担模式的博弈模型，剖析两种不同碳配额分配方式下减排努力程度、单位产品零售价格、销售量和收益等的影响，研究主要得到：（1）历史排放法与基准法下，与零部件商和生产商仅一方提升碳减排减排努力程度相比，供应链上下游同时进行碳减排时碳减排努力程度、供应链上下游整体收益和销售量更高；（2）两种碳配额分配方式下，供应链上下游是否愿意提升碳减排努力程度与二者碳减排成本系数有关；（3）历史排放法下产品碳减排努力程度、零部件单位价格、单位产品零售价格和销售量均低于基准法。

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深度耦合、协调发展是 “双碳”背景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本文在梳理二者交互耦合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测度2010～2020年中国30省（区、市）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耦合协调度呈东高西低、东快西慢的分布格局，结构由 “金字塔”型转变为 “橄榄”型，中间水平省（区、市）占主导；基尼系数呈加速增长的 “J”型趋势，总体差异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区域内>超变密度；（2）耦合协调度呈空间正相关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高-高集聚出现在长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省（区、市）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3）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更新了基于传统马尔科夫链的研究结论：状态演进不仅存在 “锁定”效应，还会受到邻近地区的 “空间拖拽”，表现出 “俱乐部趋同”现象。应强化空间治理，完善耦合协调发展的溢出通道建设，更好地实现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有效结合。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地，沪深港通通过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因而存在沪深港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司治理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沪深港通对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初始生产率较高企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探索发现，沪深港通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发现对继续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均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趋势加剧，VUCA特征日益加重，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组织冗余对中国企业推进技术创新与存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中国2013～2020年35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创新绩效与组织冗余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绩效与组织冗余之间呈现U型关系；高度垄断市场与过度竞争市场中，虽然创新绩效与组织冗余之间仍然保持U型关系，但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的突变点右移，阈值提高，所需的冗余资源量大幅度增加，影响企业创新动机并挫伤创新动力。只有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相互补位，弥补市场失灵，方能真正突破创新约束，实现组织冗余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支撑作用。

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和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2）相比于未认定的企业，通过认定政策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并享受税收优惠，其对认定企业生产率和绩效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大；（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具有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生产率和绩效提升；（4）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增加企业外部融资和创新人才，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对制定和完善精准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以更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高水平的企业韧性对宏观经济增长以及微观企业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企业韧性内涵和测量方式的梳理，结合中国企业发展的现状，重新定义企业韧性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4种视角选取防御能力、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成长能力全过程展现企业能力，运用熵权法构建企业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韧性发展不平衡，行业之间的韧性差异较大，企业韧性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息息相关；进一步对企业韧性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以及非污染企业的企业韧性较强。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韧性、促进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指引，也为后期研究企业韧性奠定了基础。

本文基于2002～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独立董事网络，并量化了独立董事网络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网络结构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直接影响，以及地理邻近性在独立董事网络结构特征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都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理邻近性在中心度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结构洞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展能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替换核心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区域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皆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幅度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此外，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也存在差异影响，体现为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贸易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而推动出口产品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2011～2020年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从3个维度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实证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工业机器人应用程度差异性来看，应用程度较低的行业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线性关系，而应用程度较高的行业两者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从技术水平差异性来看，低技术制造业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特征。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中技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阻碍高技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推进，智能技术成为促进制造业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选取我国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智能化对我国各地区制造业出口贸易质量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智能化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2）从智能化维度看，智能基础设施、智能投入和市场效益对制造业出口贸易质量的促进作用较大，智能技术应用程度有待加深；从地区维度来看，中部智能化对制造业出口贸易质量的影响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3）智能化通过改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推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出口贸易质量产生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我国30省（区、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产业集中度、区位熵和Moran's I指数测算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并分析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我国数字经济产业、数字经济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服务业的集中度均属于极高寡占型，领先省（区、市）均是东部地区，空间分布差异明显；（2）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呈 “东部>中部>东北>西部”趋势，且以重点省（区、市）为核心节点；而数字经济服务业集聚呈 “东部>东北>西部>中部”趋势；（3）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且不同时间、不同数字经济产业的空间关联性存在着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辐射作用和临近效应能够显著作用临近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空间集聚发展，也能够通过不同产业同时向中部省（区、市）辐射；而西部地区的辐射作用和临近效应并不显著。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规律，为引导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是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本文立足于中国财政体制失衡的典型事实，考察财政体制失衡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财政纵向失衡已经超过最优阈值，削弱了区域经济韧性；（2）财政横向失衡的 “越位”和 “缺位”，阻滞了区域经济韧性的强化；（3）财政横向失衡对财政纵向失衡具有同向放大器功能，通过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间接负面效应；（4）经济多元化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化水平提高和城市化推进能够更有效的分散外部冲击的风险，增强区域经济韧性。

2022年我国正式启动了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联盟，基于此，本文以2015～2021年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联盟的11个片区为研究对象，通过选取政府税收优惠、商贸流通水平、金融服务创新等5个指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联盟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在准确认知与客观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结果提出沿黄自贸区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有利于发挥其打造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开放新格局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测度工业产值、经济发展水平等样本数据，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模型，以济南片区为例深入考察营商环境的优化对黄河流域自贸试验区的影响效应，可进一步明确未来工作的着力点，为切实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