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选择，对于重塑东北地区经济格局、构筑核心竞争优势意义重大。本文回溯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概括了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表征，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以新质生产力建设促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理论逻辑和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针对东北特色实践提出了数字经济时代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路径。本文既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脉络，也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东北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政策建议。

本文将数字经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三者置于统一框架，构建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权重矩阵，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呈现倒“N”型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实现“节能”与“减排”双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维度的检验发现，数字产业化通过数字产业在地区间的布局和对要素吸引力改变产业集聚程度影响碳排放强度；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各个行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通过能源强度影响碳排放强度。本文为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无疑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13~2022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并引入技术创新和碳减排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新型城镇化水平低的省(区、市)与中部地区提升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和碳减排是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传导机制；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因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呈现出先正后负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红利，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是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本文重点考察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细分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维度，其效果同样显著；(2)就机制而言，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至少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改善政府效率双渠道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和“一带一路”投资指南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的影响相对更显著。基于此，本文从构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能源效率提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四化”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1~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机制、特征和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及各维度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总体效应为正，其中产业数字化促进作用最强，且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门槛，呈现中间波动但总体促进的“N”型特征；(3)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能源效率，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跨越数字经济的第二个门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提升的共赢。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企业2011~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动态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动态网络能力显著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表现，支持方式包括知识共享与资源整合、协同创新与市场敏捷、创新文化与竞争力。进一步研究揭示，当企业女性高管数量达到关键阈值时，动态网络能力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研究结论为推动技术创新、完善性别配额制度与助力科技强国提供了经验启示与关键支持。

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有力支撑，也是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正向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且随着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驱动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传媒服务业和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能推动东、中部地区、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非国有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提出多管齐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路并进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因地制宜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希冀为提高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相关理论经验。

绿色科技创新是助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绿色科技创新的发展离不开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支撑和引导，近年来各地纷纷被批准设立示范区，这一举措是否能促进中国城市绿色科技创新尚不得而知。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示范区设立这一准自然试验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选取增加控制变量、反事实检验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行滞后性探索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1)示范区设立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此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3)异质性分析表明示范区设立对不同地区城市绿色科技创新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创新水平较高地区的绿色科技创新有显著影响，对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城市绿色科技创新效果不明显。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企业数字化是重要的赋能手段。本文以1999~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其技术核心指数进行测度，识别筛选关键核心技术，并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揭示其异质性特征、作用机制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技术核心指数均值和关键核心技术数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企业间分布不均衡；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存在规模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异质性；企业数字化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赋能作用通过影响研发要素投入实现，并受企业研发与运营经验的调节。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是兑现双碳目标承诺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06~2021年我国2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并进一步揭示了该效应的异质性表现和空间衰变规律。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推动试点地区减污降碳水平的提升，且其效应总体呈现出动态增强趋势；(2)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是上述影响发挥的3条内在机制；(3)智慧城市建设对减污降碳水平的提升效应仅显著存在于东部、大规模、非资源型以及人力、财力和物力优势较强的地区；(4)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带动周围地区减污降碳水平的协同提升，表现为在距离试点城市100千米的空间范围内，该效应显著且逐渐衰减。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持续高效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对碳市场有效性进行测度、把握碳市场运行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碳交易机制优化和效率提升。本文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及8个区域试点碳市场为研究对象，以2021年7月16日至2023年6月16日碳配额成交均价为样本，运用结构突变检验法与重标极差分析法对各个碳市场整体与阶段运行效率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全国碳市场整体运行效率偏低，仅第一阶段达到了弱式有效水平；在区域试点碳市场中北京碳市场达到弱式有效，若考虑结构突变点时，则上海、广东、湖北、深圳和重庆碳市场达到阶段性弱式有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全国碳市场有效性较低的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生存分析模型，从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对供应链韧性进行量化分析，探究国际化程度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并考察供应链结构中的供应商复杂性和顾客复杂性对国际化程度与供应链韧性之间的调节效应。通过对126家上市汽车零部件企业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在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方面均表现不佳；而供应商复杂性能够作为一种有效措施提高供应链抵御能力；顾客复杂性对供应链抵御能力具有负向影响；同时，两方面复杂性对供应链韧性中的恢复能力调节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对于民营企业，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供应链抵抗能力造成了更明显的负向影响。

在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履行自愿披露碳信息的义务。基于此，本文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董责险通过最大诚信原则的保险文化、保险公司的持续监督和自发传递积极的信号，提高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机制上，董责险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影响碳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地，当上市公司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处于非低碳试点城市、市场化程度高时，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为构建更完善的保险服务体系、深化绿色低碳转型的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ESG表现日益受到关注，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是否会影响企业ESG表现？本文选取2010~2022年上市企业年报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促进了企业ESG表现；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企业成本的渠道影响企业ESG表现，其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中间消耗成本和税费成本，有助于企业ESG表现，也会增加企业资本成本和其他成本，进而抑制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规模、盈利企业的ESG表现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表现存在倒U型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极值前后对企业各项成本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据此，本文提出促进企业ESG表现的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配置能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立足高管和组织层面能力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108家物流企业为样本，运用必要条件分析法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高管领导能力(高管社会资本、高管人力资本、高管认知)和组织成长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个能力并非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提高吸收能力对高水平数字化转型起到普适的作用；实现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充分条件是不同能力的协同匹配，但不要求每个能力均处于高水平状态；存在3条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S1a、S1b、S2)和3条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NS1、NS2、NS3)，且高水平与非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是非对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