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渐近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能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平均而言，“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使得试点地区碳排放下降约12.31个百分点。异质性检验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降低碳排放的政策效果在东部地区、碳排放量高的地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降低碳排放的主要机制。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是目前世界各国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科学评价政策体系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依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推进“三步走”战略，选择2008～2020年间76项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作为样本，借助文本挖掘工具，运用内容分析法和PMC指数模型，从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着力点动态变迁及政策效能3个维度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型政策工具在政策体系中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但需求类政策工具较为薄弱；随着产业化进程的推进，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已从初期的差异化、中期的交替波动转换为现期的相对稳定状态，政策着力点呈现出从需求面到环境面、再到供给面的动态调整；产业化推进各阶段部分政策文件的涉及面及受体较为狭窄，且需要加强政策主体的协同合作。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正在全面推进“3060双碳”目标的实现，因此，探究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互动如何促进国内低碳发展尤为重要。本文对中国2005～2020年30个省（区、市）的碳福利绩效值和GVC／NVC嵌入度进行测算，然后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各地GVC、NVC嵌入对碳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的碳福利绩效呈现出“N”型波动态势，且空间上表现为非均衡分布；（2）各地GVC嵌入呈下降态势，NVC嵌入呈上升态势，且东部GVC嵌入度高于NVC，中、西部则相反；（3）嵌入GVC会显著提高本地碳福利绩效，同时对邻地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而嵌入NVC对本地碳福利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对邻地则显著为负。此外，GVC与NVC的互动对碳福利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4）价值链嵌入对碳福利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文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主要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以中国2007～2019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将产业结构多样化分解后发现，相关多样化对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无关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相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显著为正，在中部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在三大地区均不显著。无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只有在东部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为分析产业结构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煤炭是我国能源供给的主体品种，煤炭使用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双碳目标和能源保供给的双重约束下，煤炭减量化使用很迫切，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较大的压力。本文通过修正的等方差加权法测度我国30个省（区、市）煤炭减量化使用的压力。在全国层面的分析中，本文基于ARIMA模型与ARMA-EGARCH（1，1）模型，得到了煤炭减量化使用压力指数在2021～2035年有下降的趋势，且煤炭波动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的结论；在地区视角下的研究区域层面的分析中，本文基于ARIMA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得到了煤炭减量化使用压力指数的变化趋势存在地区间、地区与全国层面的异质性，在2014年后异质性逐步降低，在2021年后异质性变化将进一步平稳等结论。应坚持“先立后破”的能源转型思路，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煤炭减量化使用创造宽松的外部经济环境；要积极赋能煤资源型地区和煤炭企业进行自我转型，降低煤资源型地区的减煤压力。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相关数据，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收敛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以及区域差异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但区域“数字鸿沟”现象严重，呈现出东、中、西区域梯度式递减特征；省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演化不变”和“演化退步”两种类型，空间正相关性的省域数量大于空间负相关性的省域数量；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导因素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全国与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而西部地区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下存在绝对β收敛，不存在条件β收敛。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匹配对应的数字金融和数字化转型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2）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人才引进和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3）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的3个维度都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使用深度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企业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运用，对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大中型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外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抑制作用。因此提出：数字金融从广度朝深度的转变发展、完善数字技术的标准和规范、实现数字系统的产品化、扶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促进制造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引入新型城镇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新型城镇化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越大。

企业税收不确定性反映了企业在现行税收政策和制度下的纳税遵从成本。在数字经济强势发展的背景下，本文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有效降低了企业税收不确定性。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改善地区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 （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在衰退期企业和中部地区的企业更为显著；（4）企业低成本战略在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有助于企业管理层制定差异化的税收战略，缓解企业税收风险。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金融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新的应用环境，这对于促进实体企业增值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以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影子银行视角，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促进效应，并研究影子银行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且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内陆地区更为明显；影子银行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抑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提升。

面对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之间的落差，企业如何反应备受关注。本文从绩效反馈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利用2010～2021年上市制造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探讨不同期望绩效落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对外合作和机构关注两种信息不对称情境下的权变作用，研究发现：（1）不同期望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历史期望绩效落差带来负向影响，行业期望绩效落差带来正向影响；（2）对外合作程度强化了历史期望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3）机构关注度强化了行业期望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引导企业管理者有效利用内外部信息规划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本文通过对366家新创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以探索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创企业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和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规模不同的新创企业选择不同的创新生态系统模式会对其创新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揭示了资源阈值与新创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验证了“创新生态系统-动态能力-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并指出动态能力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企业年龄对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对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不仅需要产品制造过程的绿色化，也需要产品包装、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的绿色转型。本文基于两种补贴政策构建了由绿色制造商、绿色3PL（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以及零售商组成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发现：（1）不同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因对象而异，技术补贴更有助于提高物流绿色水平，价格补贴更有利于提升供应链各成员利润且满足一定条件时能实现物美价廉；（2）供应链成员能否取得极大利润受消费者偏好特征与绿色技术成本之间互动的影响；（3）消费者绿色偏好的增加不仅有利于提升绿色度和相应定价，也有助于提高供应链各成员的利润；绿色技术成本的降低也有相同效果。本文为绿色供应链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思路和方向，也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赋能公司治理升级和资本市场监管改革的新动能。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财务重述视角考察人工智能应用的公司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显著抑制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财务重述治理作用主要是通过强化内部控制有效性和市场信息促进效应而实现，并且财务重述行为的人工智能监管效用在代理问题较严重的公司中更显著。从人工智能赋能的外部支撑条件来看，良好的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人工智能对财务重述治理作用的发挥；最后基于地区异质性检验，人工智能应用对财务重述的治理作用在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财务重述视角拓展了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公司治理研究范式，并从智能化治理视角为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新证据，对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来有效完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等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如何冲击、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本文在理论上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分析了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运用PVAR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对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总体来看，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空间维度来看，各省（区、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正的空间相关性，重大突发事件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间接地传递给临近地区；（3）从时间维度来看，短期内重大突发事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长期影响相对微弱。最后，提出通过“冲击共生型”经济系统的构建，提升经济系统的抗冲击能力，保障经济高质量平稳健康发展。

本文测算了2003～2020年30个省（区、市）的包容性增长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Moran's I指数、σ收敛、空间β收敛等方法分析了包容性增长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和三大区域的包容性增长水平总体提升，但在2017年后大部分省（区、市）遇到瓶颈期。三大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大幅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全国和三大区域的包容性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β收敛特征。本文基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和中国的发展愿景，更新了研究视角和指标体系，使用空间模型进行了收敛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发展脉络和特征，对促进机会公平、推动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