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产业链现代化是党中央的重大谋划和战略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任务。关于如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1）本文从多个方面寻找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因素； （2）利用随机森林模型识别各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程度，找出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较大的要素； （3）利用偏效应模型揭示不同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效应，探究各地区如何依据自身状况找到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 （1）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要素包括社会需求、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资源禀赋4个部分； （2）不同要素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边际贡献处于不同阶段，科技创新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最大，资源禀赋对产业链现代化的贡献最小； （3）不同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投入要素的发展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产业链现代化进入最优区间的路径不尽相同。

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5个内涵特征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客观赋权法对2011 ～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考察了全国及四大区域现代化水平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结构来源。研究发现：全国现代化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区域现代化水平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及东北部最低；核密度曲线从三峰变为两峰，地区极化现象明显减弱；全国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造成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人口规模差异是全国现代化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文明协调、共同富裕差异的贡献也相对较大，而和平发展差异是最小来源，各维度差异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

本文构建了长三角城市群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双维测度指标体系，并探究其空间差异、动态演进规律及创新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双维综合指数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绿色维度的提升对整体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区域差异主要由组间差异导致；政府和市场环境因素是提升发展水平的关键中介因素。基于此，建议加强长三角城市群间的工业合作、推进绿色协同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并注重创新环境的建设，以精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加快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是中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3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指标测度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2011～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密度估计法以及Moran's I全面探究并验证了新质生产力对不同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的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相比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占新质生产力比重更大。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洼地，并且地区内新质生产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与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且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促进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本文为如何捕捉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化特征以及生产关系如何更好的引导新质生产力能效发挥提供了参考。

本文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考察了企业ESG履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技术创新资源投入、资源约束、市场关注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以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 （1）企业ESG履责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对企业创新有着“提质增效”的重要作用； （2）企业ESG履责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资源投入，缓解资源约束，提升市场关注，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与创新效率的显著提升，资源投入、资源约束、市场关注在ESG履责对企业创新“提质增效”作用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3）数字化转型能够调节ESG履责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提质增效”作用，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ESG履责越能促进创新质量与创新效率的提升。

企业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财务排斥是阻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而金融科技的发展为缓解这种财务排斥提供了新型工具。本文基于金融科技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在发展水平的双重视角，从企业融资的外部约束和内部能力的双层渠道，探究了融资渠道在金融科技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部金融科技发展环境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而内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作用渠道是提升企业内部融资能力。

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董事网络中心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知识溢出在董事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均发挥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企业应该合理构建董事网络关系；优化董事网络结构，适度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决策质量。

在逆全球化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针对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行为的离散现象，本文以期望差距为切入点，构建了期望差距与母国市场卷入的理论框架，认为期望差距导致了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差异化的母国市场卷入行为。基于以上逻辑，本文通过对2009～2022年中国外向型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期望落差与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呈U型关系；在制度距离比较大、母国市场潜力更高或政治关联程度更强的企业中，期望落差对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都将增强。异质性检验发现：期望落差与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关系在母国行业垄断程度较低、企业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更显著。本文的发现丰富了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双循环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发展生态经济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经济发展道路的三重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经济发展道路继承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促进了生态价值观的现代转换；中国不断研发环保技术，建立了较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环保资金的管理，保障了生态经济发展；中国不断发展低碳经济，推动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推动绿色消费和供应链，推动了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宣传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加强科技与制度对生态经济的支撑，促进生态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 （1） 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2） 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 （3） 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我国各省（区、市）2003～2022年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碳试点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发现在2013～2022年间，碳试点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纯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提升，规模效率提升的贡献相对较低。具体的，在2013～2022年间，纯技术效率、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所作的平均贡献分别为56.8%、36.9%和6.3%。但是从变化趋势来看，近年来碳试点地区依赖于纯技术效率提升和纯技术进步实现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规模效率提升所发挥的作用在稳步增强，在2019～2022年、2020～2022年以及2021～2022年3个样本期内，规模效率提升所作的平均贡献均超过了20%，未来碳试点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将愈发依托规模效率改善的增长模式。

伴随低碳经济发展，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逐步成为企业缓解环境规制高压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2005～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该结论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由机制检验可知，低碳试点政策通过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金融发展推动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完善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因企制宜”出台扶持政策、强化绿色金融支持力度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助益。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化、智能化是引领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从数字化和智能化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数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 ～202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智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智经济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共同富裕。在区域经济发达程度较低时，数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妨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但这种抑制效果将进一步削弱，直到区域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数智经济发展才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同时，数智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高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因此，各地区应加快数智经济发展进度，使数智经济的建设更有效地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

稳定的客户关系是维系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本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升客户关系稳定度，增强客户黏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链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增强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程度来提升客户关系稳定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的提升效应主要见诸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以及市场竞争更激烈的行业。拓展性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有持续性影响。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和促进供应关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经验参考和启示意义。

本文就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以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为因变量，数字化转型为自变量，企业规模、企业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程度、资产负债率、创新氛围、政府支持为控制变量，通过多重共线性分析、回归分析、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验证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不同行业类型的工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线性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U型。在此基础上，为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分别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