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生产力蝶变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重点产业全链条数智化改造升级的核心动力,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种计量模型,对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可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正向促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南方地区、小规模产业地区中,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本文以2011~202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深层逻辑,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满足了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条件;(2)不同特征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异质性,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有利于提升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企业、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这有助于企业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并助力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3)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两个渠道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底层支撑,而管理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文立足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视角,在系统梳理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利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可显著推动共同富裕,该结论经过诸多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科技创新水平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根植于此,提出应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差异战略,加快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在我国各地区的水平和差异状况对于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0个省(区、市)2012~2022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基尼系数分解结果显示,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整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本文还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演变特征,发现区域间生产力水平差异正在缩小,表明我国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进一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发展,本文提出了加强科技创新支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注重人才培养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绿色生产力,是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考察新质生产力对碳福利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提升碳福利绩效,且该影响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制度环境良好地区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间接实现碳福利绩效增长;调节效应检验显示,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向调节了新质生产力对碳福利绩效的影响。因此,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逻辑支撑。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步释放绿色福利效应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和必然选择。随着全球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成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实体经济及其交互作用对绿色福利效应的直接及空间溢出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交互作用促进了本地及邻近地区绿色福利效应,而实体经济抑制了本地及邻近地区绿色福利效应;在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中等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绿色福利效应并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本文研究结果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以释放绿色福利效应提供参考。

提高重污染企业ESG表现是实现我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来源。从本质上讲,ESG能有效衡量企业绿色转型的程度,绿色税制改革会降低企业成本,进而促使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基于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权益资本成本和债权融资成本,进而提升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绿色税制改革对重污染企业ESG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区法治环境好的企业中更为突出;绿色税制改革能够通过提升企业ESG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绩效,降低其短债长用与破产风险。这些结果表明,绿色税制改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助推重污染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拓展了绿色税制改革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并从企业成本视角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提升绿色发展韧性是中国制造业面对动荡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采用敏感性指数法测算制造企业绿色发展韧性,利用核密度分布与马尔科夫链法评估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韧性的动态趋势与收敛状态。结果发现:(1)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处于"发展水平与发展韧性"双重下降时期。其中,绿色发展水平下降态势趋缓,绿色发展韧性则经历了"上升→下降"、"正向→负向"阶段转变;(2)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绿色发展水平变化的主导力量,传统制造业在绿色发展韧性变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3)根据绿色发展韧性的马尔科夫链结果,低水平和高水平的状态锁定概率较高,状态跃迁与状态退化主要发生在相邻状态间。制造业中收敛于高水平与较高水平类型企业占半数左右,其中,传统制造业为55%,高端装备制造业为45%。研究结论可为我国制造业促进绿色发展韧性提升和高效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依托于数字化技术携带的环保效应不仅直接影响碳排放,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影响区域碳减排绩效。本文基于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STIRPAT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碳减排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区碳减排;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可显著提高周边区域碳减排绩效,产生明显碳减排治理空间溢出效应;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区域,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绩效的提升效果最为突出。

减税降费是中国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维护全局经济稳定的重要政策手段,但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借"、"用"、"还"3个环节的风险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5~202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减税降费规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长速度将显著降低。同时,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速也将被遏制。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平台经济逐渐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模式,其特性为实体经济的增长赋予了新的动能。本文采用2012~2022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平台经济是否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实证结果表明,平台经济能够显著地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数字普惠金融和财政分权度均能强化平台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上述因素在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当前我国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2004~2023年30个省(区、市)经济面板数据为对象,实证分析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其中,以经济增长水平为因变量,以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为自变量,以劳动力质量为调节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创新环境为控制变量,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回归分析、异质性检验,验证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质量在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调节作用。通过劳动力质量的调节,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明显减弱;从区域影响看,东部、中部、西部3个不同区域的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相同,均表现出显著抑制作用,且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增加,抑制作用增大;加大外商直接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创业环境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要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避免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三方面措施:建设开放的资本要素市场,提高外资直接投资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协同发展;加大创新投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快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不同区域资本要素的流动。

我国正值数字化转型和推进共同富裕的交叠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缓解"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在阐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共同富裕二者理论关系的基础上,以2011~2020年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共同富裕存在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移动通信基站、互联网宽带基础设施、5G基站、超大型和大型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程度依次递减。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流动助推共同富裕,其影响效应在非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内部城市更明显。研究为新一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布局,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借鉴意义。

建设贸易强国需以技术创新增强出口竞争优势。本文使用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出口企业数据,考察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企业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企业创新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创新质量的中介作用比创新数量大;异质性分析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及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中介作用显著存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增强,且创新数量的中介作用大幅下降,创新质量的中介作用大幅上升。拓展分析发现,银行的业务与战略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本文丰富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对提升我国出口竞争力有重要启示。

在科技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关键议题。本文采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战略激进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战略激进度越高,技术创新成果越丰富,且主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渠道机制实现。此外,以饮酒文化为代表的关系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分别在战略激进度影响技术创新中产生负向、正向调节作用。拓展研究发现,战略激进度对技术创新质量提升效果相对弱化。本文研究结论为管理者决策、激励技术创新与培育高价值专利提供新的思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18年《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供应链数字化的落地与实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下为企业持续绿色创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双重差分法和调节中介模型,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分析了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可以有效提升企业持续绿色创新水平,经过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横向上,供应链数字化有助于规模较大、国有、经营能力较强、股权结构存在关联的企业提高其持续绿色创新水平,纵向上,在制造业、高科技行业、非重污染行业和非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试点政策的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规模在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结论有助于拓宽微观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在持续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为政府加快供应链智慧转型升级、助力企业持续绿色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