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渠道主要是加剧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不是缩减产出规模，同时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2）该政策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深化过程对劳动生产率也会产生影响；（3）绿色信贷在市场集中度更高以及技术偏向较低的企业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企业更强的偿债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本文为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分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明晰碳价影响因素网络变化，有助于发现中国碳市场现阶段的主要风险源及风险传染特征，对维持碳价稳定与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本文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构建了含有20个指标的碳价影响因素风险网络。首先通过网络拓扑性质，识别关键性指标，分析网络结构，然后利用k-core算法对网络进行分层分析及传播动力学分析，最后运用最小树形图筛选网络连边，分析指标间的风险传染路径。结果表明：全国碳市场运行后，国际碳价与国外经济形势处于风险网络的核心位置，有着较强的风险传染能力；网络整体风险传染能力减弱，风险传染范围变窄，传染速度变慢；网络的层次变浅，风险更易感知；利率与汇率中介作用显著减弱，而中国大庆原油现货价格有着较强的中介作用。

碳市场的建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分析碳市场与化石能源市场间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规避碳金融风险，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家气候战略目标。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我国8个碳试点价格集成，明确试点阶段我国碳市场的整体发展规律，并通过VAR-GARCH-BEKK模型，进一步探究了全国统一碳市场建立前后碳市场与化石能源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试点阶段碳市场与各类化石能源市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单向均值溢出效应。然而，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初期，仅有部分发电行业参与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碳市场与化石能源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造成了二者之间均值溢出效应的下降。此外，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加剧了碳市场和化石能源市场间的风险传染，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政策体系，保障碳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对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城市碳强度和提升碳全要素生产率；（2）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碳强度的降低，同时也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非资源型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创新效应和监管效应等途径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4）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排放改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能够实现环境红利和社会福利相容发展。因此，稳步扩大试点政策范围，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和推进区域协同是实现绿色低碳的重要保障。

环境保护税作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环境保护税法》的施行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使得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升9.51％，且这种促进效果大致呈上升趋势，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区域和企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及强环境规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环境保护税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ESG表现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论既完善了环境保护税在经济红利方面的评估研究，又为中国进一步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境数据流动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催生各地区构建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RCEP成为我国首个纳入放松跨境数据流动和限制数据本地化条款的区域贸易协议，标志着我国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上放松了对数据跨境流转的限制。然而政策层面上支持数据跨境流动是否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当前学者鲜有涉猎。本文以RCEP的签订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广义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合规成本和生产效率两个渠道量化跨境数据流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数据流动显著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大于策略性创新，而管理层拥有ＩT背景、企业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创新溢出；机制分析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来增强企业创新产出和效率，但是通过企业合规成本渠道只能提高创新产出而不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本文首次利用广义双重差分方法测算跨境数据流动的创新溢出效应，为我国未来制定更高标准的数据流动规则以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政策参考。

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以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检验实证研究。具体地，运用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以企业技术创新为被解释变量，数字金融为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程度为调节变量，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为中介变量，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年限、企业成长性、高管激励、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调节作用检验、中介效应检验、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验证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对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强；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对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和成熟期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显著。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分别从政府层面、金融监管部门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以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分为信息环境、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并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影响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信息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业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产出，为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高技术企业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解决中国科技“卡脖子难题”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TOE框架，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技术、组织和环境对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的多重联动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协同创新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高企业协同创新的组态包括“要素聚合型”、“自我发展型”和“内外协同型”3条；同时目前中国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发展较为均衡，而在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失调。因此，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强化要素协同，推进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要素互动与流通；创新技术平台，赋能低协同创新企业共享资源和技术成果；利用区位优势，助推企业协同创新和区域合作互促互进。

本文选取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供应链关系型交易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供应链关系型交易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而这一效果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和加剧经营风险两条路径得以实现。上述二者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在重污染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作用效果更明显，而相较于客户来说，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对绿色创新危害性更大，且供应链关系型交易对绿色实质创新更具消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与分析师关注负向调节了供应链关系型交易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缓解了供应链关系型交易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更为发展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环境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近些年愈发受到上市公司的关注，但对其市场的影响尚未有明确结论。本文以2004~2022年沪深股市发布的2948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研究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方法构建计量模型估计协议对发布公司股票市场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协议发布的不同事件窗口期，发布公司股票总体取得显著为正的累积特异收益率，且随与协议发布时点的间隔呈倒U形状；（2）协议的影响具有公司规模和交易对象差异性，小市值公司、交易对象同为企业的公司获得更高累积特异收益率；（3）协议内容与行业类型产生交互影响，从事公用事业的公司获得更高累积特异收益率，产业链协调、项目建设开发、股权投融资领域的协议因行业不同带来差异化的累积特异收益率。研究结论揭示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发布公司股票市场表现的规律性特征，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提供借鉴。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创新投入的内在机理，解释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以拓展战略性慈善行为推动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促进创新投入；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发挥中介作用；CEO二元性、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和股权制衡度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促进作用。本文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从伦理层面拓展到战略层面，为企业数字化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和创新战略的协同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时期创新发展不能再只重数量，我国应重视发展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实质性创新”。本文选取1991~2022年我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省级主要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表明：（1）省委书记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省委书记变更通过负向作用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进而抑制了地区实质性创新；（3）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学历和企业工作经历在省委书记变更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用；东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比中西部省份更显著，且影响效果在不同时期随着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加深而不断提高。

高铁直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城市间要素流动，推进城市间知识溢出水平的提升，促进城市进一步发展。然而，高铁是否能够缩小城市间知识溢出差距、带动沿线城市均衡化发展仍然值得探讨。本文利用2003~2022年高铁直通和专利引用数据，构造包含80940个城市对的面板数据，考察城市间高铁直通对城市间知识溢出差距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直通扩大了城市间知识溢出差距，知识向高发展水平城市净流出，知识要素分布的不均衡性加剧。高铁直通对知识溢出差距的影响在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和经济距离、不同城市群中的城市对中存在差异。本文为进一步完善高铁网络、缩小城市间知识溢出差距、促进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